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小说理论述评

　　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互参证”，1突破了传统的研究方法，对此后的文学研究有着重要而又深远的启蒙作用。其小说研究，如《红楼梦评论》，更是开创了中国文学比较研究的先河。然而，一直以来，对王国维的小说研究进行整体、全面考察的很少，对他的小说理论进一步做系统化梳理的文章更付之阙如。这与王国维在中国小说研究历史上的实际地位很不相称。实际上，王国维小说研究视野是相当开阔的。虽然他涉及小说的许多论述并非专为小说而发，但其理论的出发点或亮点常常落在小说上。所以，王国维的小说理论是可以明确的，并略成系统。把它们从中西文论对撞、化合的初始中梳理出来，并考辨其得失，无疑对小说研究融汇中西、健康发展大有裨益。故此，笔者尝试先就王国维之小说创作理论述评如下。

　　第一，“苦痛—解脱”说。这是王国维在评论《红楼梦》这一经典小说时提出来的。其理论的出发点就是小说家创作的动机与使命：小说家应该进入苦痛之境地，引领人类通达解脱。《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先由简单的衣食到立家立国罗列了人类不断递进、永无止境的种种欲望，遂后指出：“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由于“欲之为性无厌”，结果我们的苦痛就越来越广、越来越深。“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怎么办呢?借美术以超脱。因为美术“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因为“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②可以想见，小说家秉承起“苦痛-解脱”之道，首先成就的就是自我之高尚、伟大的人格。这时候“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③所以，为小说创作确立一个崇高的创作动机应该是小说创作理论的第一要义。就此，王国维高擎起“苦痛-解脱”的大旗。

　　这面旗帜是借评论《红楼梦》竖起来的。王国维为什么首先选择小说《红楼梦》而不是别的体裁的文学作品来扛起“苦痛—解脱”的大旗呢?因为“吾国之文学中，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而《桃花扇》之解脱，非真解脱也……但借侯李之事，以写故国之戚，而非以描写人生为事。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存乎此。”4众所周知，《红楼梦评论》带有叔本华思想的投影。对此，许多学者已从美学角度出发做了淋漓尽致的分析，如佛雏先生的《王国维诗学研究》就说：“叔氏的‘解脱’论以‘原罪’始，以‘梵天’与‘涅槃’终，其中充塞着宗教神秘主义的迷雾。而王氏对这一团神秘之雾，却似颇有会心。”⑤也有人甚至指出：“《红楼梦评论》的局限在于套用叔本华哲学”⑥。笔者认为，就《红楼梦评论》的技术层面来看，王国维受叔本华影响深刻是显然的，这种影响甚至成为他的局限也是可能的。但是，研究者们都未能充分注意到：王国维的“苦痛—解脱”说本质上是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悲情意识、诗教情怀一脉相承的。

　　首先，王国维虽然也看到欲望随生而来，看到人之有生，“为鼻祖之误谬矣。”7但是，他没有像叔本华一样选择“原罪—解脱”的理论模式，他选择了苦痛而非原罪这个起点，就很有中国味了。苦痛可以是收获的起点，原罪却是罪孽的根源。中国传统并不忌讳苦痛的，所以我们的主流没有悲观，只有悲情。像《红楼梦评论》开篇所引的老庄的话是中国很彻底的“苦痛”说了，然而他们追求的是适性自然，对人生之苦痛表现出一种闲适与达观，所以算不上真正的悲观主义者，只能说他们有些悲情意识。儒家标榜“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悲情意识更淡一点。这些都表明中国士大夫的主流心态是：走入忧患，正视苦痛。这种心态体现在文学理论领域则有司马迁的“发愤著书”、韩愈的“不平则鸣”、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影响绵延不绝。如此积极的土壤令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在早期王国维手上打起折扣。王说：“欲达解脱之域者，固不可不尝人世之忧患。”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