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谴责小说之《孽海花》

　　小说是如何表现30年来思想文化的变迁呢?作者在《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中对此亦有明确的揭示：“写雅叙(聚)园、含英社、读瀛会、卧云园、强学会、苏报社，都是一时文化过程的足迹。”从雅聚园的描写中，可表现出同治时期一般读书士子的精神风貌，国家已处岌岌可危的境地，而他们对此却麻木不仁，对世界大势几乎是一无所知，唯一感兴趣的就是考究做八股文的要诀，陆菶如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然而，时代风云的激荡毕竟促使读书士子阶层发生分化，某些思想敏锐的通达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除举子业之外，亦注重经史百家的学问，而且对西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就在第2回有关雅聚园的描写之后，叙及金雯青中状元衣锦还乡、乘轮船途经上海小住。有洋务派著名人物冯桂芬来访，见面一番寒暄之后，即以长者口吻勉励雯青说：“现在是五洲万国交通时代，从前多少词章考据的学问，是不尽可以用的……我看现在读书，最好能通外国语言文字，晓得他所以富强的缘故，一切声、光、化、电的学问，轮船、枪炮的制造，一件件都要学会他，那才算得个经济……”一番话足以振聋发聩，直令状元郎茅塞顿开。随后，金雯青又应邀赴一品香会客，席间听薛淑云(影射薛福成)、王子度(影射黄遵宪)等人“议论风生，都是说着西国政治学艺”，不由暗自惭愧，想道：“我虽中个状元，自以为名满天下，哪晓得到了此地，听着许多海外学问，真是梦想没有到哩!从今看来，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的，总要学些西法，识些洋务，派入总理衙门当一个差，才能够有出息哩!”由此意味深长的心理剖白，可见在上海这等开放的城市，学西法、识洋务在知识界已成为时尚。时代毕竟前进了，传统的词章考据之学，已远远不足以敷用，洋务思想应运而生，盛行于世，思想文化演变之迹甚明。然而，洋务思想自有其先天的不足，它只承认西方各国的船坚炮利及科技的进步，而无视其政治体制较之封建专制亦同样具有的进步性和优越性。这种轻本而重末的致命弱点，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愈益为人们所认识。代之而起的则是以政治体制变革为实质内容的维新变法的思潮。到18回有关“谈瀛会”的描叙，就十分清晰地表现了这一思想文化变迁的足迹。从第2回写金雯青衣锦还乡、途经上海聆听薛淑云、王子度的洋务高论，到18回叙及金雯青由俄返国途经上海参加“谈瀛会”，其间经历了20余年的时间，这期间思想文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开始在社会传播，同时，从洋务派中亦分化出一批具有变法思想的改良派。“谈瀛会”上，依然是薛淑云、王子度一班人，而其政治见解较20年前大有进步。“谈瀛会”的中心话题是：“吾今自强之道，究以何者为先?”围绕此论题，各抒高见。或以为力争外交权为急务;或以为当以练兵为首要;或以为发展经济为基础;而最具说服力的论辩，则是以为必以政体变革为第一。而此论实际上最终成为诸名士的共识。毫无疑问，它属于改良主义的新思潮。

　　小说写到第29回，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已是19世纪末期甲午海战之后的情状。北洋海军乃洋务运动的产物，海上一场恶战，竟不抵岛国日本，几至全军覆没。这沉痛的教训给思想文化界以极大的震动，通达之士为之猛醒，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政体不变革，单是办办洋务，终究是难以拯救衰敝的祖国。这种以变革政体为核心内容的维新思想，在甲午海战之后颇为盛行一时。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