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湛：科普传统与中国 共同体的演变

苏湛：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教授，历史系副主任。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物理学哲学、物理学史、科学文化。著有《看得见的中国科技史》《十一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译著《延长的万物之尺——计算科学、经验主义与科学方法》、《哈拉维与基因改良食品》（合译）、《科幻文学的批评与建构》（合译）等书。

在我国，科普曾一度被认为是科幻文学的主要功能，事实上至今仍有一部分科学家和科普作家持这种观点。科普型科幻对中国科幻文学传统的形成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并直接促成了由作家、读者、出版者与研究者共同构成的中国科幻共同体。但最终，如大部分不能与时俱进的事物一样，科普型科幻的范式最终沦为一种起阻碍作用的力量，并导致了中国科幻共同体的全面重组与范式转换。

一、西方科幻中的科普传统

科普型科幻的基本理念是以故事形式传播某些科学知识或观点，其中故事只 是载体和手段，根本目标是传播科学信息。科普型科幻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7世纪开普勒为宣传自己关于月表状况的推测性假说而出版的故事体著作《梦》。这一利用具象化的故事来宣传学术观点的策略后来被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齐奥尔科夫斯基和弗拉马里翁等人继承，现代作品如卡尔·萨根的《接触》和索恩参与编剧的《星际穿越》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一传统。

但应该注意，由开普勒开创的这种传统从来不是西方科幻文学的主流。自19世纪科幻文学正式形成一个文类以后，以讲故事本身为目的、利用科技活动和科学知识所激发的灵感来创造引人入胜故事的创作理念，一直被绝大多数科幻作家所践行。不仅仅是雪莱、坡、布拉德伯里等原生的职业作家，出身于科技行业的作者，道尔（医生）、根斯巴克（电气工程师）、海因莱因（航空工程师）、克拉克（无线电工程师）、阿西莫夫（化学家）等也同样是这一创作理念的忠实贯彻者。

有趣的是，最先有意识地强调科幻作品的知识传播功能的“科幻小说之父” 凡尔纳反而没有任何科学训练背景，而是出身于法国戏剧文学和通俗小说传统。在科技与国家综合实力的关系日益密切的19世纪，凡尔纳的主张很容易唤起共鸣，尤其是对于急于富强起来的科技后发国家，如俄国、日本、中国。但是就凡尔纳本人而言，很难说这种主张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市场宣传策略，还是基于他的出版商赫泽尔的（而不是他本人的）观点——正如有研究所指出的，“如果把首发在赫泽尔的《教育与娱乐杂志》上的（凡尔纳）小说与首发在其他地方的作 一个对比……在后者中，冗长的教学段落的长度和干扰性都有所减少，故事的中心由科学和技术让位于情节本身，凡尔纳时不时玩荤段子和文字游戏的特征也更明显，政治、宗教和人类道德问题倾向于在叙事中占据中心舞台” 1 。即便是在最典型的赫泽尔版“凡尔纳作品”中，科学元素也从来是为创造戏剧性的冲突服务的，而不是反过来——这一特征与更早的雪莱、坡以及后来的黄金时代科幻并没有区别。

二、科普型科幻在中国的起源

在中国，科幻同样是首先作为一种新类型文学而不是传播科学知识的手段被引入的。在中国第一批科幻小说作者和翻译者中，起主力作用的是包天笑、徐 念慈、陆士谔、吴趼人、许指严、徐卓呆等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先行者。虽然当时也有个别思想界精英因文学以外的兴趣参与西方科幻文学的译介——如陈寿彭夫妇翻译凡尔纳《八十日环游记》，自述是因为欣赏书中的“实学” 2 ；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鲁迅翻译《月界旅行》时声明希望借此类作品使读者“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 3 ；梁启超更首倡 “哲理科学小说”概念，倡导“借小说以发明哲学及格致学” 4 ——但这一类译者数量相对较少，更远不如包天笑等职业小说家／翻译家高产。尽管可以说他们的上述主张开启了后来科普型科幻所奉行的工具主义创作理念，但在当时，尚未成为支配科幻小说翻译和创作活动的主流观点。

为了便于区别，可以将以上两种中国科幻小说创作和翻译传统分别称为通俗派传统和启蒙派传统。就作品的所谓“科学性”来说，二者在当时其实半斤八两，都不大尽如人意。究其根源，主要是因为直到1910年代前期，中国尚无本土的科研和科学教育系统，中国作家（包括梁启超等号称精通西学者）既缺乏现代科学知识，更缺乏对科学的审美能力。不要说进行原创，即便只是翻译，如鲁迅那样能将原作中涉及科学和技术的段落大体忠实译出的已属凤毛麟角。以梁启超本人创办的《新小说》创刊号上刊登的卢藉东等人翻译的《海底旅行》（即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为例，译者甚至因为无法看懂相关内容而尽数删去了对潜水艇技术原理的细节描写。5

1915年，中国科学社在美国成立，标志着中国职业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的出现，同时创办了率先采用现代白话文和横式排版的社刊《科学》杂志。6 而在中国国内，随着民国政权的巩固，以及第一批系统接受西式教育尤其是理工教育的留学生陆续回国，成为知识分子群体的新骨干力量，一场上及文教制度、下至普通百姓思维方式的变革逐渐拉开帷幕。这场变革在思想层面的表现就是“新文化运动”，制度层面的成果则凝聚为1922年的“壬戌学制”。

在这场变革中，各种新式杂志大量创刊，包括各种带有教辅读物性质的少儿杂志，其中尤以商务印书馆的贡献最为突出。7 从1912年到1917年，商务印书馆主编的《少年》《教育杂志》《学生杂志》等少儿刊物先后刊登了孙毓修、包天笑、徐卓呆等创作或翻译的《梦游未来世界》《八十日环游记》等一系列“科学小说”；同一时期中华书局主编的《中华学生界》也刊登了包天笑的《病菌大会议》、署名捷臣的《蚊之友爱》等作品。这些作品是中国少儿杂志刊登科幻作品的较早尝试，也是中国科幻与教育、与儿童文学结缘之始。与发表在一般报刊或文学刊物上的作品相比，这些作品明显在题材选择与呈现方式上都加强了对知识性、教育性的强调。其中，《学生杂志》1918年刊登的由沈雁冰、沈泽民兄弟合译的《两月中之建筑谭》是这些作品中已知最早由接受过理工科训练的专业人士参与翻译的。8 同是在1918年，当年最后一期《科学》杂志上刊登了赵元任翻译的埃德加·爱伦·坡的短篇小说《七天中三个礼拜日》。9 这是《科学》杂志首次刊登科幻作品，也标志着中国科学共同体开始介入科幻小说的创 作和译介活动。10

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分别以文学类报刊和科普—教育类杂志为平台，两种明显不同的科幻创作传统已逐渐清晰，今人常以“社会派科幻”和“科学派科幻”的命名来区分它们。其中“社会派科幻”基本上可以被视作晚清科幻通俗传统的直系后裔。与通俗派科幻一样，被后人归类为“社会派科幻”的作品通常还是发表在传统的文学平台上，如文学杂志、报纸的文学副刊，或通过文学性出版社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其作家队伍也同通俗派科幻的作家队伍一脉相承，都出身于由晚清—民初通俗小说传统发展而来的新小说传统。只是与旧的通俗派科幻传统或晚清通俗小说传统相比，新的社会派科幻已如当时的其他新小说一样，经过了白话文运动的改造，并且新一代的作家，如老舍、许地山、周楞伽等，大多接受过系统的西方式高等教育。但是很难将这些“社会派科幻”小说的作者严格地称为“科幻作家”，因为他们中绝大多数既不是以科幻作品开启自己作家生涯的，也不是凭科幻作品成名的。他们实际上是偶尔创作了几部被认为是“科幻题材”作品的主流文学家（如老舍、许地山都只写过那么一部），其对科幻题材的关注程度甚至普遍不如包天笑等老一代的通俗派作家。

而这些作品，在写作手法和创作思想上，与他们的其他作品以及当时的其他主流文学作品相比，也没有太多本质性差别（如以社会批判为主旨）；而在体现科幻文学特色的科学技术部分，这些作品则大都语焉不详，对具体的科学原理和技术细节避而不谈。此外， 除了个别例子（如周楞伽的《月球旅行记》）以外，这一类作品通常并不明确指向青少年读者群。总之，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说明，“社会派科幻”的作者们在创作这些科幻题材作品时是在有意识地创作一种不同于非科幻作品的新文类。

而“科学派科幻”的情况要更复杂些。尽管具有与启蒙派科幻一脉相承的工具主义创作理念，“科学派科幻”却并不宜被简单地视作启蒙传统的直接继承者。如前所述，“科学派科幻”实际上由两种传统结合而成：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构代表的儿童文学传统和中国科学社代表的科学家传统。儿童文学传统的早期代表人物，如孙毓修（同时兼任《少年》杂志的主编和撰稿人），往往具有启蒙派背景，其科幻翻译、创作活动也与更老一代的启蒙派作家相似，即虽然鼓吹科幻小说的科学教育功能，但处理科幻小说中科学技术细节的能力有限。其创作和翻译的作品《梦游未来世界》《八十日环游记》，或是展示未来奇景的游记式作品，或是戏剧冲突强烈但知识点不那么密集的旅行探险作品。而这一特征也传递给了沈雁冰等年青一代的作者兼编辑。沈雁冰最早独立翻译的《三百年后孵化之卵》（原作为威尔斯《象鸟岛》）也是这样一部具有浓烈惊险色彩，但科学性稍弱的“科学小说”。

而中国科学社代表的科学家传统却是一种全新传统。尽管在借科幻小说传播科学的理念上与启蒙传统暗合，但科学家传统与前者并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 而是在海外接受现代科学训练的年轻科学家在自身日益增长的科学审美能力和表达需求的刺激下，在从就学环境中直接接触到的西方科幻文学原著的启发下，自己摸索、开创出的一种传统。这种新传统的特征是：首先，这些新的作者或译者通常本身就是受过训练的职业科学家、工程师，或至少是正在接受训练的理工科学生——直到1910年代后期，中国本土的科学家、工程师队伍，以及各种科学技术学科建立起来以后，这样一支科幻作者队伍的出现才成为可能。其次，科学家传统优先强调作品的知识性，而对故事性、戏剧冲突等传统文学要素和美学规律相对不重视；同时由于作者或翻译者具有较高的科学技术专业学养，因此在基于知识性的考虑来选择作品、素材方面，以及在处理知识性细节方面，要更加游刃有余，目标性也更明确。如赵元任翻译的《七天中三个礼拜日》，尽管原作的本意显然并非传播科学知识，而是——按照陂的一贯风格——试图从国际日期变更线，这样一个由自然科学原理导致，并因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而被揭示出来的事物中，找出一些乐子；但这恰恰使国际日期变更线这一知识点被置于这部短篇小说的中心，成为故事核心冲突的诱因和触发点，从而完美地符合了通过一个简短的故事让读者印象深刻地记住一个现代科学中的有趣知识点的目标。最后，在发表渠道上，科学家传统也另起炉灶，基本不会向传统文学刊物投稿，而是立足于科技社团自己主办的科学—科普刊物，到后来才逐渐扩展到少儿—教育类刊物。

沈氏兄弟翻译、发表《两月中之建筑谭》正是儿童文学传统和科学家传统合流的一个带有隐喻色彩的标识事件。两种传统的融合奠定了中国科普式科幻的基本创作理念和作品特征。一方面，科学家们自觉地甚至可以说是愉快地接受了由儿童文学传统定义的读者群——儿童与青少年，与早期启蒙派作家略带浪漫主义色彩的理想不同，本身接受过系统科学训练的科学家们确切地知道，社会性的科学普及不可能代替学校科学教育，更无法指望通过这种科学普及将没有接受过学校科学教育的成年人改造成可以肩负起科技兴国、实业兴国重任的科技人才。欲提振中国的科技实力，富国强军，则科技人才多多益善，而培养科技人才，只能从儿童、青少年着手——科学家们与儿童文学家、教育家们在这一认识上不谋而合。因此自1920年代以降，发表在科技期刊上的“科学派科幻” 甫一出现，很快就主动向青少年读者群靠拢。另一方面，科学家的加入使孙毓修一代的儿童文学作家、编辑们求之而不得的少儿科幻的“科学性”得到了加强，并进一步强化了在少儿科幻中本就占优的科学派力量。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身于科学共同体的科普作家已接管了少儿—教育类杂志和其他出版物中绝大部分科幻作品的创作。只有极少数出身于传统文学背景的作者，如周楞伽，在沿着社会派路线创作少儿科幻作品。

相比于“社会派科幻”，“科学派科幻”具有更鲜明的类型文学特征。首先是发表平台更集中，主要是当时的科学—教育类期刊，且往往作者本身就是这些期刊的编辑以及科学新闻、科普小品撰稿人。尽管科幻小说在这些科技期刊上远非主角，但它们却是这类刊物上唯一的文学类文本，与此相关联，它们的核心读者群的文学阅读兴趣也更为集中。

其次，“科学派科幻”的创作风格、创作理念明确而具有一致性，且明显区别于其他文学作品。这一理念就是：“利用这一类小说来多装点科学的东西，以作普及科学教育的一助。”11 在这种理念指导下，“科学派科幻”的作者们经常在作品中粗暴地插入大段科学知识说明，甚至直接插入公式、图表等。如高行健 （筱竹）的《数理婚团记》，几乎通篇是不同的角色在宣读科学论文。更有趣的是顾均正的《和平的梦》。近期研究发现，这篇小说实际改写自罗伯特·卡斯特1939年的短篇小说《征服者的声音》。顾均正沿用了原作的绝大部分情节， 甚至角色的名字，但却在原本不长的情节中生生插入了7页半配有示意图的电磁波发生原理说明。12 叶永烈曾惋惜《和平的梦》:“在小说中忽然插入一大 段‘知识硬块’，使作品失去了和谐的统一。”13 殊不知这段“知识硬块” 才是顾均正想要卖给读者的“珠”，而叶永烈高度评价的“曲折离奇、构思巧妙的”故事只是从他山借来之“椟”。而正是这些作品，奠定了中国科普型科幻的基本写作范式。

再次，讽刺的是，尽管“科学派”作家同样算不上专门的科幻作家（他们 创作科普小品普遍早于和多于故事性作品），但他们在科幻文学上的专注程度仍然比“社会派”作者高——因为他们除了科幻小说以外几乎不创作别的文学性作品。因此“社会派科幻”的作者往往首先被作为“作家”而不是“科幻作家”被记住，而“科学派科幻”的作者们却总是被作为“科幻作家”而不是“作家”被 提及。

最后，最重要的是，相对于“社会派”作者，“科学派”作者之间的联系更紧密。作为科普作家，他们都是当时已在中国日渐成型的小而团结的科学共同体的成员，通过科学共同体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交和合作网络相互联系。他们也拥有单纯而一致的共同价值观，即科技兴国。志趣相投且内部沟通良好的作者群，统一而明确的核心价值观与创作理念，再加上稳定的、特色化的作品发表平台（各种科学、教育类杂志）和忠实且高度对象化的核心读者群（青少年群体），使得数量和可读性都未必比得上“社会派科幻”的“科学派科幻”， 率先完成了作者—出版者—读者共同体的构建。而稳定的作者—出版者—读者共同体的形成也正是1920年代以根斯巴克为代表的现代科幻传统在美国成功的原因。

三、科普传统与新中国科幻共同体的形成

1949年以后，一方面由于政治变迁带来的文学界自身的调整，本就涣散的 “社会派科幻”传统偃旗息鼓、湮没无闻。而另一方面，随着1949年9月政协会议将“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写入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科普工作受到空前重视。次年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分别简称“全国科联”和“全国科普”，后合并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中国科协”）成立，不但尽数继承了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科普队伍的主力班底，而且进一步充实、整合了力量。14 “科学派科幻”传统也随之平稳地被带入新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中国科幻首先不是作为一种文学，而 是作为一种科普文类出现的。

梳理新中国初期的科幻出版史，不难发现，起主导作用的主要是科普界和教育界（特别是基础教育界），而不是文学界和文化宣传系统。按照董仁威等人的考证15 ，早在郑文光发表新中国第一篇原创科幻小说《从地球到火星》（1954） 之前，天津知识书店和三联书店就先后出版过两部带有科幻色彩的原创文学作品：《梦游太阳系》（1950）和《宇宙旅行》（1951）。并不意外地，这两部作品全都是以故事为载体的少儿向科普作品。其中出版《梦游太阳系》的天津知识书店一向以儿童图书尤其是连环画为经营特色16 ；作者张然当时是张家口电信局的技术员，同时也是天津知识书店主办的儿童刊物《新儿童》的科普撰稿人， 发表过多篇天文科普小品。17 《宇宙旅行》原是1948—1949年前后大连光华书店出版的“少年文库”书系中的一种，1951年由三联书店再版；作者薛殿会早年当过油印社誊写员，后因其在写作和美术方面的才能，以及从事出版工作的经验， 进入人民政权管理下的大连市教育系统工作。从1940年代末开始，薛殿会一直是当地少儿期刊的活跃撰稿人，写作范围包括儿童文学、德育小品文、科普小品文等，后来还参加过大连本地的小学课本编写工作，编写过其中的自然课本。18

在这两部作品之后发表《从地球到火星》的“中国科幻之父”郑文光同样是沿着基础教育工作者—青少年杂志编辑—科普作家的道路走上职业生涯的。他早年在香港从事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中学教师，后来担任《新少年》月刊主编和报纸专栏作家，并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天空的神秘》—— 一本科普著作。1951 年郑文光到北京后立刻被调入“全国科普”，专职从事科普工作。正是作为 “全国科普”的天文科普专家，他接到《中国少年报》约稿，创作了新中国第 一篇科幻小说，也是他个人的科幻处女作《从地球到火星》。值得注意的是， 郑文光的科幻创作活动不仅源于科普工作，而且起伏发展也与其科普生涯密切相关。1950年代后期，郑文光离开科普系统，调入中国作协系统，其科幻创作也一度沉寂，直到1970年代回归科技系统（中国科学院）后才重新开始科幻创作。复出后的郑文光尽管在科幻创作上逐步跳出单一的科普传统，开始进行更为多样的探索，但另一方面，也继续创作了大量科普作品，延续了科幻作家和科普作家的双重身份。19 除郑文光以外，新中国第一代的科幻名家叶永烈、萧建亨、刘兴诗等都经历了类似的从科普作家到科幻作家，以创作纯科普作品为起点，过渡到含有幻想元素的科普作品，再到更具文学性的科幻作品或纯文学作品的创作历程，只有极少数人如童恩正 20 例外。

从历史来看，被归类为科普作品对当时的中国科幻文学而言并不是坏事，相反可以说是一件好事。正是“科普”，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为科幻文学赋予了最初的合法性，进而提供了早期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包括人才、岗位、出版平台， 以及最关键的——政治上的相对优待。1950年代中期中国对苏联科幻作品和凡尔纳作品的大规模引进就是这种优待的结果。但科普传统对中国科幻最关键的贡献还是在于最终促成了中国科幻共同体的形成。一方面，科幻文学所依附的科学—科普共同体为科幻共同体提供了组织模式上的示范；另一方面，由科学—科普共同体组织、支持的科幻写作和出版事业也为科幻作家和读者群体的凝聚提供了最初的平台。1979年，作为中国科协旗下专业学会的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成立，并组建科学文艺专业委员会作为其二级专委会，标志着中国科幻共同体正式完成了从无形共同体到制度化组织的最后一步。

然而科幻共同体对科学—科普共同体的依赖也为其发展埋下了隐患。直到1980年代初，不但科幻文学发展的人力、经费、出版平台都依赖于科学—科普共同体（具体而言也就是科协系统），而且在计划经济的一元化管理体制下，科幻理所当然地被归口到科协的分管范围内，科学—科普共同体从而掌握了对科幻的不容他人置喙的话语权。这就导致一旦科学—科普共同体拒绝为科幻的合法性背书，中国科幻就陷入了空前的绝境。如一些见证者回忆的，在1980年代初科幻文学开始遭到来自科普界内部的攻击后，郑文光、叶永烈等科幻作家其实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尝试让科幻共同体向作协系统靠拢。21

四、解析“科普与文学之争”

从1970年代末开始围绕科幻文学产生的一系列争论，可以看成是中国科幻为迎接文学性科幻传统复兴而遭受的一场试炼，只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条件下，这场试炼显得格外残酷。要理解这场历史冲突，需要从以下两个问题着眼：

（一）1970年代末中国科幻何以发生文学转向？

首先必须明确，1970年代末随着中国科幻本身复兴而出现的重文学倾向，与1949年以前的“社会派科幻”之间基本不存在继承关系。主导这场范式变革的仍然是1949年以来形成的那支科普式科幻的作家队伍。其中郑文光、叶永烈、童恩正等原本就是科普型科幻的主将和旗手，而代表新生力量的王晓达、魏雅华等人在背景上也都完全符合当时典型科普作家的特征——拥有理工教育背景，甚至本身是在职科研或工程技术人员。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他们与新中国成立前的科幻创作传统存在直接联系。因此这种新的文学性科幻传统的出现，不是继承或接续任何老传统，而是从科普型科幻传统中自发地演化出来的。发生这种演化并不令人意外，事实上它已是姗姗来迟。

1.追求可读性是文学发展的必然方向

科幻终究是一种文学，文学有自身的价值和艺术规律。即便最初仅仅是作为 “形式”“载体”“工具”而被创造，但只要其自身具有美学价值，这种价值早晚会被发现和开掘。从作者的角度看，即便只把文字当成传播知识的工具， 一位有才华、有追求、有艺术鉴赏力的作者也绝不会心安理得地满足于让自己的“工具”保持丑陋，他必然会在有余力的情况下设法把“工具”本身变得更 美些。当有越来越多的作者这样做的时候，终有一天会突现以“工具”本身的 美学价值为目的和追求的范式。更何况，早有大量的引进科幻文学作品为这种范式提供了示范。

2. 尝试所有可能性是事物演化的必然趋势

在资源和环境压力适度的情况下，多样性是事物发展的普遍方向。科幻也好、科普也好，永远只采取唯一的模式，本身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偏执。反观1970年代末文学性科幻的崛起，并不是取代或灭绝科普性科幻（事实上科普性科幻至今仍不乏佳作），只是当时演化出的一种新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产生， 从根本上说是由“文革”后社会政治和文化氛围骤然放松，以及经济、文化、科学事业全面复兴而带来的丰富资源所导致的。

3. 社会呼唤看待和理解科学的新视角

对外开放，以及全国科学大会后政府对科技工作的强调，将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越来越多地展现给国人，也让科技工作者越来越多地受到国民关注。对科学技术及其可能造成的社会后果的好奇，以及对科学家群体的好奇，造成了读者们对探讨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与个人关系的新型科幻故事的需求——这本来就是科幻文学在西方诞生的最根本原因。而且这种需求的迫切程度是随着科技对生活的渗透不断增长的。

4. 科幻范式转换是科普范式转换进程的一部分

跳出科幻文学的语境，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发生在科幻文学领域的这场范式转换不是孤立的，它实际上是中国科普事业整体范式转换进程的一部分， 而且是先行的一部分。实际上，随着中国基础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为新中国成立之初和以前学校科技教育严重不足的情况而设计的训诫式、扫盲式科普， 其必要性一直在不断地减退，从而使科普工作本身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危机逐渐浮出水面。尽管对传统科普范式的批判直到1990年代中后期科学传播研究在中国兴起后才全面爆发，并促成了中国科普界内部的全面改革，但1980年代初《中国青年报·长知识副刊》的“科普小议”专栏中关于“内容与形式”、关于“趣味性”的讨论，表明当时某些问题已经开始逐渐暴露。科幻文学的文学转向，实际上也可以理解成这一大背景下科普创作样式改良的实践性探索之一。

综上所述，1970年代末中国科幻的文学性转向具有历史必然性——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以另一条特殊的路径使中国科幻姗姗来迟地加入到世界科幻的主流范式中。这一历史进程之所以没能更早地发生，是由此前的资源和人才匮乏所致。

（二）中国科幻的文学转向何以引发来自科普界和科学共同体的攻击？

理解这一问题，不仅对理解历史，而且对促进中国科幻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必须考虑导致当年“科文之争”的那些因素在今天是否仍然存在。

1. 唯科学价值观

回顾“科文之争”，当时针对科幻文学的最主要指责是，当时的科幻文学 （作为一种科普工具）不但忽视传播科学知识的“正业”，而且还经常传播“错 误”知识，误人子弟。今人在追溯往事时，往往把这种指责归因于由时代局限性造成的知识上的欠缺和道德上的狭隘。但近期的一些科幻创作者与科学家的新互动——比如由电影《流浪地球》引发的一些争论22 ——暗示，时至今日，尤其是在科学家当中，仍然存在着与1980年代如出一辙的以“科学准确性”的单一标准来评判科幻作品的倾向，并且持此类观点的不乏在西方科幻作品浸淫下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科学家。

这说明这种认识并非时代性的，也未必能简单地归咎于知识的缺乏和眼界的局限。同时，鉴于这种认识的普遍性，它看起来也与个人道德无关，而只能用不同时代的科学家所共同具有的价值观来解释，这就是以科学为最高价值甚至唯一价值的价值观。

从科学事业的角度出发，这种价值观绝非缺点，如果不认同这种价值观，就很难支撑一名科学家在科学上取得极致性的成就。但这种价值观也隐含着一句潜台词，就是所有“不科学”的都没有价值。从这一前提出发，必然推导出“不科学”的科幻是无意义的，甚至是有害的。

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这是科普式科幻范式长期以来拒绝正面承认科幻的文学价值、娱乐价值所导致的必然后果。事实上，在1980年代初，不仅仅是科学家和科普作家，连科幻作家们自己也或多或少认同这一唯科学的价值观。比如郑文光曾经批评当时引进的国外科幻作品“没有什么科学价值，也没有什么文学价值”，强调：“要想到对孩子们的教育意义……我们写科幻小说时，心目中要有这个教育目标。”23

2. 领地意识

另一个加深科学家与科幻作家（甚至也包括部分科普作家）间矛盾的因素是，作为专业人士，科学家往往会对自己的研究领域产生领地意识。一切闯入他们领地、对他们专精的领域发表见解的“局外人”，都会在潜意识里被他们当成不受欢迎的入侵者。而如果这些见解还不那么正确，甚至，在他们看来，是“错误”的，那更将被看成是一种严重的冒犯，甚至亵渎。这是科学家对科幻作品进行吹毛求疵式“勘误”的一个重要动力。

除了前文提到的发生在《流浪地球》身上的情况，一个更典型的例子：1970 年代末某古生物学家对叶永烈一篇描写恐龙的作品的批评。批评者列举了一系列关于化石埋藏规律、恐龙化石的形态分类等方面的“错误”，并宣称其“背离科学常识”。24 然而事实是，这些“常识”实际上是一些在专业书籍上都很难查到的极生僻的、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在相关专业内部通常是以学徒制方式由导师在科研实践中手把手地传授给学生的。换句话说，这一批评混淆了“常识”与行业默会知识的区别，而背后包含的潜意识实际上是对不懂本学科行业默会知识的“外行人”的抗拒。

还有更极端的例子，对于某些站在科学共同体顶端的科学家而言，最终可能会把全部科学领域（而不仅仅是自己的专精领域）都视为自己的领地，并把个人独断混同于学科共识。如当年一位著名科学家所明示的：“科学幻想这一类影片当然可以搞，但应该是科学家头脑里的那种幻想……应该搞那些虽然现在还没有搞出来，但能看出苗头，肯定能够实现的东西……（比如）农业……能源、教育、电子计算机、组织管理、系统工程、中西医结合、人体特异功能……这些题 材都可以搞……”25

3. 对“科学”含义的片面理解

无论是出于唯科学的价值观，还是出于潜在的领地意识，所有关于科幻小说“不科学”的批评隐含着一种共同的对“科学”的理解，即“科学是正确的知识”。

在20世纪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波普尔和库恩的理论已在科学界广泛流传的今天，随便问一位科学家，他们都会反对“科学是正确的知识”这一观点。但如我们所见，这事实上却成为他们评价科幻文学是否“科学”的唯一标准。

实际上，早至19世纪中晚期，在现代科学哲学兴起之前很久，“科学”已作为一个有着多种不同层次含义的名词被使用。它既被用来指称已知的、目前作为共识的关于自然界的事实陈述（也就是传统上所说的知识），也被用来指称探究自然界真相的活动、手段和方法，还被用来指称根据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而创造出的技术产品，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而科幻文学恰恰是在后两种更广泛的意义上与科学发生关系的。作为一种文学，它必然首先与科学的社会维度而不是知识维度发生关联，必然首先聚焦于“科学”作为人类活动的层面，以及“科学”如何影响人类生活的层面，而不是知识本身。如果只采取“科学是正确的知识”这样的狭窄理解，而忽视“科学”一词所指称的更丰富的内容，那么必然导致对这 一文学类型下绝大部分作品的否定——这也正是发生在科普式科幻一家独大年代的现实情况。

4. 范式转换引起的自发抗拒

如前所述，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科幻范式转换实际上是更大范围内的科普范式转换的先声。在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的新形势下，当时中国的科普事业整体上面临着范式变革，旧的灌输式范式已实质上难以为继，包括科幻作家在内的科普共同体虽然对读者的日益流失有所感知，但是对于旧范式的内在问题还茫然不知。

在这一背景下，科普共同体中出现了两种选择，一种是部分科普作家（包括很多科幻作家），开始自发尝试改进创作手法和创作思路，以适应读者欣赏品位的变化；而另一种人则始终不认为固有的科普范式存在任何问题，但又对读者的流失无计可施，从而日渐焦虑，进而迁怒于那些不肯坚守传统范式的“叛军”。1980年代初关于科普“科学性”和“趣味性”的密集争论，正是科普共同体内部的这种路线之争的直接反映，并且最终成为全面批判科幻文学的导火索。因为在传统派眼中，科幻文学正是“叛军”阵营中最显眼的目标。

因此从另一种意义上讲，“科文之争”不过是共同体面临范式转换时几乎必然发生的冲突与分化的又一个实例。

5. 科幻共同体与科学共同体在特定社会—历史问题上出现认识分歧

最后，还有一个来自科学观、艺术观以外的因素。这可能只是1980年代初为科幻招来攻击的一个极次要的因素，但却是导致这场攻击的后果尤为惨烈的重要催化剂。当时，随着科幻共同体日渐向文学圈靠拢，1980年代初中国主流文坛的一些范式和偏好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科幻作家。如一些反对派批评的，当时有不少重要科幻作家的作品都渗入了“伤痕文学”的元素甚至主题。尽管相关作品多以在特殊时代遭受迫害的科学家为主人公或背景人物，看似在为科学家仗义执言，但出于种种心理方面的因素，这种“好意”实际并不被已解放的中国科学共同体认同；相反，还适得其反地引起了一定的反感。同时，这种风格转向也完全不必要地使科幻文学被卷入政治旋涡。

五、中国科幻共同体的独立

综上所述，1980年代初的“科普与文学之争”以及随后对科幻文学的围剿，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是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科幻自身发展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科幻在发展道路上必经的试炼。而这场冲突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对中国科幻界造成巨大的破坏，也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情境有关。

从内因来说，新中国的科幻作家共同体原本是从科普共同体中孕育出来的， 一直寄生在这个母体中，在当时还远未独立，无论是在作品的发表渠道方面，还是在当时非常重要的人事关系、组织关系等方面，都严重依赖于这个母体。

从外因来说，当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尚未全面铺开，社会机制在总体上仍然是计划经济式的，社会资源条块分割于大大小小的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不仅体制外人士很难争取到资源，体制内人士也很难争取到本系统外的横向资源——对科幻共同体来讲，也就是包括科协在内的科技系统以外的资源。在这一背景下，从科普共同体内部发起的、获得科学共同体中的权威人物背书的大批判，对科幻共同体而言无异于放逐，相当于在短时间内断绝了科幻共同体的绝大部分资源供给，使其难以为继。

然而从中国科幻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应该看到，也正是这场打击促成了中国科幻共同体的最终独立。

首先，正是论战的压力迫使科幻作家们开始就一些一直以来缺乏认识的理论问题认真反思，从而推动了中国科幻的理论建构。正是在论战期间，被逼到墙角的科幻作家终于喊出了“科学幻想小说原来就是小说，并不是科普作品”的宣言，26 完成了对科普传统的思想上的扬弃。

其次，对科幻共同体的放逐迫使科幻共同体开始着手构建独立的和更加多元化的作品发表渠道与社会生存空间，逐步摆脱了在资源上对科普共同体的依赖。

最后，这场打击事实上加速了中国科幻文学的范式转变—— 一方面，不欢而散式的分手使科幻作家们在告别科普范式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决绝，更无感情负担；另一方面，科幻共同体在遭受打击后虽然损失惨重，但也间接加速了组织力量的更新与重组，补充进来的年青一代科幻作家们更少受老传统、老范式的影响；相反，得益于改革开放，他们有更多机会接触黄金时代以来的西方优秀作品，并从中学习。

当然，中国科幻共同体最终实现成功复兴与独立还离不开时代提供的机遇。就在“科文之争”后不久，1984年，全国范围内开始陆续兴起市场化改革的尝试，时称“自负盈亏”，为通过市场整合资源打开了一个缺口。四川省科协旗下的科普期刊《科学文艺》也在这次大潮中被赶下“海”。经过数年在市场中的摸索、试错，1990年代初，杂志社确定了创办专门性科幻期刊的方针，并在1991年更名《科幻世界》。此后十几年中，凭借不断适应市场、培养作者、提高作品质量，《科幻世界》逐渐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销量最大的科幻杂志之一。杂志社进而大力开拓科幻图书出版市场，一度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科幻图书策划商。27 《科幻世界》在商业上的成功不但解决了自身的生存问题，为当时处于困境的中国科幻文学搭建起一个相对稳定的发表和出版平台；而且凭借杂志社提供的稿费和策划组织的图书出版工作，也帮助很多科幻作家解决了生存问题，为中国科幻共同体开拓出一条可以不依靠任何财政经费资助，仅凭科幻创作本身实现良性循环的道路。

除了由《科幻世界》主导的资源循环模式的重塑，同一时期吴岩以北京师范大学为基地开设的科幻课程、《科幻世界》定期组织的笔会、姚海军创办的同人杂志《星云》等，也在培养科幻创作与理论人才、推动中国科幻文学理论建构等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为中国科幻共同体的重塑与科幻文学的复兴提供了必要条件。今天，尽管北师大的科幻选修课和《星云》都已不再，《科幻世界》 从销量和其他一些方面看也不复往日辉煌，但已有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了科幻通识或专业课程，越来越多讨论科幻艺术和科幻产业的论文在不同学科的期刊上发表，还有更多的网络平台和实体期刊加入到科幻小说的发表渠道中，各种更加专业的图书策划、影视策划、版权代理公司加入到科幻产业中来——中国的科幻事业实际上更安全了、更繁荣了。2019年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在旧有的科学文艺专业委员会之外成立新的科幻专业委员会，可以视为中国科幻共同体二次制度化的一个里程碑，也标志着权威部门对科幻文学独立性的正式承认。

余论：中国科幻共同体的未来方向

从现状来看，无论时代大势还是科幻自身的状况，都不太可能再次出现仅凭几位批评家的唇枪舌剑就让科学幻想从所有的书店、报亭、网站、电视和影院中消失的情况了。但中国科幻产业要维持繁荣，乃至追求更进一步的发展，仍然需要从历史和现状中总结经验：

第一，1990年代以来中国科幻的复兴和今天整个科幻产业的生存全部建立在科幻市场的繁荣上，市场和消费者是中国科幻文学的生命之本。必须坚持了解市场、关心市场、培养市场，认真提高作品质量，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作品。

第二，多元化发展是维持科幻产业安全的重要保证。多元化发展既包括对产品种类和营利模式类型的拓宽，也包括出版和发表平台的多元化。应尽量避免过度依赖单一期刊、单一类型媒体、单一系统的出版发行渠道，降低风险。

第三，科学共同体仍将是科幻共同体的重要盟友，尽管二者的价值观分歧目前看来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弭，但在宣传科技进展、增进社会公众对科技 的兴趣和理解方面，二者拥有共同利益。一方面这是科学共同体追求的核心价值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对科学技术的了解和关注有助于提高公众对相关科幻作品的兴趣和审美能力，进而扩大和巩固科幻产业的市场基础。在一定的意义上，科学普及有助于促进科幻产业的增长。与此同时，国内外的实践都表明， 在职科技工作者和正在接受训练的后备役科技工作者一直是科幻作品的稳定消费群体，而反过来说，优秀的科幻作品也经常成为这些科技工作者最初选择从事科技行业的重要诱因。

注释：

1 Arthur B. Evans. “Hetzel and Verne: Collaboration and Conflict.”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2001, Vol. 28, No. 1, pp. 97-106.

2 陈寿彭：《八十日环游记·序一》，施蛰存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 （1840-1919）》，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3 鲁迅：《〈月界旅行〉辨言》，《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163~164页。

4 梁启超：《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第14号，1902年8月18日。

5 范苓：《明治“科学小说热”与晚清翻译——〈海底旅行〉中日译本分析》，《大连 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6 唐东堰、李欣仪：《〈科学〉杂志与五四现代白话文的形成——重新审视五四现代白 话文的产生及其现代性意义》，《学术探索》2009年第4期。

7 偰嫤、黄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分龄分类的出版探索——以商务印书馆早期儿童文 学出版为例》，《探索与批评》2020年第2期。

8 沈氏兄弟中沈泽民当时是工程技术学校的在校生。此外《学生杂志》1916年刊登的署 名研深的《数氏家谱》和同年《中华学生界》刊登的署名捷臣的《蚊之友爱》，从内 容看疑似由具有相关知识背景的作者创作，但由于作者身份尚未查实，故存疑。

9 陂氏：《七天中三个礼拜日》，赵元任译，《科学》1918年第4期。

10 晚清最后二十年出现的一些科学、科普性杂志，如上海科学仪器馆主办的《科学世 界》、上海龙门师范学堂科学研究会主办的《科学一斑》、绍郡医药学研究社（绍兴 医学会）主办的《绍兴医药学报》等，也零星刊登过一些科幻性质的作品。尽管在 编录理念上与《科学》及后来的科技、科普类杂志选择、编录科幻作品的理念有相似 性，但这些杂志大多本身存在时间极短，作品的数量少，质量也参差不齐（从作品的科学性上来说），而且与中国科学社等近代科技社团大规模兴起后形成的科学派科幻 传统没有明显联系。因此本文以中国科学社代表的在西方接受训练的第一代中国科学 家的参与作为中国科学共同体涉足科幻创作之始。

11 顾均正：《在北极底下》，文化生活出版社1940年版，第iii-iv页。

12 上原 かおり：『顧均正における米国SFの受容 : 『在北極底下」を中心に』，『現代 中国』2015年第89号，第35~48页。

13 叶永烈：《顾均正与〈和平的梦〉》，《世界科幻博览》2005年第3期。

14 崔建平：《新中国科普发展史上的几座里程碑》，《科普研究》2019年第5期。

15 27 董仁威：《中国百年科幻史话》，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329~355页。

16 吕明：《武清籍杨大辛与天津知识书店》，《天津日报》2020年5月22日第20版。

17 吕明：《新中国首部科幻小说在津诞生》，《今晚报》2020年5月2日第7版。

18 据薛殿会本人未正式发表的回忆文章。

19 董仁威：《穿越2012：中国科幻名家评传》，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年版，第5~12页。

20 童恩正在大学期间开始发表作品，其文学处女作是发表在《红领巾》杂志上的现实主 义作品《我的第一个老师》（1957年），此后在其整个写作生涯中发表的作品也都以 科幻小说和考古学专业论文为主，较少有非科幻的传统科普作品。参见童恩正：《童 恩正年谱》，《古代的巴蜀》，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334页。

21 据陈宗周未正式发表的回忆文章《我知道的叶永烈和中国科幻往事》。

22 苟利军：《停止自转的地球真能去流浪吗?》，《科学大众（中学生）》2019年第4期。

23 郑文光：《谈儿童科学文艺》，刘文杰编：《作家谈儿童文学》，湖南少年儿童出版 社1983年版。

24 甄朔南：《科学幻想从何而末？——兼答叶永烈同志》，《科普小议》，科学普及出 版社1980年版，第21~23页。

25 于中宁、李逢武：《钱学森同志谈科教电影》，《电影通讯》1980年第13期。

26 赵世洲：《不能只走一条道》，《科普小议》，科学普及出版社1980年版，第46~48页。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