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格涅夫《父与子》

　　1860年8月，屠格涅夫在怀特岛上的文特诺小镇边洗海水澡的时候，首次萌发了写《父与子》的念头。主要人物巴扎罗夫的原型，照作者的说法，“是一个令我惊讶的外省青年医生。这个杰出人物的身上体现出那种刚刚产生、还未定型的、后来被称为虚无主义的东西。”在巴黎，屠格涅夫开始构思，作品的情节在他的脑中逐渐形成;那年冬天他已写好头几章，但到第二年7月在斯巴斯科耶才最后完成，并把它读给几个朋友听过，后又作过一些修改和补充。1862年3月《父与子》发表在《俄国导报》上，正文前面有“纪念别林斯基”的题词。

　　《父与子》表现的是两代人的历史冲突，这两代人主要是以思想观点来分界的。小说的中心人物巴扎罗夫是“子辈”，也就是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另外两个重要人物巴威尔和尼古拉则是“父辈”，即贵族自由主义者的代表。

　　巴扎罗夫是个复杂的艺术形象。他出身于平民家庭，“祖父种过地”，父亲是军医，他从小就参加过体力劳动，那双红色的手就是劳动造就的。他是医科大学的学生，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与热衷于讲演的宣传家罗亭不同，他致力于科学实验，重视实际行动。他也善于争论，但在风格上和罗亭大不一样：罗亭热情奔放，才情洋溢，妙语连珠，他的讲演词有着巨大的感染力;巴扎罗夫沉着、冷静、自信，他的语言简洁而又准确，具有一种不容置疑和不可动摇的力量。宣传家罗亭没有具体的行动纲领，他的讲演唤起了青年人的热情，然而他却不知道让他们怎样去行动，就是他自己也不知道去做些什么。巴扎罗夫的思想原则是“否定”，而行动纲领则是“破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得把地面打扫干净”。他在行动上比罗亭要明确一些。自然，在巴扎罗夫看来，“破坏”是为了“建设”，至于说到“建设”，巴扎罗夫又认为“那不是我们的事了”。所以，巴扎罗夫的行动纲领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应该说，从总体上看，巴扎罗夫不失为一个“当代英雄”式的人物，他理解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要求和时代赋予他的使命，并尽可能去实施他的思想原则和行动纲领。他的否定精神令保守派惊慌失措，令青年一代和下层人民欢欣鼓舞。他的“打扫地面”的行动虽未能最后完成，但也给那个即将衰败破落的旧世界以巨大的震撼。屠格涅夫能以赞扬和肯定的态度创造出这样一个“俄国的英沙罗夫”，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屠格涅夫后来谈到《父与子》时曾说：“我的整部中篇小说是反对作为先进阶级的贵族的。”他选择贵族中的优秀者巴威尔来和平民知识分子巴扎罗夫对垒，并且让他在各个方面都败在巴扎罗夫手下，由此可见，作家的肯定和赞扬是倾注在巴扎罗夫身上的，这一点在小说里表现得十分清楚。

　　屠格涅夫在巴扎罗夫身上也客观地反映出平民知识分子的一些弱点，如认为人与人之间就像“林子里的树木”一样彼此相似的见解，以及崇尚感觉，贬低理论，对艺术的否定等等，而这些看法确实是当时一些平民知识分子所具有的。这些描写没有贬低巴扎罗夫，相反更增加了这个形象的真实性。

　　但在小说的下半部，特别是在巴扎罗夫与奥津佐娃的恋爱上，屠格涅夫在一定程度上贬低了巴扎罗夫。自然，不是说不可以写巴扎罗夫去恋爱，也不是说巴扎罗夫不能爱上一个贵妇人，问题在于巴扎罗夫与奥津佐娃的恋爱中的种种表现，与他那种自信而又坚强的性格太不协调，也就是说，巴扎罗夫后来的举动违背了性格发展的逻辑性。巴扎罗夫的猝死也给作品蒙上了一层无可奈何的悲观的气氛，而作者在抒情性的议论中又加强了这个人物乃至整个作品主题的悲剧性。虽说在艺术上这是屠格涅夫的一贯风格，但其中多少也显露出作者本人对这个人物的态度的矛盾。

　　《父与子》问世后，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反响，引起激烈的争论，产生了各式各样的说法，这一切使得屠格涅夫无所适从，一时间他只有保持沉默。屠格涅夫后来写了关于《父与子》的长文，对当年发生的种种情况作出解释和回答：“造成误解的全部原因，全部所谓的‘不幸’，就在于我所塑造的巴扎罗夫的典型，没有来得及经历文学典型通常要经历的渐进阶段。他没有像奥涅金或皮却林那样，碰上一个理想化的和风行颂扬的时代。新人巴扎罗夫刚一出现，作者对他就持一种批判的……客观的态度。这就把许多人弄得莫名其妙……巴扎罗夫的典型至少也应该和他以前的典型一样，具有同样的被理想化的权利。”

　　读者对巴扎罗夫这个典型的看法之所以产生很大的分歧，其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这个形象本身是根据现实中还不是十分普遍的人物(或者说是所谓“萌芽式”的人物)创造的，读者对这样的人物还有些陌生，或者说，读者还不能明确地看清这个人物的现实基础，他们对这个人物一方面觉得好奇，另一方面又觉得古怪。“父辈”———老一代人觉得他“离经叛道”，锋芒毕露，对其左右都看不顺眼;“子辈”———青年一代虽觉得他的一些观点表现了他们的心声，特别是他的尖锐的见解和卓尔不群的风格令他们觉得痛快淋漓，但又觉得他的性格“怪异可笑”，不可捉摸，在感情上也拒绝承认他是他们的代表和偶像。其实这并不奇怪，“新生的”事情和人物在其出现的初期，总是不可能得到各方面一致的认同的。

　　二是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态度的两重性又增加了这个人物的复杂性：既喜欢他，又不能完全理解和接受他。屠格涅夫在写作《父与子》时，思想还是比较进步的，特别是他对青年的态度是积极的肯定的，认为青年人———也就是“子辈”是俄国的希望，这也是他一贯的看法。所以他说他喜欢巴扎罗夫这个人物，这并非假话，尽管在感情上他对“父辈”是同情的，不一定能完全接受巴扎罗夫的思想和观点。可是他在现实中发现了这样的在当时还是罕见的人物，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不能违背生活的真实，也不能违背一个真诚的艺术家的良心，他只有按现实的本来面目来再现，来创作。但说实在的，他对这样的人物还不能完全理解，他把巴扎罗夫推上了舞台，让他亮出了他思想的“底牌”之后，却不知道再让他如何“行动”。他按照惯用的手法，把巴扎罗夫放到“爱情”中去检验，对这个“否定一切”、自然也否定“爱情”的“强者”巴扎罗夫，作者显然还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女性和他匹配。在以往，他笔下的女性，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屠格涅夫家里的姑娘”，是用来检验那些“多余人”的软弱性格的，她们对“新人”巴扎罗夫显然是不合适的。如果硬要把这样的纯洁而勇敢的姑娘领到巴扎罗夫面前来，那将会出现一个尴尬的局面：如果她像《罗亭》中的娜塔里娅一样对巴扎罗夫说：“我爱您，我愿意同您一道远走高飞，哪怕是到天涯海角。”那巴扎罗夫非但不会感到任何激动(自然也不会像罗亭那样还会感到有些害怕)，而且可能还会对这个姑娘训斥一顿：“难道您真的相信世界上存在着爱情吗?”屠格涅夫是不愿意他“家里的姑娘”遭到这种羞辱的，于是他为巴扎罗夫选择了一个“徐娘半老”的贵妇人，她风韵犹存，举止优雅，处世老练，她喜欢巴扎罗夫的性格，喜欢他的锋芒，但她是不会真的爱上他的，她至多是想在巴扎罗夫身上寻找一些刺激而已。在这个老练的贵妇人面前，一向沉着而自信的巴扎罗夫竟弄得神魂颠倒，不知所措了。而在这之前，巴扎罗夫的形象是多么地高大。所以有人说屠格涅夫无法在其他方面来贬低“强者”巴扎罗夫，就在这样的恋爱中来贬低他：原来巴扎罗夫也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这种说法不无道理。总之，在《父与子》的下半部，巴扎罗夫的性格发展“出轨”了，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作者对他笔下的这个“新人”还不能真正地理解。同样，作者对巴扎罗夫以后究竟如何行动，也是心中无数，他只好让巴扎罗夫因偶然的因素而早死，这人为的痕迹也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