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

　　《罪与罚》是因外部的罪恶而起的。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至死都在咒骂这个“该死的生活”。卡捷琳娜和马尔梅拉多夫的死，撕碎了人们的心，撕碎了希望，还有这个世界。现实世界的残酷感沉重地从人的灵魂之上碾了过去。拉斯科尔尼科夫眼睁睁地看着金钱和权势正嘲讽着他们的尊严。在这种境遇下，自我价值是全然得不到舒展的，“你不跨过去是不幸，然而跨了过去，就将更是不幸”。怎么办?拉斯科尔尼科夫不愿沉默，不愿就此麻木地生活下去。面对外部的罪恶，拉斯科尔尼科夫力图尝试：人能否通过自己的理性和智慧来解决现实世界中的恶?与其让这个世界以罪恶的方式赢，不如自己以罪恶的方式让它输。世界的意义需要人自己寻求到的信念来确立。拉斯科尔尼科夫需要信念，这种强烈的需要促使他以杀人的方式向这个世界强行索取意义，从麻木中跨出，却迈向了疯狂。他跨了过去———为了一种信念，为了维护某种生存信念的价值。拉斯科尔尼科夫在杀死老太婆的时候依据的正是这个信念———“‘不平凡的’人有权……越过其他障碍，而且这仅仅是在为了让他的思想(有时也许是可以拯救全人类的思想)得以实现”，更何况，“我杀死的不是人，而是原则”。

　　如此价值原则是拉斯科尔尼科夫从历史事实中理性地归纳出来的。人类历史上的伟人都曾跨过无数无辜的血泪，“大家都在杀人……全世界都在流血，从前也一直在流，血像瀑布样奔腾直泻，像香槟样汩汩地流淌，为此才在卡皮托利丘上给他加冕，后来还把他叫作人类的恩人”。根据历史理性的法则，那些杀人的伟人有自己的依据：杀人是为了推动历史，带领世界走向未来的目的地。拉斯科尔尼科夫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正是这样一种“理性行为”，以此证实自己的逻辑推导是否成立，是否因贯彻自己的意志而成为“人类的恩人”。

　　然而这种信念随着他的跨越而坠落了。“原则嘛，倒是让我给杀了，可是跨越嘛，却没有跨越过去，我仍然留在了这边”。这满怀信念的最后冲击，冲击掉的竟然是原以为无坚不摧的信念。拉斯科尔尼科夫因以恶抗恶导致了罪。这不仅是法律和道德意义上的罪，而更是信仰和精神上的罪。前一种罪名他不屑一顾，甚至在伏罪之后依然确信，自己没有错：“如果我成功的话，就会给我戴上桂冠，现在我却落入了圈套!”当大家在为拉斯科尔尼科夫因陷入犯罪的恶而痛心时，他却对大家说：“不要为我哭泣：我要努力做个勇敢而正直的人，终生如此，尽管我是个杀人凶手。”尽管拉斯科尔尼科夫如此振振有辞，然而后一种罪名却令他痛不欲生。

　　这是一种怎样的罪啊?“罪”的原初含义是“偏离”，这种偏离导致人与人相互关联的断裂。受自己的历史理性的狡计诱惑之后，拉斯科尔尼科夫感到爱心是一种累赘，一种让人感到不舒服的生命感觉———“如果我孑然一身，谁也不爱我，我永远也不爱任何人，那该多好!”此外，这种偏离也导致人与上帝关系的断裂。因此，索尼娅为拉斯科尔尼科夫高声大哭起来，“不，现在全世界再没有比你更不幸的人了!”这是一种怎样的不幸啊!这种罪感引起了拉斯科尔尼科夫精神上的无力无助。索尼娅多希望他能走出在恶中沉沦着的“我”，走向神圣的“你”。因此，“近代理性精神的后果就是拉斯科尔尼科夫式的冷酷的心的形成。陀思妥耶夫斯基尖锐地指出，历史理性只是看起来善良，实际上却是邪恶;历史理性带来了可耻的混乱和情欲的嚣张”。叶尔米洛夫在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中也采取了这样的态度———“理性在现实面前破产，何况有理性有学问的人现在也开始教导人说，没有纯理性的论据，世界上不存在什么纯理性，抽象的逻辑不适用于人类”。不幸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恰恰背负了这样的罪。

　　拉斯科尔尼科夫因罪而受罚，不只是八年的苦役，更大的惩罚是精神上的———创伤，崩溃，无助，甚至是绝望!———“我杀死的是我自己，而不是老太婆!我真的是一下子结果了自己的性命，永远杀死了自己!”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善良而虔诚的姑娘———索尼娅成了他的救命稻草，她的天使般温柔的目光感召着一颗无所皈依的灵魂。这双深深关切着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眼睛，竟然出于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灵魂，这难道不是奇迹吗?

　　索尼娅属于拉斯科尔尼科夫所谓的“平凡”的一类人，而正是这样一个平凡的人在遭受到生活中巨大的恶的摧残后，心灵依然天使般高贵。面对不幸，索尼娅仅仅凭着“基督的爱”活着。在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灵魂因犯罪不幸陷入最孤寂无力的时候，只有索尼娅的爱能使他颤动。索尼娅虽然受着世界万般恶的折磨，但她的生命散发着的却全都是爱。正是索尼娅受苦的爱温暖了拉斯科尔尼科夫，正是这种爱使他“心中好似迸发出一颗火星，突然熊熊燃烧起来，烧遍了他的全身。他的心立刻软了，泪如泉涌。他站在那里，突然伏倒在地上……他跪倒在广场中央，在地上磕头，怀着喜悦和幸福的心情吻了这肮脏的土地”。已经生疏已久的感情潮水般地涌上心头，拉斯科尔尼科夫不再用理性去抗拒这种感情，而让眼泪尽情地流。

　　被爱包围着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怎么能逃避索尼娅的拯救?然而拯救的前提是放弃一切，同时被一切放弃。只剩一点点纯粹的感情：活着——— 她只是为了使他活下去而活着，活着———他只是为了使她活下去而活着。就这样活着，只为一个人活着。然而依然祈求着，但愿上帝没有死，他只是隐匿了起来。寻着他的踪迹而去，但愿能仰见他的光芒!拉斯科尔尼科夫终于懂得，大地虽然肮脏，却不能用人的血泪去清洗，只能靠上帝的爱来承受。虽然这从人的理性上来看依然说不通，但拉斯科尔尼科夫却开始相信，只有凭靠爱才能在不幸的世界中承受恶。

　　拉斯科尔尼科夫因罪而受到了惩罚，承受了不幸，通过受苦受难来洗净了自己。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图———“我们确实只能带着痛苦的心情去爱，只能在苦难中去爱!为了爱我甘愿忍受苦难”。通过爱，原本的对立紧张———拉斯科尔尼科夫与索尼娅之间的，即冷酷的理性与受苦的爱心之间的紧张，慢慢消除了，“在这两张仍然带有病容的、苍白的脸上已经闪烁着获得新生的未来曙光”。拉斯科尔尼科夫因受罚而得到了爱，因爱而转向了索尼娅的信仰———向基督靠拢，即意味着他不再向世界索求意义———恶的下场，而是转向了向世界提供意义———爱的普照。纪德敏锐地发现《白痴》与《罪与罚》有一种隐秘的内在联系。的确，《白痴》的写作紧随着《罪与罚》;梅什金公爵的出场紧随着拉斯科尔尼科夫通过内心的苦役得到重生之后。梅什金公爵的痴和敏感，以及爱与隐忍的素质，似乎得之于拉斯科尔尼科夫这样的生命时刻———“一切痛苦都已经过去了……生活取代雄辩，思想意识里应该形成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东西”。

　　当拉斯科尔尼科夫质问索尼娅———“可上帝为你做了什么?”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他终其一生要回答的问题———上帝是否存在，而是把主要关注点放在了如果上帝不存在了会怎样的问题上，就像索尼娅回答拉斯科尔尼科夫的那句话———“要是没有上帝的话，我会怎么样?”可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置换了问题。他用虚无主义的后果问题置换了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这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疏忽，而是迫不得已的结果：他预见了虚无的绝望，但他的灵魂无法承受没有上帝存在的境遇，无法接受任何形式的虚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是与自己灵魂困惑的一种搏斗，是自己与自己斗争的一种方式。写作是为了解决自己的信念问题，通过写作他最终回到了自己的出发点———基督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开始就指向尘世的恶，抱着宗教的情怀。他的叙事都力图证明：当恶的现世中的人企图以种种理性取代上帝，会导致什么可怕的结果?是杀人———《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是自杀———《群魔》中的基里洛夫，是发疯———《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要告诫我们，仅凭理性是何等轻率。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基督教精神的怀疑是为了巩固自己本有的信念。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怀疑、基里洛夫的果敢、伊凡的质问，都作为对立面增强了对上帝的爱的信念———“要相信：没有什么能比基督更美好、更深刻、更可爱、更智慧、更坚毅和更完善的了，不仅没有，而且我怀着忠贞不渝的感情对自己说，绝不可能有。不仅如此，如果有谁向我证明，基督在真理之外，而且确实与真理毫不相干，那我宁愿与基督而不是与真理在一起”。正如舍斯托夫说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对揭露出来的一切感到恐怖和颤栗，竭力想聚拢心中的全部力量来抵抗这一切，不惜任何代价，甚至贸然征用他在灵魂中捕捉到的那些尚未成熟的观念”。这些尚未成熟的东西后来部分地由尼采和卡夫卡说清楚了。他们共同推进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人物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