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昕：班宇论

一

近几年来，开始有越来越多的文字论及“东北文学”“新东北文学”“东北文艺复兴”“新东北作家群”。这些话题，在近一两年来成为学术界、评论界热议的焦点，并与此后被迅速倡导的“新南方写作”“新南方作家”构成一时的热闹和喧嚣。我觉得，无论对于作家还是文学本身，凡是冠之以“新”的事物，既可能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也许会令人心生疑窦。“新”在何处？新的文学元素究竟是什么？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班宇、双雪涛、郑执“沈阳三剑客”和更年轻的黑龙江作家杨知寒四位的横空出世引人瞩目，成为近年来文学界非常重要的现象或潮涌。但对此我们也不一定非要冠以给东北带来“文艺复兴”的高位赞誉，尽管他们的出现的确给“僵硬”“板结”的当代东北文学引发出生机和活力，尤其是那部产生重大影响的电视剧《漫长的季节》，文学策划班宇为其注入的“文学性”，是它获得巨大成功的关键要素。此后，根据班宇同名小说改编的《逍遥游》，又在平遥国际电影节走红，再度让小说艺术发挥出助力影视的文学基石作用。虽然，这些还不足以奢谈“东北文艺复兴”，但是，由此，当代东北文学版图，继1980年代以来持续写作四十余年的迟子建、阿成等作家之后，在班宇们的接续下，不能不说已经形成一种强有力的、令人充满热切期待的延续和扩展。

此前，我也曾经从“东北文学”或“文学东北”的整体视域，考量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时代，在黑、吉、辽的文学地图上，“东北文学”作为一种整体板块，那些曾经有过的“喧嚣”和繁荣的景象。很难忘那时曾经涌现出的许多在“新时期文学”命名下的重要的、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方才显示出“大东北”广阔的文学视域和对1930年代萧红、萧军、端木蕻良时期文学传统的继承，使得东北文学的文脉得以延续。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能够持续写作的东北作家却已经寥寥无几。像迟子建、阿成这样持续写作四十余年的作家，已经成为1980年代以来东北文学的旗帜和常青树。就是说，从整体上看东北文学的现状，实际上是堪忧的。对此，我不想做太多的分析和评价，因为有着文学和非文学的多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限定和困扰着一些东北作家的写作。这些，并不是本文要讨论的主要话题。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在今天，应该如何书写东北的历史和现实？当代东北的现实如何才能进入作家的内心？也许，这需要更高文学“段位”的“比拼”，才可能让好的叙述、真正的“东北故事”浮出当代中国文学的地表。有一次我与迟子建交流东北文学的现状时，我们都无限感慨和忧虑：东北作家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愧对了东北这片雄浑、辽阔的土地和近百年复杂多变的沧桑历史，以及广大东北人民在变动不羁时代的社会生活中不断迸发出的激情与活力？显然，当代东北作家要具有使命感和文化担当，这应是文学写作义不容辞的责任。应该说，百年东北的历史，是一部漫长、复杂的精神、文化变迁与发展的历史。东北地域及其文化精神的蕴藉，承载着这幅文学版图之内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伦理和民俗，呈现出东北的天地万物、人间秩序、道德场域，还有人性的褶皱、生命的肌理。在许多作家的文本里，我们已经看到现代、当代中国的“大历史，如何进到东北作家的内心，又是怎样地开掘出宏阔的历史深度，呈现出东北叙事的雄浑和开阔，形成具有东北品质的‘北国风物’美学”（１）。王德威教授在《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一文中，对东北地域文化、东北文学及其相关问题做出拓展性分析和富于激情的阐释。他将东北作家的写作置于“家族”“国族”“民族”场域之中，分析文学写作中的“跨界叙事的眼光”，“从东北视角对内与外、华与夷、我者与他者不断变迁的反省”评判“文学东北”所承载的和可能承载的潜在的叙述力量、地域经验和具有中国特性的现代性诉求。他强调要打开充分而饱满、深邃而旷达的文化及审美思辨空间，进而启发我们发现、发掘出“东北故事”文字背后所蕴藉的广阔、复杂、变动不羁的大历史积淀和沧桑。王德威认为：“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我们如何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谈‘振兴’东北？方法之一就是重新讲述东北故事。我所谓故事，当然不只限于文学虚构的起承转合，也更关乎一个社会的如何经由各种对话、传播形式，凝聚想象共同体。换句话说，就是给出一个新的说法，重启大叙事。我们必须借助叙事的力量为这一地区的过去与当下重新定位，也为未来打造愿景。”（２）

那么，如何“借助叙事的力量为这一地区的过去与当下重新定位，也为未来打造愿景”？王德威的“诘问”中蕴含着期待和憧憬，自然也不无忧虑。我们看到，近百年来，“北国风物”美学，始终为东北作家们所坚守。字里行间，东北的地缘、地域、审美“地标”和精神“地平线”，在几代作家的笔下起伏、回流和反复。但问题应该还在于，“重新定位”“为未来打造愿景”，已经成为振兴东北文学的新起点、新征程，更成为一种深切期待。同时，当代东北作家的叙事冲动、理想信念以及诗学境界的追求，如何与这片阔大、豪迈、沉重的土地形成内在的共振，呈现出其深刻的变化？而且，如何从新的视角抒情性地描摹出历史的纹理，能否跟上当代现实和未来的步伐，这似乎已经成为当代小说的使命。叙事与现实的对冲，首先必须消除理念的陈旧，迈出跨越时空的步伐。面对社会巨变，加之文化消费主义的兴盛，必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另辟蹊径，甚至踽踽独行，这对每一位作家的写作都是一种挑战。写作主体只有避免美学和伦理内涵的迷失或错位，从新的维度想象历史和人的能动性，将内在情感和外部世界相互交融共生，才能够“有情”而又超越历史和现实的种种羁绊。

近年来，在对班宇小说的阅读中，我总是隐隐地感觉到每一篇都有着坚硬的骨骼。他的叙述有劲道，有蕴藉，有冲击力，或许，这也正是一股新的美学力量在崛起。因此，班宇的出现，可以说是一个文学史的必然。班宇的写作发生令人感喟。他最早一批小说书写的大多是共和国在社会变革时期所遭遇的阵痛。大东北的这一代人，都在以一己之力承受、承担着国家在图变图强过程中的裂变，甚至物质和身心的双重困境。班宇通过一种平实、抑扬顿挫、沉郁而粗粝的叙述，将人物的善与恶，隐忍与抗争，镌刻于纸上。日常生活中极具悲剧性的至明或至暗时刻，拒绝沉沦的勇气，人直面存在、现实、命运、苦难、艰辛生活时所亟须的执着、坚韧、隐忍、深藏的孤独和梦想，自强不息，这一切，都令人读罢不胜唏嘘。无疑，这也是一位作家做出审美选择和判断的情感、伦理前提。这些，早已经构成班宇写作的精神与逻辑起点。其实，近年来我在对许多东北作家，包括迟子建、阿成小说创作的思考和研究中，就注意到当代北方作家在精神气质、文化积淀和美学风貌上与南方作家存在的明显差异性。北方，或者说东北，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文化和自然地理的场域，生活于其中的作家在审美叙事过程中所呈现的性格“内核”和“硬核”，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更加率性。而那些象征的、隐喻的物象或情境，或者说，一种隐匿在叙事里的感觉、直觉、映像，都构成叙述中“审美的第二项”，被巧妙地融入叙事的根部。其实，那种“经常有神经病似的荒寒的感觉”，就是一种大意象生成的根由，构成东北文学叙事全部的“情感与形式”。由此，强烈的意绪奔涌，在“坚硬如水”的结构里若隐若现，此起彼伏。而“冷硬与荒寒”，“这样一个介乎心理感觉或美感之间的审美意识或‘意念’，就成为我阅读文学作品时经常关注、用心体味的一个审美层面。我们能够意识到这种‘荒寒’感，经常隐约出现在许多当代中国作家的文本中，显露出叙事对现实和人性的冲击力，逐渐成为经验世界里具有神秘、幽微、沉郁的美学元素和精神范畴”（３）。尤其是，写好“大历史”中的“小人物”，写出最能映射、指涉一个时代的环境和心灵触角，写出世道人心、人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些才是深描历史与现实的最坦荡的路径。在这里，我赞同历史学家王晴佳关于“大写历史”和“小写历史”的说法：

区别“大写历史”和“小写历史”，其实也是后现代主义兴起之后的工作。“大写历史”指的是对历史进程的思考和总结，而“小写历史”与历史叙述有重合的地方，但不完全一样。我现在就谈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注重我们为什么要区分两者。这个区分表现在几个方面，主要的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这个“大写历史”在后现代主义或当代思想家看来是18世纪启蒙运动思想的产物，与启蒙思想家对历史的观察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是启蒙运动历史观的一个反映。这个“大写历史”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历史是一个有头有尾的过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根本的概念，或是一种基本的假设；第二，历史总的方向是进步的，是向上、向前发展的；第三，历史是有意义的，或者说，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行为都是有意义的——每个历史行为都是有意义的，而每一件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意义。这个第三点跟前面两点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历史事件，这个单个的、看起来偶然发生的会有意义呢？那就是说，你如果用第一个观点看待历史，把它看成是一个过程，一个有头有尾的过程的话，那么自然而然地就形成历史不是无止无终的想法。意思是，历史有一个起点也有一个归宿，是一条直线似的往前演进。当然这个过程可以呈现出波浪式，有时也有退步的情形。但总体方向是往上发展的，会变得越来越好，即使有波折，每一个波折都是有意义的。

可以说，班宇的小说正是在“小写历史”，即在与“大历史”叙述重叠的地方，呈现出小人物的心灵史，发掘出他们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班宇对大历史中小人物的历史的深描，看似“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但小人物的历史，在“小写历史”的过程中并未有丝毫被遮蔽。班宇在文本叙述中，“把它看成是一个过程，一个有头有尾的过程”，思考“为什么历史事件，这个单个的、看起来偶然发生的会有意义呢？”我感觉，班宇是在从个体生命、命运的变故中，谋求个人史与大历史之间的隐秘关系，破除我们未曾清晰触摸、能够意识到的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生命个体生活与精神困境的盲区。班宇这一代作家大多愿意从“小写历史”的层面回望、返回到一个更为朴素的“大历史”的维度，从而深挖出历史深处的心灵之血，以朴素、动情的话语，讲出最感人心魄的心事，表达最欢乐、最心酸、最荒诞的体验和见地。或许，所谓“历史的方向”就隐匿在个体生命行走的影子里，当然，这些话语无法负担宏大的民族国家命运等问题的全部内涵，但是，班宇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与感悟，格外耐人寻味。我们看到，班宇在“小写的历史”里走进了“民间”，在“往前演进”的、呈现出波浪式的历史进程中，底层大众的质朴、宽厚、惘然、隐忍、尴尬和自强不息，都跃然纸上。尽管面对苦难，这些不安的灵魂，仍然在道德自省和精神自我救赎中不时地闪露放射出耀眼的高光。说实话，班宇并不是那种在写作中有强烈历史感的作家，他的每一篇小说的叙事，都很快就让故事、人物和语境迅速转入内嵌的讲述层面，“大历史”背景和作家叙事主体的动机，都被浓郁的叙事情境和生活本身的氛围所弥漫或隐没。但由此，故事、人物和时代生活的呈现，也便具有了极强的可信度。作家班宇作为讲述者、叙事主体的形象也或隐或现，他对叙事节奏、语气、结构的有效拿捏，更是弥补了文本所表现的两代人的生活在时间上的断裂。因此，叙事中不断前行的历史时间，在文本的时间和空间里获得重新整合。

二

我认为，《盘锦豹子》《冬泳》《肃杀》和《逍遥游》四篇，迄今仍然是班宇文学写作的第一个“制高点”，甚至可以说，这些文本对其后来的写作，构成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度和难度，尽管班宇仍在不竭地寻找更大的突破或突变。这些文本，无论从故事、结构、语言，还是作品“审美第二项”的文本隐喻意层面，抑或对1990年代和世纪之交共和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所引发的种种阵痛的独特呈现，都具有班宇写作个人里程碑意义。这些“班宇式”叙事审美坐标和话语形式的文本，能够让我们从文字呈现的表象背后去发现或发掘出近几十年来东北文化和人文生态的新质、新变。我想像班宇这样对地域文化和东北地方方言、文字极度敏感的人，在处理个体经验、描摹并透视1990年代前后东北那段历史沧桑的时候，追求叙事的独立性必然会成为他内在的追求。这种独立性，在叙事中就是要自觉或不自觉地建立起道德感、伦理感极强的人格价值理想，竭力地发现、判断、书写每一个生命个体世俗生活的合理性、复杂性和艰难性。我们看到，班宇已经在这几个文本里书写出了时代的隐性骚动和人性的波动、不安、隐忍、刚烈、柔软。

应该说，《盘锦豹子》既是一个伦理、道德叙事文本，也是一个在相当大程度上能够凸显地域性文化和个性化人格的文本。小说开始时，孙旭庭穿着向朋友借来的大衣到“小姑”家拜见未来的岳母，为他们制作电视“天线”，与“我爸爸”对饮，后来又送给“我”小礼物，与“我”建立起联系。从此，叙述开始以“我”的视角为切入点展开，观察这个家庭的一切变故。孙旭庭在父亲丧事中的“摔盆”，对妻子的“出轨”、抵押房产贷款，从包容、隐忍直到爆发，表现出极大的血性。特别是结尾，因妻子私自拿走房照抵押贷款，引发两个陌生人来看房，孙旭庭终于大爆发，冲天一怒，举起菜刀的一瞬，体现出与“犬儒主义”相对立的抗争性人格，进而展现出他生命内在的尊严。

他的父亲便扑过来，像真正的野兽一般，鼻息粗野，双目布满血丝，他拼尽全力一把搂住失控的父亲，孙旭庭撞在儿子怀里，两人跌落在楼梯上，打了好几个滚，但始终紧抱在一起。两人落地后，孙旭庭几番挣扎想要起身追赶，却被他的儿子死死搂住，不敢放松，我的表弟几乎是哭着哀求说，爸，不要追了，我求求你，不要再追了，爸啊，爸。孙旭庭昂起头颅，挺着脖子奋力嘶喊，向着尘土与虚无，以及浮在半空中的万事万物，那声音生疏并且凄厉，像信一样，它也能传至很远的地方，在彩票站，印刷厂，派出所，独身宿舍，或者他并不遥远的家乡里，都会有它的阵阵回响。终于，力竭之后，他瘫软下来，躺在地上，身上的烙印逐渐暗淡，他臂膀松弛，几次欲言又止，只是猛烈地大口喘着气。这时，小徐师傅的哭声忽然从头顶上传过来，他们父子躺在楼梯上，静静地聆听着，她的哭声是那么羞怯、委婉，又是那么柔韧、明亮，孙旭东说，他从来没有听见过那么好听的声音，而那一刻，他也已看不清父亲的模样。

其实，孙旭庭在丧礼上第二次“摔盆”时，班宇已经隐隐约约开始慢慢释放出孙旭庭这个东北汉子的厚实和坚韧。他在厂里的工作、做人做事，都是在不断地挑战自己。他安装那台冒牌德国印刷机，为盗版光碟印制封面，这些，让我们看到孙旭庭在生活的迷雾中顽强地行走，踽踽独行地对抗着生活的艰辛。而“父一代”承受生活苦难的过程，也是“子一代”逐渐觉醒、成长的过程。在“父一代”爆发的那一刻，两代人真正热血偾张地交融一处，他们复杂的内心和情感发生了电流一般的对撞。显然，班宇的创作，在表现人物之间的“代际”差异时，已经越过了所谓“代沟”的思考层面，而是聚焦在诸如生存、情感和生活变故等维度。“拽住”父一代，异常冷静地直面现实，“我的表弟几乎是哭着哀求说，爸，不要追了，我求求你，不要再追了，爸啊，爸”。这是一幅心酸的场景，自律、畸形、抗争，充溢其间，我们感到在那令人窒息的理性中，“子一代”实现了对父辈的超越。可以说，班宇小说的穿透力，正是通过对现实生活和人性的深度勘察实现的。

《逍遥游》一篇，则以人性荒寒中的幽微之光，照亮人生、生命的幽暗时刻。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所谓“逍遥游”并不逍遥。

《逍遥游》里，班宇不断地让我们从一个女性的内心，体察出温度“内外”的荒寒之意。“荒寒”“肃杀”之气，弥散在文本的字里行间。这也与《肃杀》《盘锦豹子》等文本中大量呈现的东北地域特有的“寒冷”再次构成呼应。外部世界之冰冷、寒气，成为渲染荒寒之意的空间场域。许玲玲对冬天的记忆，更是蕴含着丝丝缕缕的恐惧感。这也是她对于世界的整体性感受。

凌晨温度很低，像是又回到了冬天，空气里有烧沥青的味道。我迷迷糊糊，想起以前许多个冬天，那时候我和谭娜跟现在一样，拉着手，摸黑上学，一切都是静悄悄的，但走着走着，忽然就会亮起来，毫无防备，太阳高升，街上热闹，人们全都出来了，骑车或走，卷着尘土；有时候则是阴天，世界消沉，天边有雷声，且沉且低且长，风自北方而来，拂动万物，一天又要开始了。

很难想象，一位正在接受透析的病人，究竟会有一个怎样的快乐的旅行？许玲玲的内心，或者说，她的身心，正在同时经受着阵痛和被撕裂的状态。在这里，隐忍，再次成为班宇赋予人物的基本面貌和特征。因此，赵东阳、谭娜和许玲玲，一男两女三位昔日发小，三人行结伴出游，这也成为病中的许玲玲人生最奢侈的一次行旅。显然，他们都不是娇生惯养的一代，他们的父辈没有给他们任何可以“啃老”的资本，个人发展的道路由于诸多原因，刚刚步入社会就坎坷不断，遍尝底层的艰辛和磨砺。赵东阳和谭娜，也都有着各自艰难的生活处境。虽然，他们对生活仍然具有那种青春余温尚存的冲击力量，但是年轻一代应有的诗意和浪漫，则与他们渐行渐远。此时许玲玲的生命处境，更是几近于人生的“至暗时刻”。这篇小说，可谓是凸显出个人孤寂、孤独和荒寒心境的力作。其中许多叙述的细部，我们几乎不忍卒读。班宇笔下的人物，特别是这部《逍遥游》里的那个东北女孩——“病女”许玲玲，虽然处于极度困境之中，年轻的生命正缓步奔赴死亡，但个体的冲动、欲望和存在的勇气仍难以消解，于是，她索性将自己视为一个“幸存者”。在与她两位昔日发小出游山海关时，仍不想欠下同伴太多的人情，认为大家都很不容易，总是特别善解人意地处理好人情世故。班宇试图通过这位处于人生、存在困境中的年轻女性塑造，写出“子一代”生命个体在遭遇荒寒时苦涩、善良而“勇敢的心”。

此前，我曾通过深入体悟大量的东北文学、东北叙事概括出与阎连科创作极强的相似性、相近的美感特征和样貌，对班宇小说进行了“荒寒感”“荒寒意绪”“荒寒叙事”的界定。我们能够深切感受到潜隐在文本深处的骨子里的孤寒已经构成叙述的内在精神元素，由此，叙述“像一股股幽光，释放出人性的、自然的，尤其高寒气候所带来的刺激和疼痛。我以为，我们能够在其间触摸、切入人性的、生存的创痛和精神的困顿，从生活史、心灵史、地域性和灵魂的维度，体味到作家精神关怀和生存思索的深度”（４）。

在这里，我想重提文学叙事中“视角的政治学”。由班宇、双雪涛、郑执这一代作家对“父一代”的“旧事重提”，比上一代作家的文本更少那些难以抗拒的负累。沉重的日子，在叙事中慢慢衍生出隐性的寓意，文本中呈现出镜像复映的、被“改写”和变异的“感觉结构”。这让真实获得另一种显现的形式。在《冬泳》和《逍遥游》这两本小说集中，不同文本中常常出现人物命运和性格的回环、转换或重复，人物位置、身份和空间环境偶尔还会产生某种对称性的位移。班宇式的“镜像”、氛围、语境，以及独特的“感觉结构”，仿佛都始终隐匿着一个“前叙述”的存在。如在《盘锦豹子》里，班宇选择“我”作为叙事视角。“我”是小姑的亲侄子，是“盘锦豹子”孙旭庭的妻侄儿，与孙旭东是姑表亲。这样的人物关系，构成一种既亲近又可以保持一定距离的伦理关系。选择这样一个叙事视角，让叙事变得没有太大的伦理压力和审美压力。我感到，在一定程度上说，故事与记忆，经验和转喻，也是班宇小说叙事得以充满深邃蕴涵的支撑点或“硬核”。由此可以看出，班宇一上手就表现出其出色的叙事天赋，他擅于处理经验并将其转化为记忆，并清醒地意识到其中的隐秘关系。而这些，正是他们这一代作家最需要的重要能力。

戴维·洛奇在他的《现代主义小说的语言：隐喻和转喻》中认为：“对我来说，雅各布森最有意思的论点是，本质上由连接性所促成的散文往往倾向于转喻——而有格律押韵和强调相似性的诗歌则偏向于隐喻，他还提出现实主义作品是转喻性的。”在这篇文章结尾处，戴维·洛奇还引用杰勒德·杰内蒂在论述普鲁斯特的论文中的见解：“普鲁斯特说，没有隐喻就根本没有真正的记忆：我们为他和所有的人再补上一句，没有转喻，就没有记忆的联系，没有故事，没有小说。”（５）程德培在讨论苏童小说叙事问题时，在引用了戴维·洛奇和普鲁斯特的观点后却特别强调，“一个真正的小说家总是力图使我们切身体验到他的创作矛盾”“什么是小说叙事赖以生存的条件的确是个难缠的问题，何况本质论在很长时期本身也受到了责难。如同有时候不知人生的意义正是人生意义的一部分，说不清楚的纠结之处也许正是本质所在。小说总是依靠着我们难以理解它的根本意义而不断变化的。”（６）他指出作家的创作矛盾性正是作家想竭力张扬的，并且认为“说不清楚的纠结之处也许正是本质所在，小说总是依靠着我们难以理解它的根本意义而不断变化的”的说法，无疑是想表达作家在面对这样的叙事情形时，必然会运用隐喻和转喻，而这两者所依赖的恰恰是记忆和故事。而《冬泳》和《逍遥游》都具有隐喻和转喻性。这是指文本所提供给我们的“另外的意义”。

班宇在讲述“故事发生的时代”时，多将叙事者设置为“我”，“我”以直接参与者或目击者的身份入戏，直击“父一代”悲凉命运和人生尴尬。《肃杀》便是这样一篇经典之作，也是班宇小说中悲剧感最强的一篇。这里的目击者同样有着侵入骨髓的苍凉之气，此时，他们年轻的内心开始布满那种“细到看不见的血丝”，镌刻成为一代人的生命记忆。

我爸下岗之后，拿着买断工龄的钱，买了台二手摩托车拉脚儿。每天早上六点出门，不锈钢盆接满温水，仔细擦一遍车，然后把头盔扣在后座上，站在轻工街的路口等活儿，没客人的时候，便会跟着几位同伴烤火取暖。他们在道边摆一只油漆桶，里面堆着废旧木头窗框，倒油点燃，火苗一下子便蹿开去，有半人多高，大家围着火焰聊天，炸裂声从中不时传出，像一场贫寒的晚会。他们的模样都很接近，戴针织帽子，穿派克服，膝盖上绑着皮护膝，在油漆桶周围不停地跺着脚，偶尔伸出两手，缓缓推向火焰，像是对着蓬勃的热量打太极，然后再缩回来捂到脸上。火焰周围的空气并不均衡，光在其中历经几度折射，人与事物均呈现出波动的轮廓，仿佛要被融化，十分梦幻，看得时间久了，视线也恍惚起来，眼里总有热浪，于是他们在放松离合器后，总要平顺地滑行一阵子，再去慢慢拧动油门，开出去几十米后，冷风唤醒精神，浪潮逐渐消退，世界一点一点重新变得真实起来。

这个班宇小说中的经典场景，感人至深，让我们形象而深切体察到那个年代特殊的生命存在状态。这群谋生者每天都一起上演一场场“贫寒的晚会”，而那确实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它裸露出那个年代或岁月人与事物残存的“波动的轮廓”。“人与事物均呈现出波动的轮廓，仿佛要被融化，十分梦幻，看得时间久了，视线也恍惚起来”，这明显是班宇“灵魂附体般”地回到记忆中故事发生的年代，童年、少年的经验闪回到往日的时间，感怀、惆怅而诗意聚拢，深情地向“父一代”致意。显然，这个人群在被“买断”之后已经无法顺应时代洪流，只能够聚拢相伴，围炉取火。“大家围着火焰聊天，炸裂声从中不时传出，像一场贫寒的晚会”，这简直就是“底层人”的“欢乐颂”。在这里，叙事将他们推至前台，这是毫不空洞的众生喧哗，是支撑落魄一代人的精神补给和凌空蹈虚的美妙感觉。我想，班宇在书写这样的句子时，一定是掩抑住内心的感伤，用能够升腾起温度的火苗，映射出昔日底层人群的真切的容颜。这似乎也是一种涅槃的仪式，不经意间生成出一种烧灼感，无奈感，并在感性的场景中肆意地涌动着，不由得引发起我们对生命、命运的思辨。也许，我们都会更加强烈地体会到，“这是一个经典的‘肃杀’意象或特殊的情境。在东北极其寒冷的冬天里，‘围炉取火’‘抱团取暖’，成为谋生者的街头‘盛宴’。班宇泪中含笑，将其描述为‘驱寒’的‘贫寒的晚会’。我想，或许是班宇为这篇小说取名《肃杀》时，脑海里呈现出的最真实的情境。现实生活、人生境遇在每个人伸出双手‘缓缓推向火焰’之时，融化成冰冷的梦幻。此时，我仿佛看见写作者的悲悯之心，正喷薄而出。现实是时间也是感官之旅，更是班宇一代对前辈的苦涩记忆。‘下岗者’们没有蜷缩在逼仄的空间顾影自怜，而是开始夜以继日地延宕对明天的承诺。一句‘冷风唤醒精神，浪潮逐渐消退，世界一点点重新变得真实起来’，班宇刹那间用文字点亮了人物内心的幽暗。无疑，我们也可以将这样的叙事冲动，理解为班宇对肃杀般困境的一次‘肃杀’，一次隐忍对现实的炸裂。一伙已届中年的同伴们‘像是对着蓬勃的热量打太极，然后再缩回来捂到脸上’，这个细部的描摹，让我们的阅读，在瞬间获得一丝暖意和宽慰。显然，这也是班宇对温暖的期待和善良的模拟。这些直接受到生活重创的中年人，成为班宇‘肃杀’氛围的主要承受者和突围者”（７）。而他们之间，也因同处于“肃杀”困境中的彼此理解，达成了和解、甚至谅解。

肖树斌在桥底的隧道里，靠在弧形的一侧，头顶着或明或暗的白光灯，隔着车窗，离我咫尺，他的面目复杂衣着单薄，叼着烟的嘴不住地哆嗦着，而我爸的那辆摩托车停在一旁。十月底的风在这城市的最低处徘徊，吹散废屑、树叶与积水，他看见载满球迷的无轨电车驶过来时忽然疯狂地挥舞起手中的旗帜，像是要发起一次冲锋。

我相信我和我爸都看见了这一幕，但谁都没有说话，也没有回望。我们沉默地驶过去，之后是一个轻微的刹车，后面的人又都挤上来，如层叠的波浪，我们被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

这一段叙述，令此前相对平缓的节奏开始发生转折和突变。其中的一个父亲——肖树斌，以借的名义骗走了“我爸”的摩托车，那么，“我爸”将会选择怎么做？这位父亲与“我爸”原本也“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超级球迷、下岗工人肖树斌，却对同是生存在社会边缘的“我爸”发动了一次令人错愕的欺骗，对“我”的一家仿佛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重创性偷袭。关键在于，这完全是一次信任的危机，也是对自我尊严的消解。值得注意的是，班宇在处理“我”与“我爸”对待肖树斌的态度上，显示出非同寻常的选择。父子俩的态度惊人的一致和默契，令人体味到生活在同一困境的同病相怜者，他们的同情心和悲悯情怀。这令小说的结局有些出人意料，也意味深长。温暖，开始充满了这篇小说，它与前面的“围炉取暖”形成绝好的呼应。它祛除了叙事的因果照应，更让我们感到俗世人生中的温暖、悲悯、同情的力量。“我相信我和我爸都看见了这一幕，但谁都没有说话，也没有回望。”多日遍寻不见的肖树斌，就在眼前，父子俩究竟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似乎应该是一个悬念。但是，父子俩都不约而同地选择放肖树斌一马，他们同时有意地模糊了车窗外的场景。仔细想想，这分明又是令人难忘的、内心遭受重创的“肃杀”情境或存在意象，直逼灵魂。在这里不妨说，这也是面对俗世大地上的“荒寒”和“冷硬”，生活在“底层”的人们的尴尬、逼仄，是对无奈的无奈。无疑，这更是对人物内心的一次极其凶狠的“绞杀”和考量。班宇的文字里表现出他面向失意者时的神情，充满同情、悲悯，甚至是崇敬。可以说，“子一代”的身份让他获得了一种平视、甚至仰视视角下的大悲悯与大情怀。而这，正是班宇们回望大历史中直抵人心最柔软处的“肃杀”与“温情”相交织的东北“荒寒美学”力量。

由以上的阐释可看出，班宇偏爱第一人称，以作为“我”的子一代视角呈现“父一代”在历史阵痛中的个体生存之殇。但难道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聚焦吗？这里边“视角政治学”下隐含的还有怎样的深意？我想，他这是在一定程度上凸显“视角政治学”下的结构中“子一代”的主体性，父亲母亲的形象总是不离左右，但是从本质上讲，他们常常是永恒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下，班宇演绎、反思的却是他们自己这一代的人生。在《漫长的季节》里，除了面对病榻上的母亲，女儿一方面无私地极尽自己的孝心，另一方面，与丈夫的情感危机不断升级，以至于水火不容。夫妻之间的认知、“三观”和生活习惯都是拧巴的，因此，离家出走，或对前男友小雨的思念和幻想，就成为她对婚姻、理想的再度期待和现实寄托。《我年轻时的朋友》里，主人公怀着“总有一个人要离开”的冲动和意念，但他又不断地让自己惴惴不安：“你所惧怕的事物总会来临，跑是跑不掉的。”所以说，这一代人的自我纠结，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使得他们与“父一代”再度成为“陌生人”。

其实，在写作中，通过叙事反省、思考，呈现这些道德、伦理、人性的变迁等问题，是一件极其痛苦和艰难的事情。许多作家都可能产生某种窘态，叙事难以做到理直气壮，价值判断吞吞吐吐，刻意修饰，九曲八折，文无真情实感，思维方式亦无法调整。仔细想想，班宇这一代作家，能够以极大的勇气，凝视大历史阵痛中个体小历史生存与灵魂的困境，并以新的叙事话语、结构、美学风格呈现出来，确实在东北文学历史、甚至是当代文学历史中书写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

可以说，班宇的“东北叙事”文本，充分呈现出其审美的宽广度、自由度和独特的美学面貌，由此我们不免还会联系到班宇小说创作的叙事语言。从一定程度上讲，正是叙述中对沈阳或东北的地方方言的强力渗透和凸显，才使得班宇的“东北故事”获得更谙熟、浑融的承载。我想，对于一个作家的写作来说，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语言，倘若语言不够到位，其整个创作必然是失败的。一个作家无论具备怎样厚实的文学感受、亲历的生活经验，具有怎样的想象力、结构力，但是，最终仍然需要他具有那属于自己“声调”和韵味的某种特定话语方式。作家阿来就特别强调作家写作时叙述语言及其“调性”的建立，他认为语言是魔法，它充满魅力，总是令其神迷目眩。我想，“好的语言，是写作者对事物、对生命、对现实充满朴素感知的语言方式，而语词是叙事的地基，叙述的声调，又会形成文本的质感，这些推动着叙述的踽踽独行”，可以说，“班宇是一上手就找到了自己叙述‘调性’的作家。也许，正是叙述里东北方言的强力渗入，弥散出既粗粝又绵长的‘空旷’之音，加之，班宇个人经验具有一种自明性的执拗，叙事中班宇式的语式、语调、节奏，跌宕起伏，使得班宇的叙事形态不拘一格，引人入胜”（８）。

那么，班宇文学语言的“调性”是什么？我想，就是叙事人话语和人物语言的交织错落，圆融一体。如果以声乐的音域层级分，应该时而是低沉的男中音，时而也有男低音的徘徊，还蕴藉着那种无法抑制的诗的抒情性。这种抒情性、音乐性常常呈现于情感的直接抒发，也有从日常场景切入某种人生体验和精神、心理空间中的自然婉曲流淌。

有一次她还问我女儿有多高，想要送件衣服，我想了半天，横起手掌，在半空中切割出一个位置，对她说，也许这么高。她撇撇嘴，转身走掉，我坐下来，目光平视，望着那个虚拟的高度，感觉过往时间忽至眼前，正在凝成一道未知的深渊。

无疑，在《双河》的这段描述中，“我”无限惆怅的情绪和隐约潜藏在其间的寓意，共同形成了“悲伤的诗意”。显然，“我”现在已经无法确知女儿的高度，关键是，此前的叙述仿佛一下子将日常生活的琐事拉扯到某种生命的终极体验。

我和言言靠在栏杆上，向山下望，葱绿之间，有一道灰白印迹，仿佛被雷电劈开的伤痕，那是我们行过的路径，如一段阶梯，开拓盘旋，不断向上，也像一道溪流，倾泻奔腾，不断向下。言言在我身边，我却想起彼处的赵昭，那时我们刚结婚不久，有一次同去海边，风吹万物，浪花北游，其余记忆却是混沌一片，旋绕于墨色的天空，但在这里，一切却十分清晰，山势平缓，如同空白之页，云在凝聚，人像大地或者植被，随风而去，向四方笔直伸展，淹没在所有事物的起点里。

……

言言在一边哭得很凶，我们谁都没有去管。我半闭着眼睛，在哭声里，却感受到窗外季节的行进，它掠过灰暗的天空侧翼，发出隆隆巨响，扑面袭来，仿佛要吞噬掉光线、房间与我；远处的河流在融化，浮冰被运至瀑布的尽头，从高处下落，激荡山谷。在噪声与回声之间，我听见赵昭说，我有点事情，想跟你商量。我说，什么都不用讲，什么都不用，不需要的，赵昭，我们不需要的。

这也是《双河》里的两个段落。叙述的都是由当下的别样“风景”，即由自我之外的世界，引向别样的人生体验，选择走进“我”个人的世界，或走进与现实相反的另一个可然世界，而这正可能就是人生的真相。叙述转入近似抒情式的升华阶段时，文字就呈现出刻骨铭心的力量，同时又有一种低沉的喃喃自语的沉浸和隐痛。

与此相类似，“我赤裸着身体，浮出水面，望向来路，并没有看见隋菲和她的女儿，云层稀薄，天空贫乏而黯淡，我一路走回去，没有看见树、灰烬、火光与星系，岸上除我之外，再无他人，风将一切吹散，甚至在那些燃烧过的地面上，也找不到任何痕迹，不过这也不要紧，我想，像是一场午后的散步，我往前走一走，再走一走，只要我们都在岸边，总会再次遇见。”这是《冬泳》的结尾，充分表现出主人公在浮出水面之后“从水中扬起面庞，承接命运的无声飘落”的心境与情境。“我”与天空、云层、地面融为一体，我想，这时的主人公的心里涌动的一定是《命运交响曲》深沉的旋律，那种交织、缠绕着复杂情感的意绪，油然而生。

班宇诗性的语言源于他潮湿柔润的内心。在他的笔下，大雅大俗，互文互映；朴素到极致，诗性亦到极致。正所谓好的文学语言总是在事物的两极游弋，内在优雅的质感不断唤醒存在世界的寂寥与宁静。就像被称为糙米的语言，会让你在咀嚼中深感细腻丝滑，柔和沁香。班宇就是那种具有粗中有细、厚实而轻逸的品格、品味的东北汉子，他的灵秀灵动是任何外部事物都难以掩抑、遮蔽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感到班宇的写作是如此充分的放松，似乎没有任何框架的限制，这不仅形成他的文本风格，也显示出他自觉书写的愉悦和松弛。而正是这种放松、松弛，给班宇的叙述带来极大的自由。唯有自由的书写才是开阔的、宽广的和坚实的。我在想，为什么班宇在每一本书或作品发表时的作者简介里都是这样写的：“班宇，1986年生，小说作者，沈阳人。曾用笔名坦克手贝吉塔。已出版小说集《冬泳》《逍遥游》《缓步》。”这个简介看似简洁，其实，它正体现出班宇的格局和自我认知的维度。班宇没有将自己写成“作家”，我感觉，这个“小说作者”的自我称谓，不仅体现着班宇个人的谦逊和内敛，而且，也说明班宇对于小说内涵及其文本与作者之间的隐秘关系，有着更自我、更清晰的理解。在《双河》中，班宇借用“元叙述”的小说策略和手段，坦诚地表达出他对“小说”“虚构”的另一种理解。

我的心绪颇为不宁。一方面是因为刚才叙述的这篇小说，其实我已经想了很久，依照以往经验，我心中大致有数，既然故事讲述得如此清晰，那么往往也就不必再写了，几乎是不可能写好的，我从来都不是一位缜密规划再逐步实施的类型作者，将写作这种玄妙的智力活动当作项目施工进行分解，于我而言，多少会丧失一些趣味，所以整个故事到今晚为止，言言也许是唯一的读者，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也能接受，并不觉遗憾，所有关于它的疑问可以告一段落。我也放松一些，不必为填补其中一个缺陷，再去完善说辞、牵引线索、编造情景，而这些混搅在一起，盘根错节，相互浸没，又会构成新的缺陷，最终落入往复的黑洞之中。今夜的讲述使我避免了这样的遭遇。

另一方面，在这样一个普通的山中夜晚，我竟然非常想念刘菲，当然，并不是小说里的虚构角色，而是我的那位朋友，不可否认的是，二者的形象在某一时刻是重合的，交错之后，又逐渐分离，互为映像，在时间里游荡，在讲述的过程中，有时我竟也十分恍惚，将对于这位虚构角色的情感转移到我的那位朋友身上，这是十分隐秘的经验，难以启齿，也没办法解释，我极力想要将二者分开，却无济于事。

班宇在上面这段文字里，看似是在讲述写小说的过程、既往规则、方法，以及作者需要如何处理经验的问题，但我认为他特别强调的却是：“既然故事讲述得如此清晰，那么往往也就不必再写了，几乎是不可能写好的，我从来都不是一位缜密规划再逐步实施的类型作者，将写作这种玄妙的智力活动当作项目施工进行分解，于我而言，多少会丧失一些趣味。”在班宇看来，讲故事，或者说，叙述是不能“如此清晰”的，因为“我从来都不是一位缜密规划再逐步实施的类型作者”，也就是说，班宇最警惕自己成为一个“类型作者”。说到底，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类型作者”往往就是遵循着某种叙事模板的“工匠”，正是班宇所不愿成为的。现在，我们愈发清楚，班宇叙事的自由度仍然在无限地放大，正在进入属于他自己的写作的“漫长的季节”。因此，班宇在小说故事、结构、细节、人物关系及其细部修辞层面，积极探索，在“词与物”的错位中寻找、获取小说写作的奥秘和真经。

在《双河》中，“我”与前妻赵昭、周亮是高中同学，在“我”与赵昭之间，周亮始终充当知心好友的角色，而且，“他对我们的秘密了如指掌，而以我对他的认知，只要有趁虚而入的机会，他也一定是不会放过的”。班宇继续写道：“反复盘旋在我脑中的，则是另一个可怕的想法。那便是，我忽然意识到，多年以来，我所了解的关于赵昭的私人生活，可能完全是周亮编造出来的（在与言言偶尔聊天时，我发现有些事件对应不上，她毫不知情也从未听说过母亲结交过男友），换句话说，我怀疑周亮在我的世界里重新塑造出来一个远方的赵昭。而这个形象，与现实中的赵昭，并不完全相符。

“我联想到的是，这些年来，我个人史上的许多重大时刻，诸如学业、工作或者婚姻等，在关键节点上，好像都有周亮参与，他的声音尖锐、激昂并且不容置疑，支持也好，反对也罢，总是有办法使我屈从于他的选择。也就是说，我仿佛一直在被周亮挟持着去生活，他或许才是我人生的隐秘驱力，想到这里，我有些不寒而栗，不敢再继续往下想了。”

在这里，作者对人物关系处理的纠结和质疑，成为人物“人生的隐秘驱力”，也成为叙事的动力。在这里，班宇借人物关系故意拆穿虚构的秘密，造成叙述中的回旋和枝蔓，从而让叙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而不那么清晰。也许，这恰恰构成、彰显了小说的智慧，产生出叙述的张力。小说就是要呈现生活、存在世界的可能性，因为叙事艺术所表现的很少是外部世界中任何单一的事物或事件、经验的摹本，它有时会向读者显示存在世界或现实生活中从未有的实质。周亮这个人物的设置，就是班宇有意让自己的叙述偏离现实、常识层面的意义，打破以往生活摹本的惯性，在写作中质疑道德、伦理和理性。正是这种具有“元叙述”意味的审美选择，让班宇的写作呈现出灵动的生机和活力。

进入《缓步》这部小说集的写作之后，班宇小说的实验性、探索性形态更加凸显。一些文本中复杂的叙事面貌，不时地显现出来。这其中，肯定有班宇想突破包括“铁西区”“下岗”“底层”“代际差异”“子一代”等题材限制的叙事冲动，还有进一步打开自己叙事的空间维度，进一步写出历史和现实的宽度与厚度，拥有不断探索叙事新天地的美学追求。而且，这些书写中隐含着这一代作家的现实人生选择和价值、伦理取向，文字的后面，有现实，也有历史；有人性的微光，也有生命的脆弱；有炽热人心的烤灼，也有明暗交织、冷热相间的纠葛。在《缓步》里，班宇似乎完成了一次自我的穿越，筑牢了属于自己文学建筑的深层地基。

以《于洪》一篇为例，可以看出，《缓步》比前两部集子有了更大的延伸和拓展。“子一代”自己的故事，俨然成为叙事的主体。我感到，班宇的写作聚焦点，开始转向逆向思维地判断人和事物，诗意的氛围更为充盈，且常伴有哲学的顿悟。小说的文字让人置身于奔流的生命海洋里，从人物不安却自由的人生状态里，深切体味一代人的生命状态，感受动荡的生命之流。

《于洪》中，“我”和妻子郝洁讨论“辽宁”“沈阳”“于洪”等地名的来历和寓意，提到“于洪”之“于”是由“御洪”之“御”变更而来，意为“人于洪水之中”。于是，“水”在这里，便拥有了更大的隐喻意味。

我不知该说点什么，只好沉默。郝洁说，我也总怀愧疚，过去的事情，以为真的能过去，其实不行，不是说你，我自己也很艰难，迈不动步，多少年了，就困在这里，有时做梦，走在夜里，身后是水，一点一点不断迫近，只能朝前走，不敢回头，前面又是一片黑暗，什么都看不见，就想放弃，等着洪水吞噬，可怎么等也不来，人要是一旦不抱希望，等待死的降临，反而很漫长，不太好熬，这种守候没有尽头，后来你在我身边，拉着我的手，试着往前迈几步，我转头看着你，也看不清楚，人在咫尺，却又无比模糊，身边一切都是影子，自我之外，空无一物，什么都没有。我说，对不起，对不起。郝洁说，所以，今天你一说，我反而轻松一些，人与人之间，没那么亲密，花了不少力气，想往一起走，还是不行，以前不理解，现在体会过了，就能明白一些，你照顾我这么长时间，我很感激，现在时候到了，水往上升，奔涌过来，将我们冲散，避也避不过，但我想，总有一天，它会再次变得舒缓、宁静，水面如镜子，阳光照不透，我从水中站起身来，低头看见自己。

郝洁在与“我”相识之前，曾经历过一段人生的灰暗期。为了生病母亲的医疗费和艰难生活窘境代人受孕却生子不成，成为她生命中不可饶恕的一次“劣迹”。这件事始终阴影般缠绕着她，也令“我”愈发地难以释怀。郝洁在生活的芜杂里寻找生命内在的清净，但现实始终令她生活于梦境和困境之间，几经辗转之后，仍无法从情感、婚姻的死角中走出，深深体验到生命、命运的无奈。对于两个人来说，困顿、艰难时的人生、爱情或婚姻的选择，也许并非恰当的选择，但是，唯有真实的过往，才能让人生沉潜而不虚妄。所以，郝洁的感慨需慢慢咀嚼，才有味道，她的悄然离去，更是充满生命的感伤。从班宇笔下的人物里，我分明嗅出了这一代比我们更艰难、更忧患的气息。就像三眼说的：“这些年啊，谁过得都像一场梦”，但是“咱都得把梦做完”。文本叙述的最后，班宇通过三眼讲述的“故事”，将真实、梦幻、悬疑和杜撰聚合一处，以至于产生出“庄生梦蝶”的虚幻，“他的眼神至为恳切，恍惚之间，我甚至觉得他说的一切都是事实”。可以想见，这一代人的现实和梦想，也许会构成更大的生命、灵魂和命运的落差，在这样的跋涉里，甚至很少会出现可供灵魂停靠、歇息的精神和灵魂的驿站。

现在，我感到，班宇的文本所描摹的作为表象的世界可能更富于质感，小说的细部也会更清晰和分明。在班宇的小说里，我们很少看到自我纠结和惘然，其精神取向和审美选择是极其公允的、极富悲悯之心的。这种写作的自由度，让班宇能够破除叙事之中种种隐蔽的、小说模式可能有的预设、规约，从而让文本真实地获得朴素、自然的显现形态。而且，班宇的写作，让我们看到了写实的无限可能性，也看到他叙事的逻辑方式和认知事物的角度。他讲述的故事的背后，总是有着班宇式的低沉而有力的声音。而且，伴随其间的每一个动作、一个声响、一个物体、一个空间、一个幻象、一场对话，都极有可能直接影响到文本叙事的转折。

归结起来说，虽然，班宇只有五六年左右在当代文坛崭露头角的写作经历，但是，其对个人经验的处理、叙述的策略，即“讲故事的方法”，却已经日益表现得既质朴又老到，既入俗又脱俗。文本“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美学形态，在叙述中已经得到很好的审美的、艺术的融合。他对许多情感、心理、伦理、灵魂层面的描述，也十分大胆，不妨说，有些已经溢出俗世边界，在放诞中营构出小说结构自身的某些张力。班宇应该算是那种既有天赋又勤奋的小说家，其文本叙述介于故事和“说话”之间，叙事结构、情节上也不做过分的渲染。叙述可谓大大方方，本真而率性，舒舒展展，毫不羁绊，文字里有的是无拘无束的性情，一切都仿佛顺其自然，洒脱无束。他写生命和情感的苦楚、悲伤，但又带有“含泪的微笑”，描摹人物的隐忍中不时渗透出人性的微光。他总是以一种坦诚的目光打量人，没有特立独行地去刻意建构所谓“叙事结构”的谨严、完整，却是保持着文本自由、自足而坦然的姿态。对于一位当代青年作家或者说写作者而言，能够以自己的书写深描当代社会以及人的心灵，以动人的文字力量影响当代人的灵魂本质和精神形态，实在是难能可贵。或许，班宇未来的写作，需要从传统的叙事方法和经验中翻出新意，从而拥有、保持独创性的品质。这就不仅要打破既往中国小说的叙述逻辑，实现自己的叙事革命，更加需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审美观和认知，惟此，才可能进入文学写作的自在自为的自如境地。

注释

（１）（３）（４）（７）（８）参见张学昕：《班宇东北叙事的荒寒美学》，载《扬子江文学评论》2022年第2期。

（２）王德威：《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小说评论》2021年第1期。

（５）[英]戴维·洛奇：《现代主义小说的语言：隐喻和转喻》，见吕同六主编《20世纪世界小说理论经典（下卷）》，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362页。

（６）程德培：《黎明时分的拾荒者》，作家出版社2019年版，第83页。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