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芷杨《懦弱的勇敢》

　　朱芷杨的小说只有6500字的篇幅，里面却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四个故事。这四个故事虽然情节各异，但模式却惊人地相似：都包含着一个“受控与抗争/顺从”的内核。——这就有点意思了!

　　这里的“受控”有双重含义：表面上是个体对个体的“支配”，背后体现的却是不同形式的“社会支配”。我们来看看“我”是如何在“受控”与“抗争/顺从”之间挣扎的。

　　在当代社会，人们看上去消费自主，实际上却受各种“次体系”支配。一个一个虚假的欲望符号系统——广告、时装、汽车、旅游、养生、休闲、电视、网络等构成的“次体系”，牢牢地捆绑着大众。小说中的“我”就是被“广告”和“养生”支配了——带着治愈关节炎和下辈子不再生病的理想，“我”参加了一个中医培训班。在这里，除去交纳昂贵的学费，还要不断购买推销的产品。药物毫无疗效，老师竟然还试图让“我”帮她推销。“我”忍无可忍，奋起抗争，并追回了一半的学费。在这个作品里，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实实在在的抗争。“我”之所以敢于抗争，因为自己与老师之间仅仅是一次性的功能性关系，她对“我”毫无威慑力。

　　按照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社会支配包括传统型支配、法规型支配等多种形式。作品中，“我”就为这两种支配关系困扰。

　　传统型支配“基于对悠久传统的神圣性以及根据这些传统行使权威者的正当性(传统权威)的牢固信仰”。在中国传统中，“孝”具有至高无上的伦理地位。“我”对母亲稍有怠慢，她就对“我”破口大骂，而两个姐姐也颐指气使，依仗的就是“孝”这种“传统型支配”关系。中国传统社会讲究“夫权”，即便是在讲究男女平等的今天这种集体无意识也阴魂不散。“我”支撑家庭，供养孩子，一旦试图让丈夫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夫权”马上现身：他拿“我”与财源滚滚的富婆对比，找出“我”的差距;他拿女保安和女护士来与“我”对比，让“我”意识到自己随时都可能被替代。于是，“我”仓皇溃逃，退守“男尊女卑”的位置。“我”讨厌母亲，憎恨姐姐，不满丈夫，但是受控于他们的“传统型支配”权力。传统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但是只要“我”敢于抗争，扭转困境就不无可能。但是，骨子里的懦弱让“我”处处顺从，受控于人而不敢反抗。

　　现代社会的标准权力模式是科层制，上级对下级具有“法规型支配”的权力，而且这种模式已经渗透到诸多领域。在这种权力模式之下，“我”批改的试卷存在问题，组长对“我”进行管理与批评具有正当性。但是，她无视人格平等，对“我”极尽训斥、侮辱与轻蔑，手段显然具有非正当性。“我”试图追上组长报仇雪恨，可是一旦见面马上心生恐惧，转而变成了讨好。压抑难以释然，于是“我”给师弟三省发去消息，告诉他自己教训了组长。幻想中“我”完成了复仇，找到了心理平衡——这用的是“精神胜利法”。一旦成了阿Q式的胜利者，一切反抗都可以在内心完成，这也就意味“我”将在懦弱的泥潭里万劫不复。这时候“我”的形象已经不堪入目了，那个残疾、贫穷、卑琐的师弟三省就是“我”的镜像。

　　“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卢梭语)不能走出懦弱，一味顺从，就会被无限挤压，丧失人格独立。作品题目叫《勇敢》，写的却是懦弱。也就是说，这个小说从第一个字开始，就带上了反讽的调子。这调子一直萦绕着，表面轻松，骨子里却透着几分悲悯、几分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