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绘画中领悟“小说之道”——论阿占小说创作

内容提要：阿占是大海的女儿，长期生活在青岛老城，二十年记者生涯使她有机会走进生活的皱褶深处，关注“泛文化”领域，包括海洋生态、建筑遗迹、啤酒文化、后工业、匠人、sohu业态等等若干。是故，阿占不但写出了这座城的气质，还在用小说为这座城的灵魂赋形。阿占亦从绘画中领悟了小说的“留白”，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叙事调性和美学风貌——留白不仅是一种艺术手段和表现方式更是作家的艺术修养。阿占对“边缘人”的书写，则反映出自觉的人文意识与关怀。

关键词：阿占 艺术气质 人文意识 青岛印记

一、提供了东方的超然智慧

《制琴记》是作为小说家阿占的处女作。2019年9月《中国作家》一经发表，立刻引发了文坛的广泛关注，人们被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经验之外的故事所打动，更被其陌生而纯粹的审美旨趣所打动。《制琴记》携裹着一股罕有的侠气和古意，扑面而来。小说发表不久，《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小说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中华文学选刊》等纷纷进行了转载，后又入选“2019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排行榜”、《2019中国年度短篇小说》等多个重要年选与排行榜，可以说阿占创造了一个文学的“奇迹”。之后，阿占的小说创作一发不可收，数部风格、题材各异的小说诸如《人间流水》《满载的故事》《墨池记》《孤岛和春天》《猫什么都知道》《不辞而别》《石斑》《私奔》等喷涌而出，引发关注，几乎都被重要选刊转载，入选了重要年选，给文坛带来惊喜。2021年12月，阿占凭借《制琴记》摘取第十九届百花文学奖，授奖词称：《制琴记》让我们再次回味古典美学追求，意境优美，韵致古雅。小说在婉转悠扬的古典氛围中徐徐推进，将音乐之美、知音之情与匠人之志展现得淋漓尽致。制琴故事里，阿占触摸到了人生的幽深并提供了东方的超然智慧。

熟悉阿占的人都知道，此前她从事散文创作20年，散文集《青岛蓝调Ⅲ》曾获第四届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但是，阿占似乎更属于小说，她的艺术天赋在小说创作中得到了极致展现，特别是对“城市边缘人”生命真相的孜孜探求、对世间万物的移情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当下小说的审美视域，其中寄托的是承袭千年的中国古典人文理想。“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情深而文明”，在阿占眼里，木头、琴音、海流、舢板、石斑鱼……皆是和自己一样有意志、有情感，甚至有伦理道德的生命体。在这个感性世界里，人与自然、人与人皆是靠情感联系的。是故，她的小说里呈现出一个个充满人情味的生存空间和命运共同体。

知识美学构成了阿占小说显著的审美品格。就中国小说传统而言，知识性被视为小说的基本艺术伦理，也是最朴素的文学功能。卡尔维诺曾提出小说的“杂语性”概念，福斯特曾把“广博的知识”作为小说家的必备素质，事实上，如何重构小说的知识性传统，如何在小说艺术构架中处理知识性质素，绝不仅仅是小说的叙事技巧问题，在更高的层面上，是一个小说艺术伦理问题。中国小说素有“博物传统”，在小说艺术的诸多规约中，知识性是其原生性特征，也是小说审美性、趣味性的基本前提。阿占的小说自觉承续了这一古典向度，再构了当代小说的知识美学维度，使知识重新成为小说的魅力之源。可以说，知识如何成为小说艺术之有机审美构成，是阿占对当下小说最重要的探索——无论是《制琴记》中木匠胡三、琴行老板韩五对乐器、制琴技艺以及西方古典音乐的精妙理解和领悟，还是《人间流水》关于啤酒及其酿制工艺的叙述，以及《满载的故事》中关于各种鱼汛、海流的普及，《石斑》中关于垂钓瞬间的刻画，都在明证着知识构成与小说审美维度的关系。与当下流行的某些类型化小说相比，阿占的小说无疑包含了更多的知识含量，展现了不同的美学追求和境界。

在一定意义上，小说是作家个人经验、想象与知识的共谋。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阿占小说的文本形态，也进而影响了其审美风貌。阿占擅长把各种知识纳入开放的叙事架构之中，使其成为小说内在的有机审美构成，而不是猎奇式、炫耀式呈现。以中篇小说《墨池记》为例，有诸多关于不同门类艺术相通的高见，如书法与医术的互见，“悬壶济世，化心迹于纸上，修成了那种独有的书卷气，最后是书如其人”；如书法与武术的类比，“以书体流派作比，颜真卿楷书庄严持重，宛如舞台上的铜锤花面姚期。《三岔口》任堂惠、《十字坡》武松，这类短打武生，又会让人想到柳公权的矫捷与干练”；再如书法与京剧的相似，“唱念通笔法，京剧的声腔、书法的运笔，都是一回事。用喉阻音似涨墨枯墨，行腔共鸣便是中锋走笔”。就像武侠小说中博采众长、兼容并蓄，最终融合前人经验、开山立派的武林高手一样，阿占让主人公“李可真”得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大胆地将中医、武术、京剧与书法结合，至此打通艺术门类的任督二脉，破除原有的壁垒隔阂，遂成书法领域的一代宗师。

阿占这类颇富知识含量的小说，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美学边界，提升了小说的艺术境界，事实上，广博的知识视野决定了阿占小说开放的文本结构和丰饶的认识价值。更重要的是，阿占对知识、日常与审美等命题进行了融通性思考，创造了一个多维、开放的审美世界。阿占就像一个逆飞的精灵，她的小说创作显示了当代小说向中国小说正典传统的回望和致意。

二、典雅气，书卷气，空灵之气

阿占的文字辨识度极高，非常讲究，所散发的文化气息和审美特质，让读者一下子就能认出来——典雅气，书卷气，空灵之气。阿占与当下所谓主流写作宏大叙事自觉谨慎地保持着足够距离，她害怕被胁裹、被淹没。这与她的性格有关，更与她的艺术素养和文学信仰有关。阿占曾说，“战战兢兢地，感受着小说的宽容与苛责，越来越有难度了，内心却也越来越明亮了，这是理解人性的过程，也是让物理的时间产生时光况味的过程。”是的，她对小说怀有某种敬畏之心，她不轻易下笔，她写的每一个字都很谨慎，力求写出的每一篇小说都是精品。

阿占小说带有一定传奇性，但不是猎奇。阿占无疑对生存、人性等共通性命题更感兴趣，一出手，就显示了她的哲学认知，不屑于廉价的故事，不屑于小男小女，小狗小猫，叽叽喳喳，在小说中，阿占有追求，亦有寄托。她要求自己具备阔达悲悯的视角，静冷凛冽的视角，幽微细腻的视角——她说自己从未刻意强化女性视角，甚至故意隐没性别特征，她认为以中性的姿态会获取更多自由。因此，她从日常出发，抵达的却是灵魂的深处，蕴藉在字里行间的，是对生命本相的凝视和勘探，因而具有某种普遍的抽象性。

阿占对小说有一种天然的领悟，这源于她的艺术禀赋，所有的故事皆超越了对现实层面的指涉，直抵人性之最幽深处。《满载的故事》单纯从题目看，可谓平淡无奇，然而阿占的“野心”显然并不在向读者呈现一篇渔家传奇的故事。阿占从小生活在海边，船舷跟船舷、桅杆与桅杆的碰撞声，一直回响在她童年的记忆中。后来，阿占喜欢去渔村写生，在那里她结识了无数个“满载”。阿占不但熟悉渔把式们的“粗暴美学”——海风雕塑出的金石之气，更理解他们身上蕴藏的人性内涵。小说中的满载，是天才——他对风向、汛期、洋流、鱼窝等等总是有着本能的预感，也是傻子——全村人都用上了“绝户网”，只有他严守着只在黄花黄姑产卵期过后才肯撒网的古训；他是现实的失败者，更是那片“老海”的守望者，与胡老大的大马力渔船相比，他的破旧的小舢板上写满了道德、伦理和人性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满载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灵魂的故事，而不是一般的传奇故事。事实上，对人性的探索和叩问，构成了阿占小说最重要最坚硬的精神向度。因此，阿占的小说具有某种抽象性、哲学意味，构成了阿占小说的魅力所在。

阿占是大海的女儿，长期生活在青岛老城，二十年记者生涯，使她有机会走进了生活的皱褶深处，因此，阿占的小说不但写出了这座城市的人间烟火，写出了这座城市的气质——毫不夸张地说，阿占还在用小说为这座城市的灵魂赋形。

不仅仅是因为写了啤酒屋、船老大、海边的客栈、鱼饺子馆之类，更重要的是写出了岛上人物独特的精神气质，其本质上当然是对人之诗性光辉的探讨。她笔下活跃着一群“匠人”，然而她所关注的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匠人精神”，而是把她笔下的“匠人”变成了一个个精神“寓言”。无论是“琴痴”胡三、韩五（《制琴记》），“疯中医”松菴（《墨池记》），还是啤酒屋老板小五哥、着异装的拾荒者喜子（《人间流水》），“海猛子”满载（《满载的故事》），饺子馆“迷汉”王既明（《孤岛和春天》），守客栈的“老浪子”王不辞（《不辞而别》),直至为情所困的保姆志芳姐（《私奔》）……他们都默默地活在生活的暗部，不大众，不主流，甚至还有点卑微，但他们坦率，本分，善良，以自己的方式诚恳地、用力地活着，阿占的小说，写出了这类社会边缘人的坚实和热力，通达和超脱，更写出了蕴藏在他们身上的某种理想人格和人性之光。

《不辞而别》中“老浪子”王不辞，经营着一家老旧的海边老客栈，冷冽的表情下同样难掩一颗柔软的心，当发现年轻的房客魏铭因厌世准备自杀时，悄悄地实施着打开魏铭心结的办法。“客栈南北进深，下午三四点钟，光线暗了下来。这是德式老房子的东南拐角。一百年过去了，斜坡红瓦已经变成褪色胭脂，镂花的黑铁门锈死在半空”，色调昏暗的画面给人一种沧桑之感，悲凉的底色将人们带入典型的历史纪念地，通过感官上的视觉冲击，读者获得了更多的情感体验。边缘空间的古朴与厚重既表现出凄怆悲凉的生存画卷，同时还传递着城市化进程中个体精神的怅惘，反映着古典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摩擦与隔阂。阿占在那些看似不经意的日常所在，发现并展示人间哲理，重建着琐碎的诗性存在，并通过与现实世界的对话，完成了关于生命、存在的哲性思考，在这个意义上，阿占笔下的“边缘人”，其实是某种生命的符号和象征。

三、从绘画中领悟“小说之道”

阿占擅用散淡之笔写传奇故事，对绘画、书法、音乐、中医、戏曲等都有独到的体悟，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小说的叙事调性和美学风貌。绘画习练是阿占的童子功，五岁涂鸦、少年习画、大学读了美术专业；至今没有放下绘画，曾多次举办个人画展，为多本畅销书和文学期刊插画，油画系列作品被2018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收藏……这些艺术历练让善于融会贯通的阿占从艺术特别是绘画中领悟了“小说之道”。鲁迅文学奖得主、著名评论家贺绍俊曾经说，“像阿占这样具有艺术天分的人又迷上了小说创作，那一定是文坛的幸事。”著名评论家、《长江文艺》编辑梁又一曾说，“在成功实现文体间融合的基础上，阿占还试图把绘画中的留白引入作品内部。”

的确如此，无论是语言、结构还是意蕴、境界，在阿占的小说中绘画手法随处可见，甚至绘画艺术已经成为阿占小说的一种内生性审美质素，绘画艺术的嵌入，令阿占的小说独有“白描”之精致、“留白”之虚远。阿占同样注重语言的明暗调子和色彩搭配。以《满载的故事》为例，“夏秋季，太阳直射下来，没有一丝风，也找不到一片阴影。在双胞胎的成长认知中，渔村是暴露的，没有暗部——而亮部，又那么贫穷难堪，参差不齐”，这里使用了素描的术语。又比如“天空碧蓝，远处山树皆清晰可见，白云像羽毛也像马尾，看上去更曼妙、敞亮、高远、灵动。傍晚，玫瑰色的卷层云弥漫开来，夕阳描金，整片天空都被染红了”。这类文字，没有必要的绘画艺术素养，是很难写出来的。“他们的剪影立在船头。胡老大纹丝不动。满载则像一个提线木偶，起起落落。一片金云过来，他挥动的双臂就有了刀光剑影。一片铁云过来，他似一匹奔腾的烈马忽遇断崖，跌落下去”这一段电影镜头式的语言，不仅有画面，还是背光的剪影。

事实上，阿占从未将文学与绘画割裂开来。“小说写不动的时候，我就把宣纸平铺于画案之上，谨慎地呼吸，起笔、运笔和掷笔，或许有助于搭建小说人物的迷途、前途与归途。”这是2020年8月发表于《中国作家》的《墨池记·创作谈》中的一段话。也因此，但凡有人赞许她“成功跨界”，她都会纠正道，“不，我在努力地贯通”。阿占把绘画的手法融进了小说，例如《制琴记》中，写胡三与韩五的告别：“散了局，这两个怪人，相伴着回程，不知何故，突然站下。一个抬头看着月亮，痴痴地，傻傻地，呆呆地不动。另一个笑了，伸出手指，弹了一下月光，那铮铮鸣响，不自觉间，把人世的一切都水银般流散了”，极具画面感，她善于运用素描之笔，雕镂人物的内心世界，呈现出独特的画境。

阿占从绘画中领悟了小说的“留白”艺术——留白不仅是一种艺术手段和表现方式更是作家的艺术修养。再者，阿占对西方古典音乐的迷恋，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小说的调性和语感。对于小说而言，调性和语感都不是容易说得清的问题，然而又都是真切的审美存在。小说调性之于阿占，既是一种个体性的话语方式，更是一种精神性特质，调性决定了阿占小说的叙述节奏，而语感则决定了其诗性特质，不仅语言灵动雅致，语调平缓抒情，而且讲究氛围和韵味，这一切都显示了作家极好的语感和叙述控制能力，阿占擅用精致简约的语言，孵化出强大的情感张力。阿占在另一篇创作谈中提及，“通常是在写下开头的时候，我大概已经知道了接下来将被怎样的情绪所控制。”“小说靠情绪推进，……故事若不能产生极致的情绪，就变成了画画时的排刷铺色，起不来筋骨，无雕刻感，……所有的故事都是为情绪服务的。”由此可见，小说调性之于阿占，既是一种个体性的话语方式，更是一种精神性特质，调性决定了阿占小说的叙述节奏，而语感则决定了其诗性特质，“胡三在做琴。韩五也在做琴。木屑纷纷飞扬，如鼓般的敲击声声不断”（《制琴记》），“夜开始变浅。墨色中泛着深蓝。……女人在尖声哭泣，剪开了阔大的沉寂。”（《人间流水》），“潮水退去的早晨，每一颗卵石都呈现出新艳。锈红、雀蓝、杏黄、云灰、石绿、胭粉、月白。它们不仅被海水淘洗过，还被月光淘洗过。” （《满载的故事》）不仅语言灵动雅致，语调平缓抒情，而且讲究氛围和韵味，这一切都显示了作家极好的语感和叙述控制能力，阿占擅用精致简约的语言，孵化出强大的情感张力。

阿占一直关注“泛文化”领域，包括海洋生态、殖民遗迹、地理物候、啤酒文化、后工业、匠人、sohu艺术业态等等若干。在《制琴记》《墨池记》《人间流水》《孤岛和春天》中，阿占都找到了最适合的叙述方式，因而呈现出独特的叙事魅力和浓郁的诗学意味——在本质的意义上，无论调性还是语感，都是小说家阿占对世界的一种独特性体验方式。恰如萨特所言，小说技巧总与小说家的哲学观点相关联。在长期的艺术实践过程中，阿占形成了自己颇具个性的艺术认知，也就是说，阿占有自己的“小说学”。显然，阿占的“小说学”并不是来自教科书，而是其对艺术的独特领悟。阅读阿占的小说，不能忽视其艺术家的身份，小说家阿占的后面，站着一个艺术家阿占。

四、自觉的人文意识与关怀

2022年1月，阿占的百花文学奖获奖作品同名小说集《制琴记》出版，作为安徽文艺出版社“中坚代”书系重量级新品，开本优雅，样貌精致，收录了阿占的十部最新中短篇小说，带着鲜明的正统气息和扑面的艺术气质，阿占将她的绘画专长化于小说创作中——谋篇布局，故事架构，人物塑造，就如作画时的浓淡、远近、白描、渲染、留白……除了封面绘画，阿占还自配20幅黑白插画，再一次以“边写边画”两套笔法完成了艺术的构建。小说上市后反响不俗，入选了全国“3月文艺联合书单”“文学好书榜3月榜单”“探照灯好书3月十大中外小说”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栏目进行了采访和重点推介。著名书评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杨早认为，书中“关注对象一是隐世奇人，一是市井匠作，都是心中有念想的《儒林外史》末章人物。叙述视角亦多求变化，摇曳有致，倘急欲显志，或显干枯如《在峨庄》。总之，十余篇中短篇小说均有布局，巧中见拙，颇见工夫。”

阅读这本小说集，定会再次发现——阿占是性灵的，也是哲学的，她的性灵是看得见的，而她哲学的一面却更多地掩藏在了小说的故事里。小说源于传奇，然而，小说的命意却并不在“奇”，甚至恰恰相反，它关注和探讨的是生命、人性、存在等基本命题，恰如米兰·昆德拉所言，小说家是“存在的勘探者”。阿占也是勘探者，但她不会一味地表现人物之“奇”，而是努力发掘“奇”掩藏下的“正”——普通人物的人性主题，这也正是所谓奇正相生、奇正相依。

在小说集中，阿占将诸如老房子拆迁、疫情捐款、市民的爆红，以及保姆的人格尊严等社会的焦点问题陈列于人们面前，对于社会问题的反思使读者将目光聚焦与人性、生存、精神。在小说中，阿占还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古典的中国文化想象的“昨日之物”，如琴、长剑、折刀、钟、高跷等。昨日之物往往属于祖传之物，不仅是个人的生命隐喻，同时还承载着时代集体的记忆。但最终失去价值不知所踪的流散的物件以残缺的形式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文化纪念，不仅代表着老一辈人生存法则的逝去，也指代着往日生活状态的消亡，这些故事也成为转折的时代中留下的文化的剪影。同样，在阿占的笔下，那些已经逝去或即将逝去的“边缘”不仅是变革时代下鲜明的速写，同时它们的存在亦是为了斗争、自由与解放而存在的空间，从这一意义来看，无论是对于边缘空间的探寻，还是对“边缘人”生态的叙述，抑或是民族文化想象的构建，阿占的小说反映出了作家自身的生命意识与人文关怀。

阿占目前手头正在创作的一部长篇，以历史与当下两条线索，讲述发生在胶州湾海域，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秘史。探究小人物与大时代的关系，探讨海洋对于政治、经济、地理、文化以及世道人心变迁的重要影响——我想，这部小说完成之后，阿占或会迎来一片更加广阔的天空。

（本文刊发于《百家评论》2022年3期）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