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怪小说与传奇

　　古代文学史的研究者对唐代传奇大多给予艺术性与思想性两方面的高度评价，至于传奇的产生或形成问题，有人具体地说，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进一步的发展;有人抽象地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而中国的志怪小说是不是优良传统呢?论者不作正面回答，实际上仍旧是对志怪小说的歧视。

　　自从传奇出现之后，很快被认为是高层次的文学作品，公卿士大夫们都喜欢写上几篇传奇，以示风雅。至于它的母体志怪小说虽然未被摈斥于“文学”的大门之外，却被认为是庸俗而比较低级的作品，和传奇不能相提并论。

　　其实，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基本上是民间口头文学的记录，既然是记录，有的人就有闻必录，所以显得比较杂，没有进行改编或扩写等方式的加工，所以在篇幅上也相当短。而传奇的情况完全不同，作者以亲身见闻或先前的志怪小说为素材，然后根据作者的主观意图予以改造，表达他要表达的主题，倾向性自然较原来的素材更为明显。为了达到这种目的，作者不惜使用一切艺术手段而精雕细刻。因此，有时反而缺少志怪小说的质朴无华之美。我认为志怪小说与传奇是风格上的不同，一定要分出优劣高下是困难的，也是不必要的。

　　鲁迅曾经提出“传奇”是志人小说，用以和志怪小说相区别。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考察：《博物志》是志怪小说的重要著作，而其中《千日酒》所写刘越石则是极平常的人，这篇作品只是在时空安排上有着特色，于是被列为志怪之作。再说唐代传奇如《任氏传》、《柳毅传》、《东阳夜怪录》和《周秦行纪》等等，其怪诞的色彩较《千日酒》强烈多矣：有的神怪并出，有的上天入湖，很难列为志人小说而与志怪小说作比较。

　　我认为在唐代，如果一定要区分传奇与志怪小说，那也只能是在形式上，而决不是在内容上，也就是说《南柯太守传》、《柳毅传》、《虬髯客传》等作品确是作者全力以赴地悉心经营的。相比之下，《酉阳杂俎》等书所记载故事仍保留了笔记的风格，加工不多，篇幅也不长。可以说这是两种不同的形式。至于内容，这两者的区别实在很难在理论上作出有说服力的论证。“传奇”、“志怪”，就字面而言，本来近似，甚至是同义词。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却人为地作了勉强的区分，给我们留下了困难和困惑。

　　我的意思是说唐代优秀的志怪小说出现得比较多，但其中文学价值较高的，亦即经过周密加工的志怪小说，则大多被划入了传奇的范畴，反而不属于志怪小说了。“五四”以前，研究中国小说的学者就这样人云亦云，没有清理出一个合乎逻辑合乎实际的头绪来。

　　鲁迅编《唐宋传奇集》，认为宋人小说之中某些作品风格与唐人传奇相近，也编选进这个集子，当然很好。但是本来存在的问题仍没有解决，后来的学者对于这些棘手的理论问题也没有能接触。如《绿衣人传》、《西山一窟鬼》等，谁能否认不是颇有影响的志怪小说呢?但是在某些论著中，或按照当初是说话人的脚本而名之曰“话本”，或笼统地称为“宋人小说”。给人的印象是志怪小说到宋以后就暂时消失了，而事实并非如此也。

　　虽然志怪小说在宋、元、明三代都没有能获得文学批评界的重视，但发展仍不绝如缕，虽佳作不多，在数量上却有了急遽的增加。按理说，社会愈进步，科学愈昌明，人类对鬼怪妖魅的存在愈不相信，何以会发生这种难以解释的现象呢?也许最早是因为对事物困惑不解，误以为“怪”在起着决定的作用，后来则因为秉笔直书某些事件易招致祸患，假托历史上某人某事，也难逃冤狱，于是采用谈狐说鬼等方式。既然不是纯客观的记录，而是作者有激情亟待喷发的创作，那么在艺术加工上当然会有一些独具匠心的惊人之笔，写出了许多光彩夺目的名篇。

　　《聊斋志异》是中国志怪小说最后的一个高峰，佳作如林，其价值早已被世界文坛所公认，各国翻译者评介者不乏其人。但在理论界主要只是从清初的政治形势、社会因素去研究蒲松龄的创作思想，较少从志怪小说本身的发展过程来看《聊斋志异》出现的必然性。

　　鲁迅对《聊斋志异》颇为欣赏，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或又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总的来说，这一评价是公允的。我觉得“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提法值得商榷，志怪法和传奇法有什么根本区别呢?从魏晋到清初，时间的距离在千年以上，志怪小说在形式上、内容上有所发展，在思想性、艺术性两方面都有所提高都是必然的，实在没有必要在志怪小说与传奇之间区分其高下，又何况有些作品很难说究竟是志怪小说或传奇，甚至两者都是或都不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