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老实人》

《老实人》内容简介：

　　老实人是一个天真淳朴的男青年。他对老师邦葛罗斯的乐观主义哲学深信不疑，相信世界是完美的，一切人、事都尽善尽美，“世界真是安排得再好没有了”。然而，他的遭遇却是对这种哲学的一个极大嘲讽。他与男爵的女儿居内贡小姐相爱，结果被贵族偏见极深的男爵赶出了家门。从此他四处流浪，历经一系列无妄之灾和种种意外波折，几次死里逃生。他到过保加利亚、葡萄牙、布宜诺斯艾利斯、巴拉圭和苏里南，又回到欧洲，经过法国巴黎、英国朴次茅斯、意大利威尼斯，最后到了土耳其君士坦丁堡，与居内贡相聚并结了婚，从此在那里安定下来。一路上，老实人受尽了艰难险阻，吃尽了苦头。在一系列事实面前，老实人终于认识到世界就像一个屠宰场，根本不完美，盲目的乐观主义只会蒙蔽自己的眼睛，唯有“工作可以使我们免除三大害处：烦闷、纵欲、饥寒”，因此还是“种咱们的园地要紧”。

《老实人》赏析：

　　《老实人》的主人公是代表“实干派”的老实人，围绕在他周围的重要人物有代表“乐观派”的邦葛罗斯和代表“悲观派”的马丁。

　　邦葛罗斯是男爵家里的家庭教师。他信奉来布尼兹的哲学，相信这个世界是完美无缺的，凡事有果必有因，被老实人视为“全日耳曼最深刻的玄学家”。然而，这位信奉世界尽善尽美论的哲学家并未逃过残酷人世的百般折磨，一度沦落为乞丐，染上重病，还曾被宗教裁判所抓起来绑在绞刑架上。在本书所选的第二十七章，他跟男爵一起被罚在船上做苦役。虽然历尽磨难，邦葛罗斯依然坚称“我的信心始终不变”，“来布尼兹的话不会错的”，即使在心底里已经全然不信。邦葛罗斯最后成了一位只在口头上坚持世界十全十美论的空谈家。这证明邦葛罗斯的乐观主义哲学遭到了破产，在当时是行不通的。

　　马丁则是一个彻底的悲观派，他尝尽人间悲苦，饱经沧桑，对未来的生活已一无所望。他相信今人为恶神所造，认为世界上的光明与黑暗两极永远相互斗争不已，故而人世永远充满险情与罪恶。他对人生的断语是：人天生只有两条路，不是在忧急骚动中讨生活，便是在烦闷无聊中挨日子。虽然马丁的人生态度极度悲观，但他遇事冷静，不惮从最坏的方面来推测事情的结局。马丁对待生活这种近乎冷酷的态度却常常被证明是更为现实的，他的很多推测和预言竟不幸都成为现实。比如，他预言即使老实人能够梦想成真，与他朝思暮想的情人居内贡团聚，但也未必能得到真正的快乐。第三十章的结局正好证明了他的预言。到了最后，马丁终于被领悟到要努力工作的老实人说服，认为“唯有工作，日子才好过”。也就是说，在小说最后，马丁这位悲观主义者已经被“改造”成了实干主义者。如同邦葛罗斯的乐观主义哲学一样，马丁的悲观主义哲学也遭到了摈弃。

　　小说主人公老实人最初如同一个生活在真空世界里的人，天真淳朴，相信所有，无丝毫防人之心，尘世上的一切欺诈、蒙骗、罪恶似乎都与他无缘，对邦葛罗斯关于世界尽善尽美的哲学则信奉得五体投地。然而，老实人并非“愚痴”，当他经历了来自现实世界的一系列磨难和遭遇后，当他越来越多地看到这个世界上好人莫名遭殃时，他逐渐对这个“最好不过的世界”以及邦葛罗斯的哲学产生了怀疑，最后变得完全不再相信了。在小说最后部分(即第三十章)，老实人终于从路上偶遇的一位土耳其老人那里悟出了一条真理：“工作可以使我们免除三大害处：烦闷、纵欲、饥寒。”因此，他最后说道：“种咱们的园地要紧。”这句话，如同马丁所说的“唯有工作，日子才好过”一样，可谓整篇小说的点睛之笔，点明了小说所要向世人揭示的真理，即“少谈些空话，多做些实事”的实干主义观点。

　　老实人对于人生信条的探索不如说是伏尔泰本人的探索，老实人的领悟与态度不如说正反映了伏尔泰本人的领悟与态度。在创作这篇哲理小说的1759年，伏尔泰已年满65岁，他“观察过人类的生活，生活过、奋斗过，受过苦，而且看见人家的受苦”(莫罗阿，《服尔德(即伏尔泰)传》);他青年时期曾两度入巴士底狱，屡次遭受放逐而被迫逃亡或隐居;虽一度受到法王路易十五和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克二世的重用，却都只是昙花一现，不得不远离宫廷，最后于1760年在瑞士、法国边境的法尔奈城堡定居下来。由伏尔泰的人生遭遇看起来，世界的确如他在《老实人》中所描述的一样，充满了“扯谎、欺诈、反复无常、忘恩负义、强取豪夺……”和《查第格》一样，《老实人》也展现了人生旅途必将遭遇到的无法预料的艰难险阻;但和12年前洋溢在《查第格》中的积极乐观主义精神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期许和憧憬不同，《老实人》对未来持保留态度，认为人们即使能越过人生的种种艰难险阻，也并不一定就能到达成功和幸福的彼岸。

　　但伏尔泰并不是悲观派，小说中原先的悲观派马丁后来转变成了实干主义者。在创作哲理小说《老实人》后，伏尔泰在法尔奈城堡的定居生活可以说是对他笔下老实人的实干哲学最为生动的实践。在那里，伏尔泰不但专心于文学写作，还从事开垦土地、建造农舍、饲养马匹，为法尔奈村落的农民带来了福音;他还开办丝袜厂、花边厂，生产制造法尔奈钟表，把法尔奈造成了一个快乐、勤勉的“天堂”。这几乎就是《老实人》最后一章中由老实人和他的朋友们共同经营的快乐田庄。伏尔泰曾说：“工作慢慢地成为最大的乐趣……衰老与疾病都不能消磨我的勇气。即令我只能开垦一方地，只能种成二十株树，也已经不是白费的事业了。”(莫罗阿《服尔德传》)这正是伏尔泰借老实人之口所说的“种咱们的园地要紧”。

　　批评家们告诉我们，伏尔泰写作《老实人》的本意是讽刺来布尼兹的乐天主义，同时借讽刺和否定这种盲目的乐天主义宣扬了他本人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伏尔泰否认世界的完美，但不主张采取马丁式的悲观主义，而是主张在这个世界上，不管外界多么疯狂而残酷，都要尽力来做一些实际的事情。伏尔泰的主张反映了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在面对社会矛盾时所采取的一种相对消极的个人主义做法。但仅仅几年以后，伏尔泰就以自己的行动推翻了“耕种自己的园地要紧”的个人主义行动哲学：他为1762年的宗教冤案卡拉事件努力奋斗了4年，终于成功地为卡拉伸冤;他为平反大量类似冤案而四处奔走，日益成为法国民众乃至全欧洲民众所拥戴的英雄。这时的伏尔泰，已经超越了1759年写作《老实人》时期的个人主义行动哲学，而是为着纠正宗教愚昧和偏见、广播理性主义与思想自由奋斗不已，体现了一种更为广泛、也更为崇高的行动哲学、实干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