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顶三尺》：赵宏兴的两重世界

　　本文以此为题，是受收入这部集子中的短篇《春子的两重世界》启发。小说记叙一个文学青年在创作一篇题为《在城市的灰色地带》的小说时，游走于记忆与现实、乡村与城市、对前女友的思念和与现女友交欢的两重世界，寄寓了关于理想与生活、情感与肉体交织又背离的思考。而《头顶三尺》中的十余篇什，也用两重笔墨勾画出两重世界：一重世界泥土气息浓郁，承继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根脉，依然书写着“老中国的儿女”的人生遭际，呈现了人物命运背后的人性反思和风俗变迁，表达了对鲁迅的继承和致敬。另一重世界则带着现代派气息，多用意识流技法和诗化文字，楔入人物(或叙事者)的心理和梦境，探究隐秘的欲望，寄寓细微的文思，是文人气的夫子自道。显然，前者比后者的艺术创造要高明。

　　“老中国的儿女”是茅盾在《鲁迅论》中对鲁迅大部分小说所写人物的评价。他指出，《呐喊》《彷徨》除了少数几篇外，大都是描写“老中国的儿女的思想和生活”，他(她)们代表着大多数的中国人。在孔乙己、闰土、祥林嫂、阿Q等的灵魂上，“负着几千年的传统的重担子，他们的面目是可憎的，他们的生活是可以咒诅的，然而你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存在，并且不能不懔懔地反省自己的灵魂究竟已否完全脱卸了几千年传统的重担。”茅盾还强调，“老中国”并不含有“已经过去”的意思，他作出预言：“我们在今日依然随时随处可以遇见，并且以后一定还会常常遇见。”一个世纪过去了，在赵宏兴笔下的乡土世界中，这些“老中国的儿女”依然鲜活，依然上演着让中国人感同身受、爱恨交织的人生悲喜剧，其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无疑是父亲的形象，他让人不禁想到鲁迅笔下的闰土。

　　《头顶三尺》集中的多部中短篇，脱胎于此前的长篇小说《父亲和他的兄弟》，它们通过不同的视角，撷取不同的生活场景，展现父亲与小叔的各种冲突，既能相互关联，又可单独成篇。《头顶三尺》从父亲残缺的手掌展开回忆，讲述父亲师从舅爷，学会挂面手艺后，家庭生活和兄弟关系的起伏跌宕。《伙牛》和《父亲的土地》以包产到户为背景，展现父亲和小叔等人合伙使用耕牛、及换地建房中的曲折过程。《耳光》以父亲向小叔筹借小妹的学费、转眼被强行逼债、导致小妹失学的始末，着笔农民子女求学艰难的主题，呈现了令人齿冷的人心凉薄、亲情撕裂。看似从容、平淡的故事讲述，让人生的种种困顿和兄弟反目的种种不协一一呈现。是什么导致这些苦楚?《故乡》中的成年闰土，是因为“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磨难，“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头顶三尺》中父亲的生活悲剧、亲情悲剧，很大程度上，也是特定年代的“多子”“饥荒”及贫困所致，是闰土般“老中国的儿女”苦难生活和不幸命运的延续。赵宏兴所塑造的父亲形象，善良而懦弱，坚韧而退让，勤劳而沉默，也带有闰土式“老中国的儿女”的特有秉性，所以激起了许多读者的共鸣。

　　然而，赵宏兴笔下的父亲，毕竟不是“辛苦麻木而生活”的闰土。多个故事中，父亲还曾有“生产队会计”“供销社工作”的身份和经历，叙事者赋予其“知识分子的臭架子”的孤傲，让他在饱受生活的打击、亲情的伤害中，呈现“中国农耕社会里底层的人性”的光辉。不过，父亲身上的人性光辉，不是出于文人自矜式的清高，而是源自“老中国”代代传承的民间伦理和道德信仰，正如文集首篇《头顶三尺》的命意，就是“头顶三尺有神明”。学习挂面手艺时，舅爷特别嘱托父亲，手艺人要有敬畏感，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因为每个人头顶都有菩萨看着：“恶人有恶菩萨看着，善人有善菩萨看着，恶菩萨治恶人，善菩萨保佑善人，这样世道才公平”。叙事者还不厌其烦地借舅爷之口，引述了众多民间俗语：“白酒红人面，黄金黑人心。为人本分守清贫，不义之财不可亲。一毛不拔，一钱如命，两脚一伸，干干净净。雷打三世冤，善恶自分明。不做贼，心不惊，不吃鱼，嘴不腥……”舅爷说，这些规矩也是师傅教的。代代传承的民间伦理和道德信仰，让父亲在学习挂面手艺时，心存敬畏、精益求精、不欺暗室。当得知小叔卖面时压秤，坑死童养媳的真相后，父亲宁可让家人挨饿，甚至自残右手、废掉挂面手艺，也要为枉死的生命赎罪，最终完成心灵的救赎。《伙牛》中，即便遭遇小叔的阴损算计、冷酷伤害，看到小叔的地没犁完，父亲还是以德报怨，主动用大黑牯帮小叔犁地。虽然小叔一次次毫不留情的伤害，让他不止一次地痛苦喊出“我和你不是一个妈养的”，但看到小叔用俗称“铁牛”的小手扶代替耕牛，父亲远远看着，“心里有了点宽慰”。赵宏兴作品中的父亲形象，既取材于自己的父亲，又是所有“老中国”父亲的缩影。对于他们的人生创伤和生活之痛，作者充满了悲悯之情;对于他们的善良、勤劳、忍让、沉着、不争，作者又寄托了深沉热爱和由衷钦佩。这使得赵宏兴沿着鲁迅拓出的道路，在闰土们的后裔身上，发掘了中国乡土世界中，延续不绝的民间伦理、民间信仰的现代价值。也让鲁迅在《故乡》结尾中寄寓的“希望”，通过古风犹存的民族传统美德、民族传统精神的坚守和更生，得以实现。在《父亲的土地》结尾，经历了与小叔换地反反复复的被伤害，但始终坚守土地的老迈父亲，与同样老迈的村长笑谈自己叶落归根、回归土地的结局，其平和、欢喜的心情，是带有某种文化的象征意义的。

　　与父亲的形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小叔的形象。他自私、算计、冷漠、凉薄、油滑，毫不顾忌亲情。在他身上，人性之恶被放大呈现。这是作者刻意为之，即“把亲情扭曲着来写”，在纠缠不清、善恶互现的剧烈冲突中，造成一种反差鲜明的效果。赵宏兴自己说，对于亲情的丧失进行扭曲描写，“在扭曲里让它疼痛，让它流血，让它露出骨头”。在雨果式强烈的美丑对照原则下，作者希望“让父亲的人性在小叔的击打中，呈现出中国底层百姓坚韧、善良、多难的光芒。”让作者始料未及的是，作品发表后，有读者谈自己父辈兄弟失和的事，有的故事比创作还精彩，让作者惊诧“原来天下还真有许多这样的兄弟”。在中国乡土文学的发展长河中，人性之恶的不同侧面，散见于从鲁迅、许杰、沙汀，以及莫言、阎连科等诸多作家笔下的人物身上。不过，赵宏兴曾提及自己生活中，父亲和小叔关系并不是这样，小说人物还是创作成分占多些。他借用鲁迅的话说：“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拼凑起来的。”他将人性恶的种种侧面，集中于小叔一身，在极致书写中，反而接近了某种本质的真实。小叔，代表“老中国儿女”的另一面，也是“五四”以来中国乡土作家一直致力剖析、批判的“国民性”的一面。只是在《头顶三尺》的中短篇中，这种人性之恶似乎与生俱来，缺乏必要的因由和交代，有时逻辑上无法自洽，人性发掘的深刻性、人性反思的复杂性略显不足。

　　《头顶三尺》中，父亲和小叔间的兄弟恩怨、亲情扭曲贯穿的故事，始终见证着特定年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变换、乡土世界的风俗变迁。如《头顶三尺》中父亲的挂面生涯，以20世纪70年代初农村偷偷自发搞副业、生产队分红，及“割资本主义尾巴”为背景。而《伙牛》《父亲的土地》，则让1980年代的单干、分配生产资料和分田到户，成为推动故事发展、激化矛盾冲突、展现人性善恶的缘起。《父亲的土地》《耳光》让小叔外出打工，走上与父亲不同的人生道路，也植入土地抛荒、农村空心化等背景。因此，人物的故事和人性的冲突，就具备了一种小中见大的历史感，成为时代的某种观照。同时，具有地域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世态风俗人情，也在这些作品中不断穿插。如《头顶三尺》介绍当地面条的吃法时，民俗风味浓厚：“有两道名菜就是面条做的，如把面条和泥鳅一起烧，味道鲜美，叫泥鳅面;另一种把面条做成圆子，叫挂面圆子，蒸着吃，油炸了吃，都好吃。”而舅爷详细讲述了手艺人的“三苦”——“打铁撑船卖豆腐”，“三丑”——“剃头剔脚吹鼓手”，及“糖三作、酒半年，挂面师傅会放盐”的手艺谚语，也让民俗气息跃然纸上。又如《伙牛》中写到，农民要掌握与牛交流的几种语言，“切好”就是要牛靠边走，“较好”就是要牛小心点，“瓦住”就是要牛停下来，等等，“牛虽然不说话，但这几句话每头牛都听懂的。”令人读来生动可喜，民俗趣味盎然。在《伙牛》《父亲的土地》《退亲》中，如骟牛、做牛屎饼子、犁田技巧、车水、刻砖雕、定娃娃亲等细节描写，使得作品烙下了中国乡土、安徽民间独特的文化印迹，甚至有了些“非遗”的色彩。只是，这些古老的生产生活方式、乡土风俗民习，已在现代化的冲击下，随着“父亲们”的老去、年轻人的进城，纷纷消逝。在此，赵宏兴用田园牧歌式的笔调，表达了对这种消逝的叹惋。

　　赵宏兴描画的乡土世界，明显有对鲁迅的师承。在一次访谈中，赵宏兴自承：“我最初的阅读是从鲁迅开始的”。鲁迅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头顶三尺》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还处处见于对景物的勾画、对气氛的渲染上，其语言凝练、深致，细节生动，呈现奇异的对照。以下不妨略举几例。

　　如：鲁迅的《秋夜》描述了“奇怪而高”的“闪闪地睒着几十个星星的眼”的天空，还有用“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的枣树，让人印象深刻。《头顶三尺》中也有类似描写：“天空显得更加高远了，几颗树光秃秃的枝头，像剑一样指向天空。有稀疏的星星在湛蓝的天空上紧缩着光芒，快成为一小点了。”

　　如：舅爷带着父亲挂面时，清晨起床点灯的情景是：“他划了一根火柴把火点亮，刚点的油灯还是昏暗的，但越烧越亮，一团硕大的光环渐渐笼罩了土屋。”这样的写法似乎是对鲁迅的《药》的借鉴：“华老栓忽然坐起身，擦着火柴，点上遍身油腻的灯盏，茶馆的两间屋子里，便弥满了青白的光。”

　　如：小叔卖面时通过压秤，坑了一个用麦子换面的童养媳，后者遭责骂自尽身亡。在良心的自我谴责中，小叔出现了这样的幻觉：“经常从深夜里惊醒，就听见窗外黑色的夜里有一只鸟在一声声地嘶鸣，‘苦哇——苦哇——’这鸟的叫声，小叔也不陌生，但眼下听起来却让他心头一悚，这不是童养媳么，叫了这么多年，他的喉咙已经嘶哑了。”这和《药》结尾处较为相似：“忽听得背后‘哑——’的一声大叫 两个人都悚然的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

　　赵宏兴出身于合肥肥东乡下的一个村子，对已经离开故乡土地的他来说，故乡是“怀旧的地方”“减压的地方”，是“精神上追求的大地”，是“有了神性”的“彼岸”世界。正是故乡的生活经历、对故乡的复杂情感，造就了他笔下的人性参差、风俗变换的乡土世界。所以，他自认写的最好、最有影响的小说，也是乡村题材。《头顶三尺》集中的另几个短篇，如《欲望初绽的夏天》《自由撰稿人》《春子的两重世界》等，则可被视为赵宏兴离开乡土大地的沧桑岁月，离开“老中国的儿女”及其后裔的故事，离开富有生活气息、民俗味道的细节描写，进行的有意的艺术尝试。他转向运用西化的笔触和技巧，揭示叙事者隐秘的内心世界，探究隐匿的欲望冲动，展现基于文人立场的创作自白，虽然呈现出多元的创作风格，但是整体未能达到写乡土世界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被捆绑的人》一篇，通过一个残疾青年的白日梦，书写灵魂超脱肉体束缚的病态心理，笔调显得细致、奇异而真切。

　　“被捆绑”，是主人公刘正东的心理感受。他遭遇矿难瘫痪，双腿虽在，却如同“软管子”般无法行动，只能靠拐杖挪动。晴天，妹妹把他搀到竹凳上到室外晒太阳，帮家里剥棉桃;雨天，就呆在屋里帮家里用稻草搓绳子。因久卧久坐，双腿生了疹子，经常发痒。小说将各种生活细节，都化入刘正东的心理和梦境：他希望纯净的阳光、如棉花般的白云驱走内心的阴影;他觉得“金黄色的阳光似乎是一只老母鸡，有着温暖的翅膀”;家中刨的山芋片，他也觉得会插上翅膀，飞到市场、酒厂、食品厂;妹妹青春活力的身躯，也让他萌发异样的心理。某夜，他梦见自己被风吹上天空自由飞翔，后来被网住，那网绳直接捆到他的肉里。后来，电灯的开关绳、家人搓的稻草绳成为了他每夜梦境的主角，他感觉自己的双腿内部“真的有一根绳子捆绑着，他想打开看看”。一个阳光明媚、白云朵朵的日子，刘正东在室外晒着太阳，帮家人磨着镰刀;腿上疹子的瘙痒，让他情不自禁用镰刀划出伤口止痒，并引发他的猜想：伤口下是不是捆绑他的绳子?他似乎真的看到腿里的绳子，他将其割断，让自己飞上了天空……当然，白日梦的幻觉，让刘正东失血过多而死，也让其获得解脱，“这个夜夜与绳子搏斗的人，终于胜利了。”这部短篇故事，以农村打工青年的人生惨剧为背景，将社会纪实、田园牧歌、意识流手法融为一体，以独特的视角，书写荒唐病态又合乎情理的内心世界，表达了赵宏兴乡土题材小说惯有的悲悯之情，也蕴含了对生与死、灵与肉、自由与束缚等的哲理思考，倒是一篇短章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