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于一九四一年夏天写的长篇小说《腐蚀》(最初在香港《大众生活》上连载)就是适应这种战斗要求而产生的。这部日记体的长篇小说以“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政府“陪都”重庆为背景，斗争锋芒直指国民党法西斯特务统治和他们反共反人民、卖国投敌的政治路线。作品的主人公——女特务赵惠明，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曾参加过学生运动和救亡工作。但由于阶级出身和社会生活带来的性格：严重的利己主义、爱好虚荣和不明大义，使她无法抵制特务 头子的威逼利诱，堕入了特务组织的罗网，成为替反动统治卖命效劳的走卒。由于她在特务系统中不是嫡系，受到排挤，还遭到高级特务的侮辱和玩弄，她 的尚未完全腐蚀的灵魂中，多少保留着一点“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因此她感到矛盾痛苦而又无处可以申诉。这部作品是赵惠明的一束日记，作者采取了 最能揭示人物内心隐秘的日记体裁。充分发挥了善于深刻细腻地刻划人物心理活动的特长。作品在特定的处境中多方面地揭示了赵惠明的复杂的内心世界，赵惠明受骗、犯罪而又不甘于堕落所引起的矛盾和痛苦，她的“自讼、自嘲、自辩护”，以及在觉醒自新过程中所经历的决裂、斗争，写得细腻真切，深深 地感染打动着读者，激发着人们对于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戕害、摧残青年的国民党法西斯特务统治的仇恨，暴露了特务统治阴森恐怖的内幕。作品写赵惠明的 内心活动，不是孤立的和静止的，而是尽可能将现实中的重大事件和围绕这些事件而展开的各种社会矛盾，反映和投射到人物的思想性格和感情活动中。这 部作品虽然因为日记体的限制，不可能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展开错综复杂的关系，但仍然保留着茅盾小说中与现实斗争密切相关，选材富于时代性和社会性 的特色。

　　作品中汪蒋合流反共卖国和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两个重大事件，就如投石入水，激化了众多的矛盾，它们通过赵惠明的观感生动地展现 出来，又有力地推动了赵惠明内心矛盾的发展。与人物性格的刻划胶结在一起，作品对典型环境进行了深入的描绘，例如“以皖南事变”为中心，揭示了国 民党勾结汪伪、卖国投敌的反共反人民罪行。正象赵惠明所说，“在这个地方，人人笑里藏刀，撺人上楼拔了梯子，做就圈套诱你自己往里钻——全套法门 ，还不是当作功课来讨论。”这里，有对付共产党和进步青年的种种卑劣手段，也有特务内部五花八门的勾心斗角的会俩。“皖南事变”前夕，国民党特务 象粪坑里的“金头苍蝇，终天嗡嗡的，没头没脑乱撞”，各处都在大规模“检举”，被“检举”的人，“光是一个市，一下就是两百多”。国民党反动派发 动“皖南事变”，就是要把这作为与汪伪勾结、投入日本帝国主义怀抱的进见礼。作品中写汪伪特务在蒋管区自由出入，“工作顺利”，陈胖、周经理等国 民党政客在“义愤填胸的高唱爱国”的背后，与松生、舜英等汪伪特务密谋实现“分久必合”的卖国阴谋。书中许多描写正是这一卖国阴谋的形象的再现。

　　《腐蚀》的现实主义成就，不仅表现在作品通过赵惠明典型形象的刻划，尖锐地抨击了国民党特条统治的政治黑暗，而且还按照现实生活和人物性格本 身的特点，真实地揭示了赵惠明逐步觉醒、走向自新之路的过程。按照这部作品原来的“结构计划”，只准备写到小昭被害就结束的。但当作品边写边发表 时，许多读者却给《大众生活》编辑部写信要求给赵惠明一条自新之路。读者的这种要求，很大程度上表明了赵惠明这一艺术形象本身所具有的生动力量： 当赵惠明的性格在作者笔下逐渐鲜明，和它周围的生活环境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且在形象和形象之间逐渐有了基本真实的关系的时候，她的性格便产生 出一种活跃的力量，要求作者按照她的性格发展的生动逻辑写了去。越惠明在奉命对她过去的爱人小昭进行劝降时，本来已经对“狐鬼满路”的特务统治产 生了不满和憎恨，她正为摆脱这种生活而苦苦挣扎着。在这个时候，小昭对她的爱、信任和规劝，革命者K和萍对小昭的营救活动和对她的帮助，使她在黑暗 中看到了光明，于绝望中产生了希望，而小照的死更促使她对那毁灭一切美好事物的环境由憎恶而至于决裂。这样，便有了赵惠明在小昭被害后终于决心充 暗投明，救出了即将陷入魔掌的女学生N的情节。人物结局的这种处理，不是硬插上去的“光明的尾巴”，而是形象本身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赵惠明的觉醒和自新反映了法西斯特务统治的反动腐朽，这样写有利于特务组织的分化和瓦解，因而进一步增强了作品的现实战斗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