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票》与《油坊挽歌》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

　　《莽原》2012年2期同时推出两位南阳作家乔典运和杨维永的短篇小说佳作《满票》（当代名篇聚焦栏目）和《油坊挽歌》。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河南省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家，乔老的《满票》荣获全国1985-1986年优秀短篇小说奖，为乡土小说创作留下浓重的一笔；作为同乡籍作家杨维永接过乔老批判现实主义的大旗，在乡土文学发展百年的今天，又为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添加了新的亮色，展现出了一位文学新秀独有的魅力。
　　乔典运和杨维永是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却有着隔代呼应式接续性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创作者，以全新的观念解读两位作家的乡土小说创作定会有新的发现。
　　从小说选材和创作视角看两位作家的创作。乔典运的《满票》采用第三人称限制叙事，主人公何老十，一个在农村基层干了三十多年村长的老干部，一个几乎完美得无可挑剔的老模范，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一次民主选举村主任时，竟然被选掉了，一千多人的选民，他仅仅得了两票。在万分沮丧地回家路途上，无数的村民们见到他都异口同声地夸他是个好人，当面没有一个人承认投了他的反对票，张五婆、双喜、他老婆、儿子和媳妇……“放你妈的屁！你也来日哄老子！两票是你们两口投的？老子还自己投自己一票哩！”小说最末一段，通过何老十自己之口倒出全部疑团，从而成功的展示了何老十落选后疑惑悲痛的内心世界。要不是儿子亲口说出自己和媳妇同时投了父亲两票，在何老十心里正纳闷自己为什么没有得“满票”，这样的叙事方式直到最后才真相大白，给人以回味无穷、拍案叫绝的艺术效果，堪比国外名著《麦琪的礼物》。
　　杨维永的《油坊挽歌》采用纯客观叙事，在不动声色中针砭时弊。作品通过刘大炮和王大山二人合伙开办油坊分匹未果的历史遗留问题，为全文埋下伏笔，经过时代变迁二人也相继退出历史舞台，但刘大炮的儿子刘堂黄始终咽不下这口恶气，最终走向“复仇”的道路，酿成两家的悲剧命运。和西方的悲剧不同，《油坊挽歌》的悲剧更具有中国的特点，虽有亚里士多德总结的的仇敌之间的冲突，但最终都获得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的审美境地。“天明后，王致富以半价的价码将油坊残毁的设备全部处理给了别人。从此王致富又过起了平淡的农耕生活，和村上大多数人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再也不担惊受怕，再也没有这种灾害降临于他了……”初看杨维永的小说只觉得如倒吸两口凉气，令人恐惧和怜悯，慢慢品味才能觉出里面的味道。在他身上仿佛看到了乡土文学百年前的历史风貌。
　　从小说的主题和内涵来看两位作家的创作。《满票》主要歌颂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在这一时期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解放了人们长期被禁锢的思想，何老十本是一心一意为民众谋“福利”，但他所谋的是如何在思想上团结民众、凝聚人心，他总结自己几十年的经验得出：“理根就是一个穷字。咱们这个天下，是穷人的天下，穷就是最大的理，千理万理都得服从这个穷字。一穷九分理，不要说平时穷沾光，就是犯了王法，你只要是穷人，也得让你几分。”这样的思想很长一段时间里在社会上占据主流，但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走来，人们逐渐摆脱了这样的旧思想，在本篇当中民众的意识无形当中已经转变，何老十的落选就是最好的证据。“何老十的心又乱又酸，他不是舍不得村长这顶纱帽，他是觉着太伤情了。要是自己提出不干还情有可原，偏偏是人们把他抛弃了。方圆附近的干部他都熟透了，哪一个大小没点问题？有的盖起了楼房瓦屋，有的安排子女亲戚，有的多吃多占化公为私，有的对群众恶眉瞪眼像老子，谁没一点私心，谁像自己这样清清白白？为啥人家没垮，偏偏自己垮了？自己行了一辈子好，只说行下了东风，为啥没有西雨？人们平常见了亲热得心贴心，为啥一到关口就变了心？”可见即使何老十曾经有恩与许多人，但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人们还是能够认清历史的主流。
　　《油坊挽歌》主要揭露出当下农村内部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显现出人性的弱点。刘家、王家以往关系很好，合伙开了一家油坊，由于时局动荡生意不景气两家相继都不干了，刘家因成分好回家后当上了村官，“刘大炮给大队支部书记讲个情，让刘堂黄去当了兵。刘堂黄当兵也没上战场……复员回队后，刘堂黄就到大队的水利建设专业队当了个带工的小班长。”本该事业上有父亲的庇护刘堂黄能够飞黄腾达的，“可他却在水利专业队养成了好吃懒做爱发号施令的当官习惯”这也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种子。王家这时因为“成分”不好，“村上召开批斗会，红卫兵们先是让王大山头上戴顶高椒帽，在村上巡回游街，后来在生产队牛屋院里开始了打斗活动……王大山已心力交瘁，不能支持。他就趁着午饭后人们都在歇午觉的时候，偷偷地一个人来到村北头菜地边的土井前，把鞋脱甩在井沿儿上，一头扎进土井里……”。王家因为开油坊就这样死了一个人，也许是父亲积的阴德，王致富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勤劳肯干，把所剩无几的一小部分原来的油坊家具拼凑拼凑，又购置了几台新机器，重新开始经营油坊生意，而且是越做越红火。刘家此时却父病子穷，连买药的钱都出不起，这样的贫富悬殊，自然令刘大炮看不过去，随后就有了索要分匹钱的冲突，以致刘大炮气不打一处来，一口气没上来被活活气死了。刘家也因为这老油坊死了一个人，两家矛盾至此达到顶峰，刘堂黄为父报仇便把王家的耕牛腿用铲子砍断，还放出话“这几天王致富他孬孙坏蛋如果不给我赔礼道歉，陪我油坊万七八千的匹子钱，我不定啥时候非把王致富那唯一的独生子毁了不中”。这一悲剧性的结果只因当初没有分匹子造成的恶果，这也与中国人爱好面子以亲疏远近关系延宕最后决定有关，看似关系热乎时却不知其中酿有祸端，这正是国民的劣根性所在，作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从小说的人物形象看两位作家的创作。乔典运的小说中农民是主角，在他的创作的众多形象当中《满票》的何老十是有代表性的，“原大队长何老十是个老模范，三十多年来一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官清如水，没捞过集体的一根柴火麦秸”。这样的干部仿佛是专属于某一时代的，然而“何老十”也并非完人没有缺点，在选举完毕后碰到张五婆拾柴火时，五婆的一段答话倒出他当干部多年来形成的无形的对农民的“压迫”，“我拾的都是干枝和落叶，没折一个活枝活叶”张五婆本能地声明着。张五婆潜意识的答话如果不能透露出何老十在平日里对大伙的苛刻要求，那么他老婆在大饥荒年为他偷偷做的一碗玉谷糊，却成为他批斗的对象，足见出他的公正死板和僵化教条。就是这样一个作派公正的老干部，却因胶柱鼓瑟固步自封，无情地被历史的车轮碾压下来。
　　杨维永小说中的农民形象，仿佛就生活在我们当下的农村，他叙述的事件就好像我们邻里之间发生的故事，又好像是只存在于道听途说当中。《油坊挽歌》不是一个人的故事，是一组人两个家庭之间的爱恨纠缠，这样的写作方式跟他纯客观的叙事方式有紧密联系。刘大炮的起家跟何老十有某些相似处，“土改时，刘大炮家是贫农成分，就被选上了庄上的贫农协会主席”，但他这个贫协主席，不但为自家谋福利，还鼓动自己的孩子刘堂黄去索要陈年老账分匹钱，最后酿成两家的敌视状态。刘堂黄的形象，正如他的名字所预示的那样，堂而皇之的当了兵，顺顺荡荡的当了水利队长，又荒唐的赶跑了自己的媳妇，最终走向了疯狂的地步。
　　乔典运自己说他的作品是“小井”也是名符其实，不算故作谦虚之词。但是，可贵的是，读着他的“小井”，总会想起大千世界的种种图景，从而对社会对人生有—种领悟感。
　　从小说的语言风格看两位作家的创作。乔典运和杨维永同属于南阳籍作家，二人又都善于描写农村生活，而家乡的方言俗语势必会在作品中有所展现，他二人的小说语言追求口语化。“老早一家人都说不叫你干，你总是不服。谁当干部像你？你干了一辈子，没起过一回外心，一年三百六十天一颗心都扑在工作上，没有睡过一个安生觉，没有吃过一顿安生饭，对群众比对自己亲儿亲女还好，你图个啥？落个啥？上午要不是秀花俺俩投你两票，就会吃大鸡蛋”，上面这段话是儿子苦根对何老十说的话，里面可以说每个字的发音用河南南阳话说出来都别有一番滋味。“放你妈的屁！你也来日哄老子！两票是你们投的？老子还自己投自己一票哩！”（乔典运《满票》）这句话更把一个地道的农村老干部的形象跃然于纸上。“中，中啊，我也看咱这生意不咋景气了。那就按你说的办吧！我再坚持一段时间看看咋样，好了，你还可以再回来，咱俩一起干；孬了，我也收拾摊子不干了，到那时咱俩再分这点家当也不迟。”（杨维永《油坊挽歌》）像这样的语言在作品中到处可见，他们二人同样用—个拙口笨舌的乡间讲闲话人的口吻讲述他们的故事，重复的、排比的修辞手法大量使用，把精练的规范的书面语言“口化”开了，旁敲侧击，夹枪带棒的闲言碎语，把生活的原态连根带棵加上泥土露水端了上来，粗俗的比喻，土得掉渣的俚言俗语，使得语言的规范度降低了，但弹性增加，容量增大，味道增纯，力度也加深了。在艺术上达到了一种寓洋于土、藏巧于朴的境界。
　　乔典运不仅自己创作了大量经典作品， 而且还善于提携文学新人，团结省内作家，为南阳作家群的成长、崛起做出了突出贡献。 每次文学活动，他是每邀必到，且都根据自己几十年的创作经验与体会，传经布道。对于求教于他的作者，无论年青的、年老的，他都是不厌其烦地现身说教，指点迷津。而今乔老已经作古，但他的小说、他的文学地位却历久弥新。杨维永便是在他的灌溉下茁壮成长起来的一棵文学之苗，新秀杨维永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才刚刚起步，我们可以有充分的理由预言：在不远的将来，中国著名乡土作家乔典运的继续者——杨维永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现象，必然会在中国的文坛闪亮跃现出熠熠生辉的光芒来。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