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创作历程简述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满族，出身寒苦。他从小就熟悉城市贫民的生活。自己的切身经历以及在这样的环境中耳闻目见的 各种不合理现象，激起他对于社会恶势力的愤懑和对于生活在底层者的同情。这些给他创作的选材和命意以深刻的影响。“五四”文学革命唤起老舍对于新 文学的兴趣，他曾经练习着写过小说。但正式开始文学生涯，是在一九二四年去英国教书以后。那时，由于学习英文，读了不少英国小说;客居异国的寂寞 ，又使他时时落入对“国内所知道的一切”的追忆中。将其中一些事件用文艺的形式写下来，就是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 》)。接着又写了《赵子曰》和《二马》。这些作品在《小说月报》上陆续发表以后，以其文笔轻松酣畅，引起读者的注意。《老张的哲学》描写恶棍为非作 歹，拆散两对青年的爱情，把他们逼得死的死，跑的跑，在嘻闹的气氛中演出的却是一出悲剧。《二马》的用意原在对比中英两国民族性的不同，但在一连 串笑谑中显示了海外侨胞受人歧视的处境。它们都涉及严肃的课题，对社会黑暗有所揭露。不过，老舍当时抱着“立意要幽默”和“看戏”的态度从事写作( 注：《我怎样写〈赵子曰〉》)，他并没有有意识地在这些方面多加挖掘发挥，却从欺压者的恶行和受害者的不幸中寻求笑料，让对于前者的愤慨和对于后者 的同情被笑声所冲淡以至于淹没;设刺减弱了力量，幽默也近乎油滑，不免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意义，在艺术表现上有时也流于浮泛和枝蔓。这些弱点，在取 材于大学生生活的《赵子曰》中，表露得尤其明显。正如老舍自己后来所说的那样：“我在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在严重而混乱的场面中，找到了笑料，看 出了缝子。……在轻搔新人物的痒痒肉。”(注：《我怎样写〈赵子曰〉》)这部小说用嘲讽的笔调，对“五四”以后的学生和学生运动作了不正确的描写。 一九三年，老舍从英国回国，途中在新加坡逗留半年。在这个当时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他看到更多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的事实，并从青年学生探索革命 的热诚中感受到东方革命浪潮的澎湃。尽管他并未充分理解这一切，而且对于革命抱着旁观的态度，但却推动他更加关切祖国的命运，并在所写的童话《小 坡的生日》中表达了对于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回国以后，在济南教书。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社会动乱不宁，人民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又促使老 舍对于许多问题重新加以考虑;这一思索和探求的过程，在他的创作中留下明显的痕迹。

　　回国后的第一部作品是《大明湖》。这部小说以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挑起的“五三”惨案为背景，据老舍自己说：“《大明湖》里没有一句幽默的话， 因为想着‘五三’。”(注：《我怎样写〈大明湖〉》)这部作品因原稿被焚于“一二八”沪战炮火，未能和读者见面。一九三二年所写的《猫城记》，本是 作家有感于“对国事的失望”而写的(注：《我怎样写〈猫城记〉》)，却显露了不少问题;小说对于黑暗现实固然比之早期作品有较多的批判，同时却严重 歪曲人民革命运动，并错误地嘲笑了革命者。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老舍对于政治采取旁观以至厌恶、嘲弄的态度，对革命的政治更是缺少认识;尽管他痛 感社会的黑暗和不平，但对变革这样的现实的革命运动，却又抱有怀疑。他在作品中曾经多次流露过对于革命斗争和革命者的错误认识;而《猫城记》则是 集中地暴露出这一点。小说发表后不久，老舍就公开表示：“《猫城记》，据我自己看，是本失败的作品，它毫不留情面地显出我有块多么平凡的脑子。”( 注：《我怎样写〈猫城记〉》)一九三四年的《离婚》，透过在反动政府任职的一群公务员灰色无聊的生活图景，间接地暴露出官僚机构的腐败，后半部还侧 面地揭示了特务制度的罪恶。老舍立意使这部长篇“返归幽默”(注：《我怎样写〈离婚〉》);但这些部分大多不再是外加的笑料，而是有助于主题的表达 。对于书内人物自私、庸俗、苟且偷安、相互倾轧等等，虽然讽刺得不够有力，却在含泪的微笑中作了批判，发挥了幽默的效用。这是一部有较多现实内容 和积极意义的作品，显示出他向前摸索的努力。

　　一九三二年以后，老舍开始写作短篇小说，从这时到一九三六年以前所写的，大多辑入《赶集》、《樱海集》、《蛤藻集》。最初几篇，留有“随便写 笑话”(注：《我怎样写短篇小说》)的倾向，如《热包子》、《爱的小鬼》等;不久就陆续写出含意严肃的作品。《柳家大院》勾勒出北平大杂院内贫民痛 苦生活的画面;《牺牲》揭露了一个留美回国的买办知识分子的丑恶嘴脸;《月牙儿》写下母女两代受生活逼迫，堕为暗娼的悲惨遭遇;《上任》描绘上匪 头子当了保卫地方治安的稽察长，继续和各路土匪来往的罪恶勾当：从不同的角度鞭挞社会恶势力，或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鸣不平。《黑白李》和《月牙儿 》还摄下革命者的侧影，寥寥几笔，却也点染出他们正直的品质。这些短篇比之早期的长篇，题材开阔，倾向鲜明，文字结构也较前精炼紧密，思想上艺术 上都有进展。此外，象《马裤先生》、《善人》，用漫画式的笔法，突出市侩和伪善者的丑态，发挥了讽刺的力量;《老字号》、《断魂枪》着力于人物内 心的刻划和生活氛围的渲染，从中闪现出时代变动的投影，和原先一些辞气浮露的作品不同，耐人咀嚼回味，又都显示了老舍不同的艺术手腕和成就。一九 三五年五月，老舍在辑集《樱海集》时，说明他的短篇小说风格上的变化“与心情是一致的”(注：《樱海集·序》)。随着对于祖国深重灾难有了较多的认 识，他的作品的风格和内容确实是在逐渐发生变化。

　　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老舍先后发表长篇《骆驼祥子》和中篇《我这一辈子》;前者以人力车夫为主，后者是巡警的自叙，写的都是他所熟悉的北 京贫民生活。《骆驼祥子》是他的优秀代表作，而且标志了老舍的创作进入新的阶段。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老舍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且担任重要职务。民族的深重灾难，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 团结、进步的政策，使她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一九三九年，他到延安参观访问，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接见;在重庆，一直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工作。在党的 领导下，老舍为扩大和巩固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由于配合抗日宣传的需要，他努力用各种文艺形式进行创作。他说过：“战争的暴 风把拿枪的，正如同拿刀的，一齐吹送到战场上去;我也希望把我不象诗的诗，不象戏剧的戏剧，如拿着两个鸡蛋而与献粮万石者同去输将，献给抗战，… …这样，于小说杂文之外，我还练习了鼓词，旧剧，民歌，话剧，新诗。”(注：《三年写作自述》，《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1941年1月)其中，利用旧形 式写成的通俗文艺作品，大多收入《三四一》;另有用大鼓体写成的长诗《剑北篇》。当时，老舍写得最多的是话剧，先后作有《残雾》、《面子问题》、 《归去来兮》等剧作多种。这些作品，除了表彰抗日将士、宣传民族团结，以鼓舞人们战斗意志者外，有的暴露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不合理现象，有的讽刺 一些人的性格弱点;人物面貌一般相当清晰，对话也机智生动，但主题思想发掘不深，大多停留在社会表面现象的描述上，戏剧冲突也不够鲜明集中。此外 ，他还写有短篇小说集《火车集》和《贫血集》，长篇小说《火葬》和《四世同堂》等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描写敌伪统治下的北平人民生活的《四世同堂 》。小说包括《惶惑》、《偷生》、《饥荒》(注：《饥荒》在1950年5月至1951年1月发表于《小说》月刊第4卷第1期至第6期;据《〈四世同堂〉序》所述 ，《饥荒》计划写三十三段，但在《小说》月刊上发表了二十段就告结束)三个部分，表现了从抗日战争开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经历 以及他们在苟安的幻想破灭以后，逐渐觉醒，终于意识到只有坚决抗争才有出路的过程。作品写出了敌人的残暴统治，各色汉奸的卑污活动的丑态;也写出 了知识分子的善良、懦弱和苦闷，以及一些下层市民的坚强不屈的意志。有的人逃出北平参加抗日行列，也有的在城里坚持抗日宣传工作。故事是以祁家祖 孙四代为中心，包括他们居住的那条小胡同中的各种人物，来展开错综复杂的画面和情节。老舍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书中对那些富有民族气节的人物寄予了 崇敬和同情，而对那些汉奸败类的嘴脸则给以厌恶的谑画。在开始写作这部作品时，老舍曾经表示：“设计写此书时，颇有雄心。可是执行起来，精神上， 物质上，身体上，都有痛苦，我不敢保险能把它写完。”(注：《〈四世同堂〉序》)综观全书，骨架虽大，结构却很匀称;人物的对话也能传神，是画出了 沦陷区人民苦难生活的一个大致轮廓的;许多关于北平风土人情和街头巷尾生活场景的描绘，都写得鲜明生动、富有光彩。由于作家远离被敌人占领的故土 ，怀着很深的乡思展开这样的渲染，在回忆里复活起来的这些画面，显得格外鲜艳夺目，因此也就更能激起人们的民族情感。但背景限于北平城内，而且以 一家为中心，对于人民群众坚持奋斗方面就写得不够，减少了作品的鼓舞力量。单纯歌颂民族气节，又不免流于抽象。老舍没有经历小说所描绘的实际生活 ，主要依靠第二手材料，因而不能不影响作品反映现实的深度。但是，由于在这个时期，老舍积极参加了抗日爱国斗争与民主运动，和革命作家有密切的交 往，原先对于革命的那种怀疑保留的态度也逐渐改变;这部作品虽然写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沦陷区人民的深重苦难，却是色彩明朗，调子也并不低沉 。显示出他的思想和创作新的进展。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城市下层居民的生活，讲究情节的波澜起伏，善于运用精确流畅的北京口语。一部分作品受有英国小说的明显影响，主要是取其 幽默风趣和用语力求机智俏皮的特点。他一向注意写得通俗易懂，后来又努力于文艺的民族化群众化工作，他的作品特别在城市居民中拥有广泛的读者。《 骆驼祥子》译成多种外文后，得到较高的国际声誉。这些，都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