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畅洲短篇小说《取证》

　　即使在世界文学层面，90后小说家的崛起也已并不新鲜。从爱尔兰女作家萨莉·鲁尼的处女作《聊天记录》，到英国小说家黛西·约翰逊的《深水》《沼泽》，再到荣获2020年国际布克奖的荷兰女作家玛丽克·卢卡斯·莱纳菲尔德的《不安之夜》，似乎是短短几年间，90后作家已经达成了青年写作的某种成就和高度。放眼中国文学，青年写作同样不遗余力，从王占黑的《空响炮》《街道江湖》，到周恺的《苔》，再到陈春成的《夜晚的潜水艇》，90后小说家的涌现也已成为新时代的写作风景，他们正以各自不同的姿态和方式陆续登场，为我们提供独属于他们的写作才华和精神图谱。

　　这其中，曹畅洲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位。曹畅洲的小说有一种不安的气息和惶然的阴郁。不安与惶然，是我取自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不安之书》和《惶然录》这两个不同的译名。佩索阿为这本书创造了一个作者，是自己，也不是自己，像一个纯粹的存在，也像一个戴面具的虚构的灵魂。书中处处充满了令人不安的提示，令人关切，也令人震惊，但最深重的袭击则在于一个迷失方向且濒于崩溃的灵魂的自我启示。

　　距佩索阿离世之时已近百年，这种不安和惶然，依然困扰着我们。我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去评析曹畅洲的短篇小说《取证》。《取证》讲述了人的不安的灵魂的一种新境况。故事本身并不曲折复杂，但精于巧妙而惊心动魄。在某个具体的夜晚，小区的一则凶杀案点燃了小说整体的不安之息。在这不安中，张有生因情感危机(与杨溪流的婚外情)引发的惶然和慌乱，此刻正在进一步地发酵和加剧。很快，故事走向了新的道路。也是在这个夜晚，在与妻子关于“有了孩子”的交谈中，张有生的出轨被敏锐地发现，那于沉闷生活之外升起的朦胧的欲望和不安的希望，顷刻间就遭到灰飞烟灭般的棒喝。妻子摔门而去。落寞的张有生开始反刍自身发生了却又有着某种不真实的情感，他在不安中追忆那似水的年华和隐秘的冲动，一切就像无比黑色的火焰在焚烧，似乎是一种肉体的欲望掩盖了这虚假不堪又杂乱无序的爱，然后梦突然就醒了。而此时，小说最后的高潮即将到来，死亡正寻上门来。一个貌似与己无关的凶犯，马上要和自己发生真切的交集。死亡成了张有生最后得到的全部，他生命的休止符停留在了“一个历史上没有任何意义和影响力的时间”。

　　佩索阿说，“在现代化装饰的屋子里，沉闷生活就是不安和肉体痛苦。”《取证》的一切不安和想象，就源于屋子——骚动之夜下看似偏安的一隅。在搬家时，张有生和妻子关于科学和迷信的争辩，就是沉闷生活的开始。两个月以后，乔迁的喜气已经荡然无存，这似乎已经暗含着某种不幸和不安，而一种科学的时间计算，更让这种不安变得理直气壮。“公元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三日星期一的晚上七点十九分，张有生身陷沙发内部，从手机屏幕上方注意到了这个至关重要的时间节点。”此刻，时间还没有变得性命攸关，它不重要，它只是一个物理时空下，人对于时间的一次生理上的情感雕刻。它最大的用途，就是昭示着一个新的故事开始了。

　　开始于不安，开启于慌乱。“手机屏幕下方的内容和窗外淹没时间的夜雨一起构成了张有生此刻的慌乱。”此时，时间又开始发挥作用了。“七点十九分，这里发生着逃亡与追捕，发生着既定的死去和未知的再犯。而妻子在厨房做饭的声音掩盖了这一切，这让张有生不安地望了一眼墙壁，他想起了自己求而不得的钟。如果自己遇上了这种事，他想，也许会试图搞明白自己的生命终止于几日几时几分。这时候墙上的一面钟就显得尤为关键，它能让人准确把握自己的个体结局。”此时，死亡之神像一扇暗门一样还紧闭着。它不动声色，因为有一种更夸张、更空阔的不安慢慢袭来。“公元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二日星期日的午后一点四十八分，张有生在飞机座位上挪了几下屁股，找到了最舒服的坐姿。”这个具体的时间，和小说开头的时间相比，同样并不重要，那给他带来欢乐的时刻，不过是诱发不安的情感源头。因此，当张有生和杨溪流的婚外情，在一系列小小举动的挫败中，变得险象环生之时，悲哀和惶然扑面而来。“张有生在飞机起飞前看见杨溪流发来的最后一条消息使他在整个高空归途中如坐针毡。”而打个电话，显然已经无法解除这一庞大的危险。“这通电话结束于当日下午四点五十九分，这在手机的通话记录上证据确凿。下一秒张有生就删除了这种确凿，附带着把聊天记录也都毁尸灭迹。时间和历史在这一刻被抽空了，剩下的只有他长达超过二十六小时的多疑和对不安的简陋掩饰。”

　　《取证》至少存在三个层面的叙事重叠。一个是张有生和杨溪流的婚外情，一个是张有生和妻子当下生活的发生，还有一个是凶杀案所引发的张有生的恐惧和想象。张有生在结束了关于杨溪流的回忆，短暂回归生活的困顿之时，他想到的还是凶杀案。他甚至在关于凶犯的想象中，建立起了一种与“陌生人”之间莫名的情感共鸣，此时，他和凶犯一起化而成为黑暗。“张有生对逃犯的想象是一种浪漫主义式的悲剧。他想象逃犯身穿湿漉漉的黑色连帽衣，一双鹰眼在雨中看见的除了自己悲哀的童年，还有监控摄像头所直射的红光路线。逃犯的未来就被这些路线分割，在纵横交错中寻找人间留给他的百密一疏。逃犯在小区的神出鬼没激活了张有生，有那么一瞬间，张有生甚至认为逃犯的处境和自己其实也并无二致。”与凶犯的跨时隔空连接，真是让人感觉到一种惊心动魄的胆寒。张有生似乎在一种别样的感觉里更新自己，放任自己，并试图成为另一个版本的肉体。但，沉闷的生活并不允许他这样。就在张有生的精神漫游之时，客厅里的妻子正在精心张罗着晚饭。她对食物的专注，以及怀孕的欣喜，此时高于一切。当然，此时的她也不能预料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因为，美好刚刚张开怀抱，梦想刚刚张开翅膀，生活仿佛才是刚开始的样子。

　　事实上，《取证》并没有交代张有生婚外情的源头，这可能造成其在逻辑上的一种结构误差。但这并不重要，《取证》更像是一个精神漫游者死亡前的一次情感风暴。一切的叙事焦点，要在这个不安之夜中聚集、反应，正如宇宙大爆炸的起点，爆炸之后是无数到处散落的可疑星云。很快，作为张有生精神漫游过度沉迷的负面效应，破绽在现实之中露出了马脚。“张有生坐在餐桌边，心不在焉地提起筷子，手却被妻子摁住了。张有生一抬头，发觉妻子的脸十分不对劲，眼珠子里种满了五月的花。张有生被这过于纯情的神态吓了一跳，赶紧把目光扔回桌上。这时他才察觉到这顿饭的与众不同。它过于精致，过于郑重其事了，两杯红酒的在场点睛了这异常的仪式感。”上一秒还在为痛苦寻找完美的借口，这一秒却立即被可怜的现实予以新的痛击。妻子凭着敏锐的直觉识破了张有生精神的游弋和惶然，并以牛皮日记本的铁证验证了直觉的无比正确，一种寒意由此开始相互咬啮，升华着雨夜凄凉的家庭气氛。

　　曹畅洲的小说，有一种逼人的不受约束的新鲜感觉。如果说在其小说集《失意者酒馆》中，这种感觉还仅仅是一种散发着温情的酒后真意，那么到了小说集《久病成仙》中，则幻化为一种崭新的诗性和簇新的想象，似乎在小说中，人的一切的活动和目标，都找到了天然的对立，冷漠和温情、笑容和刀锋、可怜和爱意、聪明和愚蠢，摇摇欲坠，又充满张力。下坠，下坠，然后是轰然的塌陷。在这个意义上，曹畅洲的小说触摸到了某种思想的景深，并自觉形成了一种自身的“不安”美学。比如，《盲》《拉链》《寻找孟阙》等等，都以一种近乎后现代式的寓言方式，阐释着我们荒诞而沉闷的生活现实，刻画了一个个生命个体的孤独和不安，以及他们无奈而悲哀的宿命。

　　或许只有远离现实，我们才会满意这个世界。但是当远离现实之时，肉体的不安，依然让我们受困。于是，在《取证》中，当谎言被戳破、荒诞被嘲讽，随之而来的是妻子摔门而去的“关键”时刻。“这一声势大力沉的关门发生在公元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三日星期一的晚上九点零二分。”这一时刻显然比之前的很多时刻重要了许多，奇怪的是，张有生此时想到的还是凶犯，“这个时候逃犯在哪里、做什么，没有人知道。他是一个质点，在广袤的空间里可以被忽略不计，但他结结实实地占据了属于他的一块面积，拥有了属于他的一条影子。夜雨能够遮盖他的行踪，却无法遮盖他的生存。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收束整个小区的可能性。就可能性和确定性的平衡而言，这个被人间抛弃的角色恰恰与人间有着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是在此时，一股盲目的力量开始冲击着张有生的肉体和思想。他回忆起他和杨溪流之间那简单粗暴的情感元素，他试图走向否定，否定它的相对现实，并极力想转身背对它，就像佩索阿在《不安之书》中所感叹的：“让我们放弃背弃我们的虚幻希望，放弃烦人的爱，放弃只会填充而不能满足的生活，甚至放弃死亡，因为它带来的比我们想要的更多却达不到我们的期望。”

　　黑夜容易给人带来不安，而雨夜则将这种不安推向深渊。这个不安之夜，和张有生所追忆的那个不安的雨夜一起，合力构成了整个小说所营造的不安的整体性。而这种不安，在曹畅洲对于时间的过度强调中，一层层地加厚，直到压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收拾完家里的残局，张有生看了一眼手机，九点三十五分，妻子没有发来任何消息。在此之前，妻子离家出走的最长记录是七十六小时，而现在才过了三十三分钟。这两个时间区间在漫长的人生中几乎没有任何分别，但是在公元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三日的晚上，三十三分钟意味着冷战才刚刚开始。”于是，他要努力化解不安，他要喘一口舒服的气，以便让自己的痛和伤得到片刻的缓解。由此，张有生展开了他人生最后时刻的“正面强攻”。他要和杨溪流摊牌。他在极度悲痛的时刻，走进了由沉闷的生活、空洞的灵魂、虚无的世界所织就的更深的虚空，并抵达了此刻的以及最终的劫难和虚无。

　　然而，在时间的流动中，周围的一切也正在溜走，包括痛苦。“公元二零二零年一月十四日星期二的凌晨零点零六分，张有生从失去杨溪流的巨大悲痛中渐渐恢复了神志。”时间，又一次对自身进行了救赎。然而此时，致命的一击即将来临。张有生自我谱写的精神交响曲滑向了最后一个音符。公元二零二零年一月十四日星期二的凌晨零点三十二分，在这个雨夜不安的敲门声过后，他走向了生命的尽头。这一具体而冰冷的时刻，在我看来，映照出的是另外一种庄严的哀伤：人，这个活的存在，渴望一切，但注定徒劳无功。这是曹畅洲作为一个青年写作者，对自身世界的重击和对自身精神的鞭笞。

　　小说取名《取证》，但证明有时候是孱弱而无力的，就像小说不能解决怀疑自身一样，它只指向某种不确定性。但时间似乎可以，在一个个科学而精确的物理刻度上，用一种最低的限度证明自身，哪怕没有内容，没有痕迹，没有证据。在这个意义上，时间是一切事物的敌人，而小说是和敌意的周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