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龙《失忆症漫记》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归乡者成为乡土文学中常见而典型的人物，鲁迅的《故乡》、废名的《桥》、莫言的《白狗秋千架》等作品让我们看到归乡者的审世情怀及复杂情感。肖龙的小说《失忆症漫记》开篇即交代了“我”的归乡者身份——新冠疫情缓解后，“我”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此时，昔日村庄中懵懂无虑的少年，携带着知识和身份的优势，经由旧友亲朋的谈话和回忆，完成了对故乡生存状态和精神肌理的扫描与质询。

　　在《失忆症漫记》中，肖龙向我们介绍了故乡那些平凡而又性格迥异的伙伴和街坊邻居。随着时代的变革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人物如舍伍德·安德森笔下的《小城畸人》一样，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随之发生裂变。与大多数归乡文学通过回忆深情追溯前现代乡村的宁静与祥和不同的是，肖龙小说中的乡村已然处于现代化的隆隆进程中。或者其生也晚，或者另辟蹊径，在作家的观察视野中，他没有按照归乡文学的惯性在前现代文明和现代文明间摆渡。作者“掐”去了农业文明统摄下乡土的悠然和人情的优美，故乡也无法为归乡者提供情感的抚慰或诗意的栖居。在变动不居中，仁义和温情的伦理体系也面临侵蚀甚或坍塌的危机：“胡啵啵”的娘“耐不住寂寞”，丢下丈夫和孩子跟着唱皮影戏的男人私奔了;养殖场的老板扎木苏抛妻弃女，离婚续娶了名花有主的奥扬嘎;烧饼铺老板哈米德弃农经商，一门心思地想着发财致富;“大仙”塔拉整天装神弄鬼，有人却对她的谎言和迷信活动深信不疑……在沸腾的乡村中，村民们失去了归属感，在惶然中如无头苍蝇般乱飞乱撞。而且，浸淫在此环境中尚未长大成人的孩子们也被形塑，当“二赖子”家的养殖场倒闭后，他意识到：“人们崇拜的向来不是人，而是附在人身上的职位和由职位获得的财富。一旦失去这些，你的社会价值就丧失殆尽，和普通人别无二致了!”这些描写，让我们感知到人物的病态、扭曲和畸变，令人唏嘘而不安。

　　如果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部小说的含混性，人物的确定性问题被悬置了，而不确定性在小说中比比皆是。比如小说中的石榴、铃铛、“胡啵啵”的娘等人物或是突然出现，或是突然消失。这些人物来路不明，去向也成谜。此外，在语言、情节发展和人物的结局上，也表现出“含混不清”的特质。这种不确定性、模糊性、暗示性可以引发读者的多种阐释或多种反应，其意义不仅可以加深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同时也暗示传统乡土社会的解体和转型。

　　恰是在这个意义上，使得《失忆症漫记》成为一个复杂的文本。小说以童年的几个伙伴为中心，在列传式的人物故事中掺杂着多重的价值判断。而且，每一个人物故事的展开，都与主要人物石榴发生密切的关联。仿若天外飞仙的石榴在一个春天的傍晚跟随堂叔阿尔斯来到了村里，石榴不仅不嫌弃阿尔斯的清贫，而且还“俊俏贤惠、懂礼节、明大义、上得厅堂下得灶房”，但如此出类拔萃的女性却旋即遭到了村里人的妒忌，女人们用悠悠之口宣示着她的诸种“罪状”——邪祟(失忆症的蔓延)、天灾(天没落一滴雨)、道德败坏(勾搭男人)、无用的花瓶(不能生孩子)等。

　　事实上，加诸石榴身上的罪责多属无稽之谈。在村里生活的时日，她德行无亏，身体健康，并不是不能生育。然而，有意味的是，随着石榴的到来，确实越来越多的村里人患上了失忆症，这种病症犹如瘟疫般在村里蔓延。某种程度上说，人的记忆确证着个体的存在方式，失忆则意味着身份的消解和认知的紊乱，而全村人罹患失忆症的严峻情状无疑是一种不良的心理状态的隐喻。对此，肖龙在小说中清楚地指出了村人患病的根源——嫉妒和焦躁是失忆症得以流行的始作俑者。打着灯笼也难找到的石榴，无意中触发了人性中阴暗狭隘的机关，而清热解毒药材对病症的有效缓解，则进一步揭示出病症的缘起和病灶的根源。失忆症的罹患，既是重要的叙事推动力，同时又是一种隐喻和象征。由此可见，肖龙笔下的怀旧书写在价值判断上没有带着滤镜去美化和粉饰，而是通过忠直的记录，描摹出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情状，并试图溯源导致这一社会结构及其文化衰危的因由。

　　与人类世界的浮躁相似，自然界的平衡状态也被打破。自然万物同呼吸共命运的依生之美消失不见，物种与物种间充满了冲突和斗争。譬如阿尔斯家门前柳树上的喜鹊窝被使用阴招的乌鸦占领，它们赶跑了喜鹊，心安理得地霸占了喜鹊的家园。此外，持续的干旱和过度的采摘，致使山野贫瘠、植物锐减、生态环境恶化。小说虽没有生态话语的直接表达，但作家通过看似“闲笔”的文字，将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串联并置，并追问与反思生态问题背后更为复杂多元的社会文化成因。

　　可以说，《失忆症漫记》借助孩童的眼睛，打开了乡村的日常生活，折射出人性的本真，并以此为契机阐明作家对于人性、社会与自然的独特思考，意在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但肖龙的写作并不止步于此，他在不丧失经验的同时尝试以超越性和现代主义的艺术方式来舒缓生活的创伤和时代的焦虑。当失忆症在村庄愈演愈烈之时，人们在石榴消失的潭水里打捞上一块红色的石头，这块红石头幻化为一棵石榴树的幼苗，经过全村人汗水的浇灌，“眨眼间便长成荫可遮檐的大树，枝杈间一团团一簇簇地盛开起红似火焰瑰如锦缎的石榴花。与此同时，仿佛是某种神秘的呼应，一片彩云像蝴蝶的翅膀一样在傍晚的天空展开。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霹雳声，倾盆大雨随即而至……”大雨过后，所有失忆症患者不治自愈，人们的生产生活重回正轨，“在布谷鸟的声声呼唤中，田苗壮家开始播种，撒下秋天能收获牛奶的种子;‘憨头’家烧饼铺的户外排档正式开张营业;‘跳兔子’爹朝鲁将熟好的皮子挂满院子;‘胡啵啵’爸爸孟和计划干完手头的泥水活，攒够盘费就去找赌气出走的老婆;‘二赖子’家的养殖场扩大规模，在邻村建起了养殖基地;‘皇后’家的扎匠铺关停了给死人‘扎花圈’的业务，改成了为装饰公司做‘绢花’手工艺;我家的诊所病人稀少了，我父亲乐得清静，看书品茶，无事就教铃铛说话”，不同个体面临的疑难得以化解，曾经的伤痕亦被修复。

　　由此，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作家在总体性的历史节律下的极尽弥合。在虚构与非虚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汇融交织中，肖龙把讲述故事的年代描述为一种化解积怨、美美与共的时代。在过去的日子里，确乎是历史与个人的伤痕时刻，人深陷于巨大的虚无和断裂中，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和想象性的虚构，曾经的创伤被治愈，从而使得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与当下社会达成了“谅解备忘录”。至此，作家将分裂的个体重新放置在一起，在圆融和整合中，归乡者以及小说中的人物，得以从庞大的虚无困顿中挣脱出来，并在互爱互助中缔结情感与生命的共同体。于是，朗健战胜了病患，光明驱散了阴暗，行动替代了虚无，圆满改写了残缺。在希望的魔法田野上，一切幽暗的地方都被照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