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怪小说与寓言

　　和志怪小说近似的文学体裁不仅只有传奇，还有寓言。寓言的篇幅都很简短，所写的有人，也有鸟兽鱼虫之属，也有以器物为描写对象的，则往往用拟人化的手法。小说的主题有时比较隐晦模糊;而寓言的主题则十分鲜明，或以小喻大，或借古喻今，基本上用譬喻的形式，作一种讽刺或规劝。至于情节大多相当简单，写一件事，或引一句话，并不一定有一个完整而详细的故事，也不一定对人物的性格或周围的环境作全方位的描摹。

　　我国古代诸子百家之中，虽无寓言专著，但《庄子》、《列子》诸书中，尤其《庄子》所说的鲲这样的大鱼和鹏这样的大鸟等确实很难说究竟应该归属于神话或志怪，但因都有明显而深刻的寓意，所以视作寓言也完全可以。所有宗教的文献，都充分运用了寓言。西方的《旧约》、《新约》都包孕大量寓言，佛教则有《百喻经》、《杂譬喻经》等文学价值极高的经典流传于世。

　　正由于这些原因，寓言遂被认为最富有哲理性的或思想最有深度的文学作品。这一种逻辑推理往往不恰当地被反过来推理，把富有哲理性的或思想深度较高的文学作品在分类上总是往寓言这一方倾斜。志怪小说也存在这个问题，如《应声虫》、《画皮》之类，今天人们恐怕基本上都认为它们是寓言了。

　　“五四”以来，文学界对《伊索寓言》作了广泛的介绍，中译本先后出版了许多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了话剧《伊索》。也有人介绍了法国的寓言，鲁迅也对《百喻经》比较重视。新的寓言作品则有《雪峰寓言》等。就这样，志怪小说和寓言在天平秤上不免呈现了一轻一重的极端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几乎成了定势，似乎志怪小说之中要根本不存在思想有深度、寓意耐人寻味的作品，那些作品都属寓言，志怪小说则成了都是宣传封建迷信的怪力乱神或荒诞不经的“齐东野语”了。

　　我们只要追索一下小说的起源与形成，便可以弄清楚某些纠缠不清的概念。东汉桓谭《新论》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近取譬论”，原是小说创作的常用技法，所说的话，所阐明的道理，对读者的“治身理家”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的。怎能把“近取譬论”的技法运用得最成功的作品都划作“寓言”呢?

　　志怪、传奇等是二千年来传统的提法、传统的分类法，而寓言、小说则是近代的提法和分类法。文学史论各有其历史的民族的背景，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体系。传统的文学史论有一个与时代精神靠拢的问题，西方的文学史论有一个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问题，要求很快地解决是不现实的。

　　我认为从不同的视角出发，用不同的标准衡量，一篇作品完全有可能既是优秀的志怪小说，同时也是优秀的寓言。分类或归属等不是不可以讨论的，但最主要的仍是批判和继承，亦即如何学习和欣赏。

　　尤其要说清楚的是那些未被划入“寓言”的志怪小说，也许规劝或讽喻的色彩比较淡薄，要人家接受的观点没有明明白白地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但决不等于说这些作品就都是无病呻吟或言之无物了。

　　作者为什么要写?为什么要这样写?为什么要把原来的民间传说、书本记载作这样的或那样的改动和发展?都是有原因的。甚至作者希望读者从中得出什么教训、得到什么启发、有哪些美的享受等等，也都是可以进行探索的。

　　干宝《左慈》在讲完故事后有这样一段话：“老子曰：‘吾之所以为大患者，以吾有身也。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哉!’若老子之俦可谓能无身矣。岂不远哉也!”

　　蒲松龄写《聊斋志异》，每篇结束时都要把他自己的写作动机或主题思想，或所希望达到的作用讲出来。如《画皮》，他说：“异史氏曰：愚哉世人!明明妖也，而以为美。迷哉愚人!明明忠也，而以为妄。然爱人之色而渔之，妻亦将食人之唾而甘之矣。天道好还，但愚而迷者不悟耳。可哀也夫!”如《娇娜》，他说：“异史氏曰：余于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也。观其容可以疗饥，听其声可以解颐。得此良友，时一谈宴，则‘色授魂与’，尤胜于‘颠倒衣裳’矣。”这就是蒲松龄通过这些奇奇怪怪的故事来阐发他的哲理。

　　绝大部分志怪小说写完故事立刻结束，作者没有站出来宣讲什么，《聊斋志异》并不是所有的篇目最后都有一段“异史氏曰”，但是，决不能由此证明那些志怪小说就都没有寓意而缺少哲理性了。写上作者的评论或感想，固然使读者更容易领悟，却又容易招惹是非，引来惨酷的灾难，所以就含而不发了。

　　早期的志怪小说往往艺术加工较少，在文章后面加上作者的评论和感想的也较少，即使作者是不加选择地有闻必录，我们也能从字里行间领略到其内涵的寓意。因此，就总体而言，志怪小说在规劝和讽喻两方面的作用不一定比寓言差，不过有时需要加以深层的挖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