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小说民族化群众化

　　在小说创作方面，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虽然没有象戏剧、歌谣、通讯报告那样，形成一种有 广大群众直接参加艺术实践的局面，却也同样呈现出一派生气蓬勃、丰富多彩的景象，同样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由于深入工农兵的实际 斗争，从中激起创作的热情，汲取作品的素材，进行艺术的构思，一些有过较长写作经历的作家，象丁玲、欧阳山、周立波、刘白羽等，突破原先的风格， 获得了新的成就;开始写作不久的作家，如杨朔、柳青、孔厥、马加、孙犁等，迅速成长起来，写出了具有个人特色的小说;更有大批初露头角的新人，包 括康濯、马烽、西戎、束为、秦兆阳、王希坚等，以自己的作品带来了新的内容、新的格调和色彩;其中有的是并非专门从事文学活动的实际工作者，也写 下一些读了令人难忘的作品：从而出现了现代文学史上又一个小说创作活跃、繁荣的时期。

　　最能代表这个时期小说创作的成就和特点的，是在反映农村生活方面，在小说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而在这些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则是赵树理。

　　赵树理(1906—1970)，山西省沁水县人，出身贫农家庭。他从小参加生产劳动，过着被剥削的艰苦生活;很小就喜爱民歌、民谣、鼓词、评书和地方戏 曲，还是八音会(晋东南的一种农民自乐班)里摆弄各种乐器的好手。这些经历，对于他通晓农业生产和北方农村的生活习俗，熟悉农民的文化风尚和艺术爱 好，培育自己创作的大众风格，提供了有利条件。一九二五年他进入长治省立第四师范学习，从创造社、文学研究会创办的刊物中接受了“五四”新文学的 影响。后来还受到一九二八年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鼓舞。由于反动当局的迫害，他被迫离开学校，长期过着飘泊不定的流浪生活。从一九三一年起， 他为太原一些报纸副刊写作小说等多种形式的作品。那时，他已深感“中国当时的文坛太高了，群众攀不上去，最好拆下来铺成小摊子。他立志要把自己的 作品先挤进《笑林广记》、《七侠五义》里边去”(注：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人民日报》(晋冀鲁豫版)，1947年8月10日)。他开始写作文字通 俗，识字不多的农民能看懂，不识字的能听懂的作品，创作了《铁牛的复职》、《蟠龙峪》等小说，并且发表过文艺大众化的主张。早在这个时候，他已经 选择了一条与很多作家有所不同的文学道路。他的意见在当时没有得到响应与支持，所写的作品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几乎全部失散了。虽然如此，它们 作为摸索和试验，为以后的成功积累了有益的经验。正如周扬后来指出的那样：赵树理是作为“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 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进入文坛的(注：《论赵树理的创作》，原载1946年8月26日延安《解放日报 》，后收入《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赵树理参加革命工作。一九四一年到华北党校，专门做通俗文化工作。此后，他在编辑《黄河日报》(太南版)副刊、《中国人 》报、《新大众报》时，写作了大量小说、小戏、快板和其他通俗文章。他还参加农村剧团的编导工作，跟随剧团深入群众。一九四三年五月，赵树理完成 了著名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彭德怀同志为该书的出版题词：“象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十月，他又创作了被誉为 “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的《李有才板话》。一九四五年冬，写成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与此同时，还写了许多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如《孟祥英 翻身》、《地板》(一九四四)、《福贵》(一九四六)、《小经理》、《邪不压正》(一九四八)、《传家宝》、《田寡妇看瓜》(一九四九)等。在短短几年间 ，赵树理就以积极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并最早取得丰硕的成果，而受到人们的热情赞扬。一九四六年八月，郭沫若和周扬分别在上海和延安发表 文章，推荐赵树理和他的作品。郭沫若评论《李有才板话》话：“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简朴的内容和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 新的意义，新的作风，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感着兴趣的。”(注：郭沫若的《板话及其他》，1946年8月16日上海《文汇报》副刊《笔会》)一九四七 年七月，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会议，号召文艺创作向赵树理方向迈进。八月，边区政府以唯一的文教作品特等奖授予赵树理的小说。赵树理成了解放区最 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被迅速翻译介绍到国外。从长期默默无闻，到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不只是他个人不懈努力的成果，还鲜明地标志着延安文 艺座谈会以后，革命文学运动从指导思想、读者对象到作品内容各个方面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