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拉圭]奥内蒂《请听清风倾诉》

　　【作品提要】

　　梅地纳在其情人弗雷依达和朋友金德罗斯的“帮助”之下，从事了几项临时性的工作。首先，他在夜间看护垂死的病人。梅地纳仔细地观察着病危老人的一举一动和神情姿态，通过一些不为常人所察觉的蛛丝马迹来推测老人的心理活动，进而臆想出老人的人生经历。在这项工作结束之后，他的工作是替一个女孩画裸体画像。在作画的过程中，他遇见了自己的儿子塞瓦纳，可是父子不愿相认，塞瓦纳的母亲弗雷依达也态度暧昧，刻意回避。而梅地纳、弗雷依达和裸体模特之间也呈现出剪不断理还乱的微妙关系。

　　梅地纳重新回到圣塔马利亚担任警察局长。这段时间里，作为局长，他试图挽救衰败不堪的警察局，但以失败而告终;作为父亲，他试图拯救沉溺于毒品的塞瓦纳，最后也没有成功。

　　小说以情人弗雷依达的死亡和梅地纳人生的彻底失败而告终。最后，圣塔马利亚这座港口城市，被一阵大风吹袭，一切都化为乌有。

　　【作品选录】

第二章　访　　贫

　　许多年以前，当我们大家都是20岁或20岁刚出头的那阵，我跃跃欲试地想成为上帝，这是个在我力所能及范围之内的念头，既荒谬又冒险。那是在圣塔马利亚一个潮湿和炎热的3月份。铺天盖地的急风暴雨刚刚出现一点苗头，似乎是气候也接受了位于河另一边拉万达居民的方式。

　　当这个念头尚处于幼稚时期时，它就会驱使人去看望穷人、潦倒的人、没有跌入富贵命陷阱中的人。

　　一切都像做一年级的算术题那样方便和容易做错： 用我省下来的东西就可以使别人幸福。

　　结果是一位17岁或18岁的塞瓦纳，一个圣塔马利亚的合法移民，以及他的母亲。塞瓦纳是这位姑娘、女人的姓，我永远也没有弄清楚，这个孩子、这个年轻人是不是我的儿子。她总是欲言而止，烟罩雾笼，开一个并不好笑的玩笑。他们现在住在拉万达。每个月的月圆时，我的下垂的手指头上吊着一盒糖果去看望他们。我认为，我这样做是合适的。

　　我既愿意又痛苦地回忆起在房间里的小塞瓦纳，在阴沉沉和臭哄哄的房间里小塞瓦纳来来去去的身影，以及头上用许多塑料管发卡卷成许多发卷的胖女人，还有从我们身上、从家具上，像汗液一样弥散开来的赤贫形象。

　　应该是这样的，开始用甜言蜜语来说这类事情是可悲的： 老年、贫困、已死去的人，继续不断地说这些事。

　　但是，玛丽娅・塞瓦纳从未对我说过。在我每次去看望他们的时候，从来不忘记带点廉价的礼物，她则有礼貌地几乎是带着嘲笑的口吻表示感谢，并随手把它们丢到肮脏混乱的房间里去。不过，唯一可能的话题，总是有一句无一句地提到已经过去了的不可挽回的错误。她，那个令人难以容忍的女人比我更明白这一点，因为在长时间的谈话中，她喝着茶，能把一切都归结为一声叹息：

　　“唉，不会重新开始了。”

　　对于我们，对于所有久别重逢的恋人来说，对于所有的人来说，此话千真万确。我不完全同意玛丽娅的刻薄，我的对策只能是努力去理解它，联想到几乎永远不在场的小塞瓦纳那颗不可置否的脑袋，他可能是我的儿子，也可能正巧是那个时候扎营在那儿的不可避免的吉卜赛部落从摇篮中换来的一个真正平庸的呆子，故弄玄虚地装模作样。

　　在一次令我羞愧的看望之后，我给玛丽娅带去了糖果，给塞瓦纳带去了一根丝领带和一张蓝色的银行支票。同玛丽娅・塞瓦纳打过招呼后，我就呆在那间炎热闷气的房间里，茫然地看着一派极端贫困的惨相，一块已经斑秃的红色绒布，上面留有夜晚和酒瓶摇晃的印记，有狗的印记，一只遥远和烦躁的狗。我拘谨地呆在这个闷气和阴沉沉的小世界里。房间里有瓷的或者是石膏做成的，或者是方形杂志封面上的高卓人和荷兰农民。

　　玛丽娅只想找点不愉快的事来打扰我。用她和她的男朋友。玛丽娅相信其他的事情，更直接可靠的事。

　　二十年前，在她到拉万达来之前，她也不是故意搞成像是经常失意的下层中产阶级的样子，头脑里拥有一些不认识的人已经尝试过的下贱念头，这些念头慢慢地都变成了贴在墙上的东西，今天，我用手指甲就可能把它们逐一剥落下来。

　　当然糊墙纸一次又一次地在改变着，希望也在一个又一个地改变着。但是下层中产阶级的样子却每况愈下。特别是巨大的门框，几经油漆，先是灰色、后是象牙色、奶油色，接着又是灰色，已经分辨不出是什么颜色了，它们都成了星期天意大利午餐、医疗互济会收据、养老金手续的永恒和悲天怆地的见证人。

　　我不知道，在那个记不清是什么节日的日子里，16岁的塞瓦纳是否会露面、会不会平心静气地同我谈谈话;也不知道我能否见到他;也不知道，我重复一下，他是否是我的儿子。

　　玛丽娅把我一个人单独晾在那里，让我随意地用眼睛观看、用鼻子嗅闻和用头脑想象，她自己则去脱下那件原先体面现在已磨损的衣服，又慢慢地走回来，脸上挂着一丝微笑，这种微笑是报复性质的，或者是短暂补偿性质的。这并不使我惊奇，因为女人的这种微笑，我见得多了，我认为这是可以想象到的，许多许多年以来，她们就像是刚走红的季节性模特一样地露出这种没有先例、也没有回忆危险的笑容。

　　我重复一下，我并不惊奇。我懂得什么是仁慈、牺牲和例外。但是，她像任何女人一样地走回来了，用她精明的手法，令人厌烦地表明18岁的玛丽娅・塞瓦纳是个怎么样的人，而我每次同她见面时，总是盯着她那双躲躲闪闪的眼睛，并且相信在她身上闻到了另一个刚离去的男人的气味。她的笑容要向我表明我把她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则是她天生愚蠢的不自觉的同盟者。

　　现在，她穿着一件脏兮兮的褴褛浴衣走过来了;她变得老成了，同我之间有距离了。

　　“以防万一。”――她用粗俗和嘶哑的嗓音说道，一面把铁百叶窗上端的玻璃窗关上。她慢吞吞地在一张长沙发上躺下来，可能是我儿子的塞瓦纳就是在这张沙发上睡觉的;她以谙熟的懒洋洋的动作半裸出一条大腿，并向我要香烟，我把一包香烟和一盒火柴抛给她。

　　遗憾，我想;一个比我稍为年轻一些的女人却在笨手笨脚地扮演着二十年前的角色。有一会儿时间，她被炎热和困倦压得喘不过气来，就不怀恶意和笨拙地拍打着双手。要伤害我是很容易的;困难的是要找到新鲜玩意儿，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仇恨和可憎的礼貌。

　　她挺起高大的胸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后，就开口讲话了，好像是在无风的大雨中又一次无依无靠一样。但是她的声音不再是那种烟酒的嗓音了;嘶哑和沉闷，有的时候由于失音而没有声响，有的时候又莫名其妙地尖利起来。她明白的或者是猜测到的，却又善于用打嗝、用佯装遗忘、用咳嗽和短促的笑声来加以掩饰。她的声音在我的耳朵里有一种陌生和乏味的神秘性。

　　“我想，如果你是来看小家伙的话，那我认为你是在浪费时间。他总是避开你，肯定是本能。但是，有的时候，当他单独一个人的时候，他又喊你想你。我是从画上知道的。当然啦，他是假装的，因为我是他的母亲。”

第二十八章　一个儿子

　　梅地纳想，“在我和他之间的什么谎言，迫使我继续喜欢他，要强加给他一种不同于他现在享用的我坚持称之为不幸的幸福，我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有个谎言、有一种伪造出来的感情;我肯定，这不是友谊，我不仅想把他从酗酒和吸毒中解救出来，这酒和毒品正是弗雷依达送给他的或者是卖给他的。我还想把他从受侮辱和受损害中解救出来。实际上，我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任何人。我不会也不可能做得比在人群中的每个人所必须做的事情更高尚一些。有另外一种东西，它是比亲热、友谊以及任何形式的爱更加强烈更加纯洁的东西;我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不过它应该是像尊严或骄傲之类的东西。”

　　但是，梅地纳没有去卡萨诺沃，没有见到弗雷依达。“为什么?――他想，――我并不爱他，多少年来，我任何人都不爱。当看到他愈来愈不需要那个女人时，我对他的兴趣也相应减少了，我愈来愈感到他很普通，是完全可以由别人替代的。把他从那种不幸中拯救出来，是一种怪癖，是一种同我对我自己的了解完全不同的念头。不管怎样，是由于他想改正才改正的，并不是由于我的帮助，因为他神秘地消除了对爱和需要她的幻想。下星期，我们到河的上游去，当我能说服他永远离开圣塔马利亚的时候，我就不用管他了。我不在乎他这个人，而是在乎他的不幸和他的受奴役。”

第三十四章　为塞瓦纳设计的一种童年

　　梅地纳不知道塞瓦纳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但是，在以前某个孤独的夜晚，他耳朵听着滴沥答啦下个不停的沙沙雨声，身边放着一瓶总统牌蔗酒和一包黑烟丝香烟、治支气管炎的药，他心烦意乱百无聊赖、孤零零地一个人躺在前帕拉萨的房间里，此时，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把塞瓦纳的出生日期定在科洛尼亚区里一个寒冷的凌晨： 7月16日。他见过他，见他满头是金黄色的头发，就终于相信那孩子不是自己的儿子。还是叫他胡利安，玛丽娅・塞瓦纳是孩子母亲的名字;但是孩子的父亲是瑞士人。送给塞瓦纳一个童年，倒是件不错的礼物。

　　这样，在20年前的一个7月，塞瓦纳出生在科洛尼亚区，那是一个晚上(神秘的)，周围是居住着人(神秘的)的环境(神秘的)。事实上也不可能知道得更多了。后来，向他转述――母亲，以故事编造者温情脉脉的神情和出类拔萃的技巧――各种轻描淡写的紧张和敬畏的事，这些转述涉及到祷告、祈求、逆来顺受和淡泊宁静、大丈夫和仍是不分性别的爱怜之心。他们和居住在那个环境中的人，都是吝啬和掠夺成性的移民、先驱者、殖民者;同时，女人们会生孩子和给他们喂奶，此外，他们再也没有任何其他更重要的特点了。同他们无关的岁月，他们没有真正经历过的岁月，像是用于建筑的砖头一样，逐渐堆积在一起。神话笼罩着恐惧和已经学会的耐心，笼罩着轻便双轮马车的辚辚车轮声，这辆马车的驾驭者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医生，很容易确切地想象到一轮明月的皎洁光亮，相似的光亮，但是已经消逝了，几乎不能再见到它了。20年前，另一轮明月，在那个事故多发的环境中，机械和笨拙地生活着不可理喻和凭空想象的人们，悠悠岁月和人类盲目可笑的活动，永远地冻结和毁灭了那种环境。

　　所以，有的时候，在房间的三堵墙支撑着的阁楼里，只要有一张血污斑斑的大床、一盏煤油灯和画片前的蜡烛就够了;而他则顺利地从他母亲的体内生出来了。有的时候，那位上了年纪的医生双手颤抖着帮忙，有的时候，他则驾着马车在惨淡的月光下缓慢地行驶，永远也不会准时到达目的地。

　　然后，父亲用马鞭手柄敲打着圣塔马利亚户籍登记处的写字台，信心十足地坚持他没有采用暴力，坚信他是在为真理而战，至少是在为一个孤立的和不可战胜的真理而战，当他把那张承认他有权给他来申请的小孩起名为胡利乌斯而不是胡利安的纸片叠成四折时，他并没有表现出激动来。

　　然后，又是空白，是幸福、热情和可以相信的假设，几年后，终于发现了规矩和法律，发现了一位年老和沉默寡言的父亲，瘦削和挺直的身材，行为端正，留着一小撮已经灰白的胡子;发现了一位肥胖的母亲，生活的失败者，她现在则变得脾气温和，身上散发着廉价的香水味。

　　然后，是本能地同那个女人组成的永恒的联盟;这个联盟不是攻击性的，而是防御性的;是用来对付或者面对世界、人或动物;冷和热，悲伤，说不准在什么时候会来临的威胁;不是用来对付那个高尚的和感情内向的大胡子，以及每天下午从地里回来时，悄然设下的各种非干不可的活儿;身材高大，但是跨着滑稽的小步子，这倒是符合脚上穿的那双小靴子的;白色的灯笼裤几乎遮住了酒瓶，到了第二天又穿上雪白的灯笼裤。外国式的背心，绣花的折领。

　　然后，更加轻浮的合谋，微笑的女人掩饰或者暗示的不服从;美食、午睡、在鸡笼和兔子笼边消磨时光，只在社交场合偶尔穿一下的私下里做的平绒服装和刺绣的花边。女人的笑声和令人窒息的亲吻，受压抑的和受保护的美貌： 他的同盟者、他的幸福。

　　然后，――虽然可能他永远也不知道――，在他们二十年生涯中消耗第六个年头时候所开始的争斗。明斗和暗斗是为了避免胡子花白的沉默男人有一天会用两轮马车或刚买来的卡马――带上生死离别时必须带的杂物： 一只崭新的箱子、一只装水果子的篮子、两只捆住脚的母鸡――毫不匆忙地迁移到圣塔马利亚去，会不停步地和不朝四处张望地穿过那个在当时每天都会诞生一个新家庭的小镇，在经过了四个或者六个小时的跋涉之后，到黄昏时分，把一切都交给科洛区耶稣教会学校的校长。借口、别有用心的哭泣、戏剧性的和有节制的气恼，在这种时候，使她显得更年轻的粗黑辫子不再盘在头上，而故意使它们散披下来。每天早晨，不知所措和健康的小孩被安置在床上，女人则心神不定地呆在房间里，脸上带着热情的微笑，随时准备着在任何需要的时候，嚎淘大哭起来。

　　直到有一天晚上吃过晚饭以后，留着一小撮白胡子的人说：“明天”;女人给一位雇工塞了点钱，让他把老医生请来，她自己则设法在从家门口到泥土或污泥大路之间刚种上的弯曲小杨树的边上去迎着医生。她也行贿了老医生。根据不确切记忆随心所欲的说法，这位医生可以是或者也可以不是那位接生的医生。就在那天晚上，她爬上阁楼，冷静地在一片寂静声中，在每只塞满伤心事和短暂历史的箱子里翻寻着。最后，她终于找到了一份泛了黄的欧洲文件，文件泛泛地授权她有抚养孩子的权利。

　　“不过，它不是卡斯提亚语的。”天亮后不久，在吃早饭时，瘦高个男人说。这个男人就是曾经把孩子唤作胡利乌斯、并据此认为他有权得到孩子的那个男人。

　　她笑了笑。白胡子男人没有把那张纸丢进炉子里的火中去。她取来咖啡，把双手交叉放在仍是坚挺的胸脯上。

　　“孩子、东西，所有的一切都是一样的，在任何地方都是这样。”

　　她送走那个可以作她父亲的男人，在他骑上马起步前又回过头来时，她又朝他笑了笑。

　　然后，是每天准时的勾当，那些回忆仅仅限于冬天的黄昏： 一盏有半透明瓷灯罩的灯，照在写有很大的S和金色三叶草的红色丝绒面的卷宗上，玛丽娅缓慢和动人的声音――有的时候闭着眼睛说话，就像是在似信非信地叙述着梦境一样――，衣领上散发着熏衣草的味道。随着对勾当的熟悉，勾当也很快成事，很平静，很像是真的一样。麻雀发疯似地在天空中和菜园子里鸣叫着，寻找树林，好像黑夜是第一次来临，它们都很害怕似的。游戏、假装和叙述已经结束了。她并未经受痛苦就成熟了，随着她的屁股、年轻姑娘的脚踝缓缓地向窗口移动，她也慢慢地成了世界上唯一的女性。她把额头、可能也把短鼻子尖都靠在玻璃上，有一阵子，她忘记了小孩，陷入了没有回忆、没有预感的纯洁状态之中去了。

　　然后，她放下窗帘，把又一天短暂和迷浑的霞光，阻挡在窗外;她开了灯，在猩红色的卷宗上摊开练习本。书和她那双戴着戒指的手。随着告别声和马蹄声，表明留着花白小胡子男人的到来。他不看那些东西就想走过去，他看到了女人的笑容，他进卧室里去换衣服了。

　　然后，在没有说明的结局不同于以往的下午，在可能存在的月光下老医生坐在马车上不大可能行驶的第十个年头的下午，在动作僵硬的瘦高个男人在习惯的时间准时到达的下午，这次是乘着双轮车来的，带来了一个不是很胖也不是很令人信服的神甫。

　　晚饭是在神甫匆匆祝福之后进行的，神甫讲的故事和笑话使他们三人感到晚饭的气氛过于活跃了，因为他并不伤感地习惯于静悄悄地进餐。在把桌布取走拿来咖啡的时候，神甫想了解，自从那天女人拿出那个荒谬的用哥特体书写抬头的文件以来，孩子学到了些什么。留着花白小胡子的男人耐心地抽着粗制的烟斗，决心不把自己的偏见说出来。女人红着脸，眼泪汪汪地听着，好像这是对孩子的羞辱。本来想要报复的欲望又升起来了，对于突然出现的叛变，她感到气愤，因为在那些年代里，那个老男人是宠爱孩子的;他毫不在意和悄悄地在欺骗她，说是在教育他，说是在教给他她不能教给他的知识;也许她曾经拥有过那些知识，又在世事沧桑面前很快和愉快地忘记了。比她年长的男人在把神甫送回到神学院和在中午时分回来后，没有作任何评论，这不是出于谨慎，而他对局部的胜利并不在意。他同她一起睡下，不听任何精神狡猾的辩解，在她的前额上吻过以后，就进入了梦乡，发出了他特有的响亮呼噜声。

　　“星期一我带他去神学院。”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男人说。在窗户上、在传来狗不安稳动静的半开半掩的门上，也许就在这间阴暗、充斥着烟火味和腐烂的长毛绒味的房间里，秋天已经按照节气的轮回悄悄地来临了。“要为他准备点衣服。”

　　他吃完瘦肉，安静地喝着马黛茶，表现出不在听她说话的样子，虽然她只是来回走动，并没有开口说话。从门口，小狗围住了他长长的白色身躯，他侧过头来;他已经吻过她了，他要到中午或者晚上才回来同她见面，而现在他有急事要办，他说：

　　“神学院，那是为了讨你喜欢，因为要是我的话，明天我就带他下地去。他只要会写字和算账就行了。”

　　他，那个小孩，虽然嘴上不说，却也是喜欢神学院的，因为那儿有朋友、新鲜事和错误。但是她却不说她喜欢那儿。只是在那天下午，她把孩子抱在膝头上，强忍着眼睛里流下来的泪水，对他肯定地说，对吗，他不想永远离开妈妈。然后把他带到阁楼上，那里全是灰尘和蜘蛛网，还有在许多年以前就变成了家具而不再移动的箱子和柜子。

　　他站在门口看着女人，门几乎挨着要倒塌下来的天花板，是湿气和类似老鼠臭的味道支撑着它。他看见女人弯下腰去，在有着沉重的凸形箱盖和包着已经生锈的棕色铁箍的箱子边上，她变得年轻和光彩夺目。他看见她把箱子打开，迅速和无意识地回过头来看了他一会儿，她的脸上泪珠闪闪，带着小孩或那个老人都没有见过的笑容。透过唯一的一扇窗户上的脏玻璃，金色的阳光正好照射在她扎起来的辫子上、白色的背部和踩在地上的漆皮鞋。

　　“像我那样。”她说。声音漠然、谨慎和狡猾，好像是要靠近一只小鸟一样。但是她没有离开箱子，箱盖困难地打开了，发出一阵尖厉的声音。她拿起一件饰着飘带和窄花边的玫瑰色的女孩子衣服：“就像我还是小姑娘时去参加节日一样。”

　　他让她给自己穿上衣服，虽然他感到羞耻，却也不反对，甚至还穿上过时的高跟鞋，在女人面前转了半个圆圈装着跳舞的样子。女人坐在箱子上，不再哭泣了。她唱着他听不懂的歌，用手打着拍子，一副陶醉的样子。

　　然后，那个凌晨来到了，他被从床上拖起来，当他穿上农民的靴子和衣服时，他感到很来劲。大房间里，除了父亲那种没有什么意义的冷静外，又加上了他的沉默无言。女人给他们端上了一样的饭菜。她来回忙碌着，承认自己已经老了、失败了，对将来也没有什么指望了。

　　(徐鹤林　译)

　　【赏析】

　　请听清风倾诉，本是一个富有诗意的浪漫句子。但初读奥内蒂的这篇小说，却有一种沦陷在深沉的黑夜里压抑憋闷得透不过气来的感觉。然而潜下心来细细品读，却于一片漆黑暗淡中感受到那“黑夜的柔情”，发现了阴暗怪异的表象下沉重的价值。

　　小说通篇都在讲“逃避”，讲述了主人公梅地纳如何通过各种形式实现自己“逃避”的目的。空间上，他时常穿梭于拉万达和圣塔马利亚这两座城市之间;时间上，他又不断地经历一次又一次的“短暂的生命”――从事各种千奇百怪的临时职业;即使在一定的时期内，他固守在一个地方做一个工作，他也不断地通过回忆和想象跨越时空，来实现对现实的逃避和否定。

　　小说中，梅地纳其实对塞瓦纳的童年一无所知，但却创造性地臆想出了与真实状况相距甚远的详细情境。他企图通过幻想的方式，来填补自己对儿子童年生活记忆的空白，从而摆脱作为一个父亲“缺席”的尴尬。在现实生活中，他无法通过自身的力量将塞瓦纳从堕落中拯救出来，因而只能通过“做白日梦”来缓解内心对于儿子的愧疚之情，进而得到一种特殊的心理补偿。可以说，胡思乱想和白日做梦，是梅地纳面对压力和挫折时惯用的抵御方式。因为只有通过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他才能逃离沉重的现实，转向另一个理想的世界。

　　作者奥内蒂后来透露，之所以写一系列以虚构的城市“圣塔马利亚”为背景的小说，实际上是因为在他自己生活的城市里，他感到不幸福。所以，他采用这样一种“逃避”的立场，实现一种希望，企求在另一种世界里可以自由呼吸和不再担惊受怕。

　　看来，之所以要逃避，都是因为被沉重的现实压迫得喘不过气来。正如作者自己所形容，那种感觉就“如同下雨天有人给我送来一件湿漉漉的大衣让我穿上”一般。

　　梅地纳是个现实人生的彻底失败者。面对沉重的现实，他不仅处处逃避，而且早已丧失信仰。从冒牌的庸医到替人画裸体像谋生，再到沉湎酒色之中的警察局长，不停更换着职业身份的梅地纳一直都在逃避周围的环境。信仰在他看来，可以“在随时所爱的女人身上，在一只狗身上，在一个足球队上，在轮盘赌的号码上，在一生所致力的生活上”充分表现出来。

　　在他的眼中，人生就像一个白痴讲述的故事，充满了喧哗与骚动，却是毫无意义的。因此他不仅没有信仰，还怀疑信仰，甚至无比仇恨信仰。他总是感到自身存在的荒谬和无意义。他意识到现实总是处处限制着人们的生存，永远是不可信的;他总是辗转于许多地方，立刻到达，再随即离开，永远处于崭新的孤独之中。虽然从事了许多的职业，但是却从来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重要的价值，在这个国家还能做些什么。事业如此，爱情亦是如此。他认为，在所谓的爱情中，即使你还喜欢着某个人，不忠和欺骗却总在蠢蠢欲动。爱情是美妙的，也是荒唐的，它会令人不解地去拜访任何一个心灵。但是一个人所谓的荒唐和美妙仅能维持很短很短的一个时期，而在青春期过后则不可避免地走向接受和迷失……

　　我们可以在选文中发现，梅地纳对于父子亲情也充满了深刻的怀疑。由于种种不明的原因，他在与儿子塞瓦纳相见之后，一直不愿与他相认，而塞瓦纳似乎也刻意回避这个陌生的父亲，就连作为父子之间的唯一的纽带――塞瓦纳的母亲弗雷依达也不愿主动澄清这个事实。所以，到最后究竟塞瓦纳是不是梅地纳的儿子，我们依旧不得而知。另外，关于梅地纳、弗雷依达和塞瓦纳三者的关系，在整篇小说中都呈现出怪异微妙的特征。塞瓦纳对于父母极为疏离和冷漠，梅地纳父爱萌生欲拯救儿子却始终不得要领，作为母亲的弗雷依达却向亲生儿子提供和贩卖毒品，最后竟然被其所杀!梅地纳认为，在他和儿子之间存在着某种谎言。而他想将其从受侮辱和受损害的境地中拯救出来，并不是出于父爱，而是出于某种比爱和亲情更高贵的尊严之类的东西。当他发现儿子越来越不需要他的母亲时，他对他的兴趣就大大地减少了，他愈来愈觉得，其实塞瓦纳也就是普通的男孩，与其他的男孩并无实质的区别，甚至可以被取代的。进而，他开始怀疑他们的父子情，甚至开始怀疑他这种想拯救儿子的行为本身是否有意义。

　　总之，作者奥内蒂笔下的人物，总是在空荡的地方痛苦地游走，没有过去，亦没有未来。他们总是孤独的、迷茫的、沉沦的，是对待现实没有信心、面对问题感到无助的一代人。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死亡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因为活着比死去更加不幸。

　　小说中，主人公梅地纳疲于奔命，辗转一圈，最终避无可避，只好无奈地接受似乎早已命定的厄运，坦然承受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多年来，我一直想这样的结局，我回来也是为了这样的结局。只有那些接受现实并与之同流合污的人才是最明智的。”

　　也许，每个灵魂饱受煎熬的人，起初总想趋利避苦，竭力逃避这沉重的现实，然而最终发现哪里都不是理想的桃花源，纵然是作者苦心营造的圣塔马利亚也不是，最终只好依然回到那污浊的现实洪流中。

　　(孙　雯)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