斯蒂芬·金的恐怖/惊悚/奇幻/悬疑小说《它》

　　这部书已经问世多年，拍过电影，2017年还要翻拍一部新电影。它已经是美国(大众)文学的经典，对它的解读也汗牛充栋，比如从心理学、童年等角度来阐释。我的路数可能比较奇怪，我还是愿意把它当成一部狄更斯式的社会批判小说来理解，《它》是相当高明的经过“伪装”的社会批判小说。

　　按照我的理解，金其实在本书里做了两件事情。一、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写作宗旨/文学纲领：社会批判小说应当是什么样的。二、他成功地践行了这个宗旨，成果就是本书，或者可以说他给了大家一个很好的范文。

　　“六通电话”那一章里写人到中年的主人公威廉·邓布洛春风得意的生活：他是名利双收的畅销书作家，娶了美丽的大明星。也交待了他是怎样成为作家的：不是像迪亚斯那样听从前女友的谆谆教导，而是因为在大学写作课上受到的刺激。和金一样，邓布洛是个恐怖小说作家。我们是否能视他为金的传声筒、代言人?我们也许会觉得，那个在大学写作课上备受打击的一心想当作家的青年，身上有金自己的影子?

　　我觉得整部小说最核心的地方就在一百十二到一百十四页(湖南文艺出版社/博集天卷，2017年，穆卓芸译)，也就是邓布洛的大学写作课。邓布洛在1957年是十一岁，那么他上大学时刚好赶上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不足为奇的是，在一般来讲倾向左翼的大学校园，他的写作课充满“政治正确”的气氛，稚气未脱、抱有理想主义(或者说中二病)的大学生高声疾呼，声讨资本主义、战争、性别歧视等社会不公：

　　班上有一个女同学很崇拜乔伊斯·卡罗尔·欧茨，但又觉得欧茨在性别歧视的社会中长大，因此“文字辐射量”很高。她说欧茨写不出纯净的作品，但她做得到。还有一个又矮又肥的研究生，讲话总像在喃喃自语，不晓得是不能还是不想好好说话。那家伙写过一个剧本，里面有十二个角色，每个人的台词只有一个字，观众看到最后才会发现那十二个字连起来是“战争是沙猪军火贩子的工具”。

　　通过金略带(善意)的挖苦笔调，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些大学生的高度政治化的话语，充其量不过是迪亚斯说的“喊口号”而已。而且他们在安全的大学校园之外，除了“喊口号”，还做过什么努力去改变社会?我们不知道。

　　而且那种政治化，有时到了滑稽的地步。“抽大麻，随身挂着和平标志”但没有发表过像样作品的老师给邓布洛一篇科幻小说的评语居然是：“异形反击象征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而我特别喜欢‘针鼻’宇宙飞船影射社会性别意识入侵的桥段。”“一位脸色发黄的女同学写了一篇短文，描述一头牛在荒原(可能是核战后，也可能不是)审视一台废弃引擎。全班讨论了整整七十分钟，那个女同学夹着云斯顿烟一根接一根地抽，不时挤一挤太阳穴的青春痘，一边坚持她的短文是模仿奥威尔早期的风格写的，目的在于描述社会政治现状。”

　　金借助邓布洛之口，也借助这种生动风趣的讽刺漫画脸谱，对这种象牙塔的、脱离实际的“政治口号”作了反思。文学难道就是喊政治口号吗?“小说为什么一定要和社会有关?政治……文化……历史，这些元素不是只要把故事说好就自然会呈现吗?……难道就不能让故事只是故事吗?”

　　这句话可以说就是金的写作宗旨。如果把文学当成政治宣传工具，那实在是对文学的侮辱和贬低。而在金的故事里，“政治……文化……历史”这些元素的确是“把故事说好就自然会呈现”的。金足够高明，不会去面红耳赤地直接斥责社会问题，而是用一个精彩的故事把他的主题包裹起来。他没有直接抨击邪恶，而是写了个超自然的恐怖故事，不是因为他不想抨击邪恶，恰恰是因为他太想了。

　　他笔下的德里镇，可以说是整个美国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黑暗面的代表。这里有形形色色的小罪和巨恶，如学校霸凌，对生理缺陷(口吃、肥胖、近视)的歧视，对女性的歧视，对同性恋者的歧视，家庭暴力(父亲殴打孩子、丈夫殴打妻子)，种族歧视(对黑人、犹太人的敌视乃至暴力攻击)，私刑(类似于3K党的白人至上组织纵火烧死黑人，市民私刑处死逃犯)，对工会与社会主义者的暴力攻击，道貌岸然的富人为富不仁，林林总总，以及最最可怕的是，普通人对罪恶视而不见，乃至纵容和姑息罪恶。与凡人造的孽相比，来自宇宙洪荒的超自然邪恶力量“它”相形见绌。无论“它”化身为小丑、狼人、僵尸还是蜘蛛，我觉得“它”一点都不恐怖。真正恐怖的，是人类漫不经心、坦然镇静地对自己的同胞犯下的罪恶。所以，“它”可以说是人性恶的象征。那么，悲观地讲，“它”是不会死的。

　　在七个小伙伴结队打怪兽的惊悚故事表象之下，金实际上在声讨人类社会自己的恶。要看清这恶，不需要搜寻什么超自然力量，这恶就在我们身边。金的声讨，不是哈罗德·布鲁姆所云的推崇政治正确、忽视文学审美价值的象牙塔文学批评“怨恨学派”的空喊口号，而是巧妙地借助了一个本身扣人心弦的故事。这是社会批评文学的很高境界。这部恐怖小说貌似“缺乏政治觉悟”，但实际上比近几十年来批评界钟爱的那种政治正确小说要政治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