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小说家的鲁迅

　　无论是鲁迅本人，还是左翼如茅盾、蒋光慈、丁玲之流，绝非一流的文学大师。在绝大多数人看来，鲁迅是现代文学(艺术)之父，他的文学审美、思想性有着不可颠覆的位置，而在我看来鲁迅绝然是现(当)代文学(艺术)最大之撒旦。

　　鲁迅自认为他的文学创作是失败的，当瑞典人文学院有意提名他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的时候，他在一封托台静农转交刘半农的信中说“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鲁迅对自己的创作的认识是很清醒的，他是极有自知之明的人。但却又为读者所误以为是谦虚，他是毫无争议的坐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把交椅上，然而为何如此呢?是意识形态，而非文学本身塑造了鲁迅的地位。这一点在夏志清先生《现代中国小说史》中极其深刻的描绘出鲁迅在整个文学史上的尴尬地位。

　　鲁迅是有破坏力的，尤其是对新文学本身的传统有着很大的负面作用，而鲁迅本身的作品但就小说来讲仅是二流的作品，就杂文来说失去了文学性，更重要的是战斗精神。而成悖论的的是鲁迅的战斗精神，也超越了文学的标准。于是他也得以在广大读者之中有着许多共鸣。

　　鲁迅并没有长篇小说问世，在晚年他曾经计划写一部以知识分子为主要题材的长篇小说，然而终于没有动笔。这背后的原因一部分是在他晚年参与各种论战消耗了自身的精力。另外一方面，鲁迅的性格与文风决定他写不出长篇小说，他的文字瘦弱，缺少长篇小说的丰腴。再者，他缺少把握长篇小说的能力。虽然鲁迅极不愿承认这点，但我们也不得不说没有什么比一位小说家不能写长篇小说更让他难过的了，更何况仅就鲁迅的三部小说集——《呐喊》、《彷徨》以及《故事新编》来说，他的小说中也有着情节主题的重复性的弊病，并且在他的小说中某些语词的运用以及环境的书写(比如故事的展开往往是在封闭的环境之中，比如酒店、茶馆等)、意象的选择(如拦路高卧的狗、白雪红梅)都显示出鲁迅作为小说家的想象力的匮乏。

　　然而这丝毫不能减弱鲁迅短篇小说的魅力。在我看来，鲁迅的短篇小说放在整个世界文学史之中亦无愧色。但是只能有极少的短篇可以获此殊荣。在他的小说之中，鲁迅的文笔是极其内缩的，在极短的文字当中孕育着极其广的信息，诚如洛特曼所言“信息即是美”。这也可以解释何以在鲁迅的笔端产生巨大数量的杂文，我认为是在鲁迅的散文(杂文)中最能体现他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魅力。

　　从某种意义上讲鲁迅自身要大于现代文学本身。鲁迅对现代文学的负面影响在于他极其排斥"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他急于改造国民性，而把文学当成论战的武器。他对沈从文。徐志摩一帮没有好感，也反感郭沫若。他反对别人，也反对自己。也正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从形式主义的角度来剖析他的小说，如果从此入手远远低估了鲁迅小说的价值，这也是夏志清先生在那本鲜有其匹敌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通过新批评的手法对鲁迅小说的文学价值的定位的失策之处。

　　事实上鲁迅的过人之处在于以极其冷峻的笔法指出了古老帝国的隐秘之痛，他用小说家的眼光使人发现了中国之所以落后的深层根源——麻木的国民性。鲁迅的笔端浸润的是绝望者的鲜血，在他的文中极具怀疑色彩的哈姆雷特式的人物与向着假想敌风车开战的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多为文中的主角。正因此，他的小说也极具某种“救赎”的色彩，然而他又始终徘徊于希望与失望的两极之间。由于他对革命、启蒙等宏大叙事的怀疑，也让鲁迅的魅力穿透了时空。

　　鲁迅的眼睛是深邃的，在他看来一个古老巨大的民族如果实现自我的启蒙、国民性的改造是必须付出流血的代价的，然而革命者、启蒙者的流血牺牲又给这个黑暗深沉的大陆带来光明的可能性是极其小的，甚至可以说是无的。

　　鲁迅和毛泽东是对二十世纪的中国有真的判断力的不多的两位人物。而后者对鲁迅的推崇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我认为，二十世纪真正理解中国的人只有两个，一个鲁迅，一个即是毛泽东。而后者无论是从自身境遇、个人性格以及为文的方式与笔法都从前者那里得到共鸣之处。这也即是说二人内心是心有灵犀的。在1940年1月9日，在陕北发表长篇演讲——《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者称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并认定他是“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无论出于一个政治家的考量还是人性的同理之心。这种评价应该说有部分出自于后者内心的肺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毛泽东是一个鲁迅主义者，他成功地发动了鲁迅小说说批判的主人公——那些无知无觉的群氓分子。以至于后期的革命称为“庶民的胜利”亦不为过。

　　在鲁迅的小说之中我们无法看到一个丰腴的正面知识分子形象，无论是《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更加《孤独者》、《在酒楼上》的吕韦甫和魏连殁，更不必说家喻户晓的《阿Q正传》与《高老夫子》。在诸多篇章之中皆可以看出知识分子人格的缺失与精神的匮乏。在“群氓”与“精英”的两极，鲁迅似乎皆有不同层面的怀疑。以至于他认同的“黄金世界”不存在成为可能。

　　一个致命的荒诞是一个反叛集权的言论却成为极权统治的代言人，这也是对作为小说家与思想家鲁迅的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