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帆：孙家栋的文学书写
众所周知，黄传会曾以《托起明天的太阳——希望工程纪实》《中国山村教师》《中国贫困警示录》等“反贫困系列”报告文学赢得广泛关注，确立了他在中国报告文学界的特殊地位，也曾以《中国海军三部曲》《国家的儿子》《潜航》为代表“海军系列”报告文学和历史纪实，将自身的文学写作推向更重厚、更宏阔、更波烈涛雄的领域。假如说，“反贫困系列”写的是大地、是民生，“海军系列”写的是历史、是家国，那么“航天系列”写的就是时代、未来。“航天系列”包括了已出版的《中国北斗传》《仰望星空》和即将出版的《火星，我们来了》三部大书，这里特别需要提示的是，深入中国航天事业这一神秘而陌生的领域，为“中国航天人”和中国航天事业勒石立传的这三部大书，都完成于疫情三年期间，此时的黄传会已年逾七旬，仍然辛勤奔波在采访途中，仍然忠诚于中国报告文学作家的使命和责任，仍然对中国报告文学的文体特性与艺术呈现，抱持着锲而不舍、孜孜矻矻的探索、实践精神。这位“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终身成就奖”获得者，确实给我们留下了不忘初心、“永远在路上”的鲜明形象。
黄传会曾多次与笔者谈及报告文学的创作问题。我们有一些共识，那就是：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无论是过往、当下、还是未来，其最基本、最本质的属性，终归是“文学”。它的时代要求也好、新闻视角也好、文体发展也好，终归要熔铸、醇化成“文学”而呈现出来。正因为有这种本质属性，报告文学才有了卓立于纷繁多样的传播样式之中的“底气”。此其一也。其二，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是仅属于这一“文体”的“文学性”，它有文体的强制性要求，有内在的创作规律，有独特的延展空间，有特定的技巧方式，有可以借鉴于其他文体、又独属于自己的“写法”。而在这方面，我们的报告文学作者与评论者，还应该有更多的关注。其三，“笔墨当随时代”，报告文学既是“文学”，就一定要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以适应美学观念之变、审美意识之变、传播方式之变、接受心理之变、阅读样式之变，使文体自身永远保持生动的活力。因此，作为报告文学作者，不仅要关注题材是否重大、背景是否广远，甚至如常所说“关注题材是否有‘爆炸性’”，也有理由、有必要关注报告文学文体自身的“文学性”。我读《仰望星空：共和国功勋孙家栋》，可以感受到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骨骼血脉中澎湃的崛起的力量，可以领略那个铸造“大国重器”的“神秘部落”中每颗星斗、每粒汗珠的闪光，而就文本而言，最深的感触却是作者对“孙家栋们”的“文学书写”——它在报告文学文体“文学性”上的探索和实践，同样是令人瞩目的，其中有很多内容，对报告文学文体如何营构和彰显其“文学性”，给出了很好的答案。
谈到报告文学文体的“文学性”问题，黄传会常说：“细节里，有黄金。”这一认识贯穿了黄传会几十年的报告文学创作实践。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历程，是一个民族对杳渺太空的伟大进军，作者怀着向从事这一伟大事业的人群深情致敬之心走进“航天部落”，走进“探空历史”，对“仰望星空者”予以穿越时空的“仰望”，其所见，必然是繁星满天、万象森罗。历史的曲折、成败的莫测、事业的艰难、技术的艰深、科学的未知，汇成一条涛涛奔涌的事件之河、情节之河、细节之河，置身河边，作者拥有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选择的可能，而这个选择过程，恰恰是作者匠心独运的过程。
作为一部以28万字的体量、书写60多年“航天史话”的作品，如果没有精当、坚实、有力的文学结构，很难赢得读者的关注、唤起读者的共鸣。黄传会在《仰望星空》的创作中，充分发挥了文学的“结构力量”，打破常规，运用了背景制造、节奏加速、冲突加剧、素材“跳剪”等多种手法，让作品的文学性凸现出来，主题“提亮”起来。
如作品的开篇，作者暂时放下孙家栋不表，转而逐一讲述钱学森和“航天四老”——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槃回归祖国、投身国家建设之路，这种出乎意料的起笔方式，意在构成孙家栋为代表的整个中国航天事业起步的时代背景，新中国的崛起为爱国知识分子提供了辽阔浩瀚的星空，钱学森等老一辈航天人率先相应时代的召唤，引领孙家栋这一代人向着星空聚集、发亮。这种大开大合的构思，充分显示出报告文学之文学结构之美。
中国报告文学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有过不同的风姿范式。宏阔惊警的“议论”、天风海雨的“抒情”，曾是中国报告文学最鲜锐、最诗意、最炫丽的色彩，为报告文学读者所推重、所倾倒。从某种意义上讲，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中国报告文学一经复苏，就是煽动着这样一对翅膀飞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