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澜：池莉散文的“小”与“大”

池莉是以小说创作闻名中外的，但实际上她的散文创作也很丰富。早在1995年，她就出版了第一部散文集《真实的日子》，此后陆续推出《老武汉：永远的浪漫》（2000年）、《爱你怎么也不够》（2000年）、《给你一轮新太阳》（2000年）、《熬至滴水成珠》（2006年）、《来吧孩子》（2008年）、《成为最接近物质的天使》（2011年）、《石头书》（2013年）、《立》（2013年）《奇迹总会有》（2018年）等等多个散文集。最新出版的散文集《从容穿过喧嚣》，收录了她从2014年至今的部分日常生活随笔，题材范围非常广泛，从地方饮食，到抗疫实录，到婚恋观念，再到人生况味，乃至社会现象等，方方面面的话题皆有涉猎。

散文写作与小说写作的一大区别，在于小说写作的过程中，作者有非常强烈的角色意识，能清醒的将生活中的自我，和作品中作为叙述者的“我”区分开来，并对作品中的“我”予以冷静的旁观。而散文则恰恰是作家本人与叙述者的“我”混为一体的，这也使得散文成为了在“真情实感”方面，要求最高的一种文体。沈从文曾教导汪曾祺说，创作的精义在于“贴到人物来写”，当散文创作中核心人物是作家自己，那么套用沈从文的话，就要贴着自己写，从心出发，从我出发，容不得任何作态。“散文大约是最真态的文体了。小说家的心，常常躲在人物和情节浓重的云霓后面，诗人的心又多少被文字精致地装饰着。真正的散文作者，却得裸身子站在审美的旷野上，让生命的光柱通体无遗地照射着自己（肖云儒语）。”按照王国维的标准，散文写作呈现出的效果，一定得是“不隔”的。也正因为如此，散文创作更能显现作家的真我个性、价值观念和人品特质，具有了作为作家研究材料的价值。

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尤其是女作家，池莉在创作中所展现出的对生活的敏感度是惊人的。这一点在她的散文创作中，被愈加放大。她的散文擅长于写生活的“小”，且写得格外精致、细腻、入木三分。且看她在《假如你没有吃过菜薹》一文中，写雪后菜薹：“翌日雪霁，那些昨夜冒头的菜薹已经一根根茁壮挺立，茎粗壮，色嫩紫，冠顶是鹅黄色簇状小花，五六根就是一盘菜肴。”寥寥数笔，一幅“雪后菜薹图”跃然纸上，紫茎黄冠的菜薹傲立积雪中，色彩丰富，赏心悦目。接着写吃菜薹也是如此：“别忘了菜薹的菜汁，得浇在刚出笼的滚热白米饭上，那龙胆紫的颜色，紫水晶的光泽，美味指数无法衡量”菜薹的茎秆里富含花青素，烹煮后的汤汁呈紫色。当这种浓郁的紫混合白米饭以后，会被米饭的白莹中合，出现微微的颜色变化，而裹上菜薹汁的米饭颗粒，则呈现出类紫水晶的立体和通透。楚地民众大都嗜吃菜薹，但大快朵颐之时，仍能留心到碗中食物的颜色、形状微差变化，并精秒展现此中细节的，恐怕只能是池莉这样对生活高度敏感，遣词造句又得心应手的作家了。

池莉众多散文之中，我个人最欣赏的就是像《假如你没有吃过菜薹》这样，关于日常饮食的那些篇章。我国是个人口大国，自古以来信奉“民以食为天”。千百年来，食物为华夏子民提供了生存的安全感，也丰富了我们的审美体验，承担着社会功能。广袤中华，每一地都有独有的食物，每一家都有独有的作法，这也使得食物与乡愁、思亲、怀旧、怀人等情感活动产生了直接链接，甚至能够一定程度上促进群体的文化认同。也因此，对一蔬一饭的描写，最能展现柔软的情绪，也最直观的传达对生活的态度。五四以来，白话散文创作中，擅长写饮食的名家很多，周作人、老舍、陆文夫、汪曾祺等等，不可尽数。各位名家写餐饮之味，各有特色，不变的是都表现出了在烟火人间活出兴味的热忱。池莉写餐饮也是如此，她写饮食，不仅写吃，也写做，色彩丰富，热气腾腾，用语爽利，干净利落，有独属于池莉自己的味道。同时，她也擅长由餐饮出发，上升到文化层面的思考，比如《小菜的小，虽小却好》从手工小菜的复杂工序、制作耗时，生发出对于工业小菜逐渐取代手工小菜的喟叹，流露出对各种手工技艺失传的惆怅；《沪上有奇味》表面上写上海的一道特色凉菜，实则字里行间，充满对童年感受到的温暖亲情的追忆；《红艳艳辣椒挂起来》则由酿制干货的过程，推及做人的道理；《就这样爱上热干面》里，先写面条滑爽柔韧，芝麻酱喷香，萝卜丁鲜脆，后写吃面条时喝清米酒或蛋花酒的搭配，洋洋洒洒千字以后，笔锋一转，最终是落脚到热干面里包含的武汉市井中浓厚的人情味；《凛冬将至，要不要喝碗排骨藕汤》中，写藕汤的至味，写挑藕、选肉的门道，但余味最悠长的部分，是写炖汤的火候：“这个时候，你得超级耐心，得守住火，得上慢生活的节奏，无论你是否够老，你都要像老奶奶那样守得住火……” “守得住火”这四个字，被她一再重复，仿佛是在叮嘱炖藕汤的精义，但又何曾不是大有深意的人生箴言。最有趣的是《荤菜素做素菜荤做》里，她不无骄傲的流露出一位女作家对生活仪式感的孜孜追求：做菜要花心思，挑选餐具也不可随意。装粉蒸肉要用朴实无华的隆昌骨瓷，素菜盘则要选景德镇青花或景德镇金边。女作家对于餐饮细节的用心，不仅仅是自身文化品位和审美追求的体现，也是其表达认真生活这一人生信仰的途径。韩国有句民谚，用以形容某一类女性，翻译成汉语，大意就是“在战争里也会掏钱买花的女人”。这句话在韩国民间，是略带贬义的，用当下网络语说，意即此类女子矫情。东亚文化深受儒家思想浸染，凡事讲究实用主义，对无用的小情调素来嗤之以鼻，中韩皆然。池莉在散文里展现出的真我，就类同于一个即便在战争里，都会掏钱去买花的女人，这或许也是池莉散文，此前曾被某些批评家批评“矫情”的原因。但在同为女性的我看来，在生活的庸常、甚至兵荒马乱里，仍然能静下心去欣赏一束花的美好，不放弃在日常中寻找美的坚持，这是最能体现人类的精神追求的方式。正是这点精神追求，把人类和其他动物区分开，也把人类从鸿蒙蛮荒里拯救出来，使人有了为人的尊严。只要这种追求是从心而发，不是故意伪立人设，那就是可爱、甚至可敬的。

池莉虽然擅长在散文中写生活的“小”，却也不回避生活中的“大”。无论是抗疫的大事件，还是婚恋两性、人生哲学的大命题，抑或环保、基建、贫富差距等等社会大问题，她都不避讳。作为一个典型的武汉女人，她的散文小处精致细腻，大处则犀利敢言。在散文集第二辑“真正爱就是这么普通平常与苦涩”中的数篇文章中，医学专业出身的池莉诚实表现了疫情初期自己内心的焦灼，也提出了专业角度的抗疫建议；在《千万不要辜负我们这个时代的草》中，她讽刺有关单位为了经济利益，不断折腾城市树木，挖了又栽、栽了又挖的行为；在《最怜秋叶难言》中，她批评城市清洁工作的简单粗暴；在《大意失荆州糊涂毁沔阳》中，她呼吁恢复古地名，提醒决策者重视古地名中包含的历史基因；在《成为富人》中，她挖苦暴发户们的穷形尽相。在这一类散文中，她的文字如刀，尽显尖锐：“奥妙的是，很多有钱人有名人，都惊人一致地乐于号称‘咱就是农民’，并且肯定是在拼死拼活脱离农民身份以后再乐于宣称，这真是意味深长。”如果此类文胆，池莉全部用来指摘他人，可能会有不厚道的嫌疑，但她同样用来解剖自己。在《作家最扯淡的一句话》中，她愤怒于地方政府为了面子工程，不让旅客在火车站前广场行走的荒谬规定，同时她也反省，作为知识分子的自己，为什么没有和这种不正之风抗争到底？为什么在遭遇生活的屈辱和不公时，作家要用“体验生活”作为阿Q精神胜利法进行自我安慰？她嘲讽自己：“看来我最大的专业本事，并非虚构他人，主要是虚构自己。在现实生活的关键时期，我把自己摘出去，搁在一个叫做‘体验生活’的虚构位置，袖手旁观、苟延残喘，慢慢平息、平息，直至平庸与圆滑。”已过耳顺之年的作家，依然会为了人生中不得不妥协的瞬间感到羞愧和自责，展现出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情感的充沛真实。也正因其在散文中，对于社会各层各面的广泛关注和真实记录，也使得她的散文具有了透视时代症结和精神病灶的参考价值。

池莉的小说作品饱受中外赞誉，她的散文创作却曾多次受到评论界或尖刻、或委婉的批评。当她展现对生活中小确幸的关注，小情怀的抒怀时，有批评声音认为她对自我生活进行了矫情的夸耀；当她对社会问题表达关注时，又有人觉得她视角苛刻，充满知识分子的优越感。这或许也折射出当代女性书写自己的一种困境。当女作家在创作小说时，无论她塑造的人物形象如何，评论家都能出于基本的学术理性，将其创作的角色和作家本人剥离开来，客观针对文本的艺术水平和思想内涵进行研究分析。但当女作家进行散文书写时，由于其对私人生活和个性特质的真实展现，使得无论是批评家还是大众，都会或多或少带着对女作家私生活和精神世界窥探的兴味，进入到阅读的过程中。正如池莉在《爱是终身的事》中所写的，她将自己的一篇作品取名为《爱是终身的事》，“大家就集体一笑”，调侃她“人老心不老”，仅从题目就对她的私人情感生活进行低级趣味的猜测，而并不真正关心她写作的动机甚至内容。这也决定了批评家，尤其是男性批评家，较难纯粹站在学理的客观角度，对个人化和私语化的女性散文进行评价和阐释，也较难摆脱自身从男性立场出发而产生的对“女性知识分子”的理想化的性别想象，去对其文本进行审视。当这位女作家通过散文的自我言说所展现出的私人特质，不符合传统文化对女性“温柔敦厚”“单纯质朴”等刻板要求时，其散文的艺术价值，如语言、思想、对生活的观察视角等，可能也会一并连带着被否定。受到此类性别权力限制的池莉散文，其文学价值究竟几何，或许，只有耐心等候时间给予解答。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