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水浒传》--《荡寇志》

　　作者仇视以宋江为首的梁山泊农民起义的思想与金圣叹相一致，所以他紧接金圣叹腰斩过的七十回本《水浒传》，从七十一回写起，杜撰出一大篇宋江等如何“被张叔夜擒拿正法”的故事，自名其书为《荡寇志》。作者死后，此书的初刻本却改署书名为《结水浒传》，这大概是刻书者为了要利用《水浒传》原来的社会影响，以广招徕，诱人购读的缘故。

　　《荡寇志》的作者名俞万春(一七九四——一八四九年)，字仲华，号忽来道人。清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出身于一个地方官吏的家庭，一生并没有正式任官，科举功名也不过是个“诸生”(秀才)。他在青壮年时代，却曾经长期追随其父在广东的任所，亲身参与了对人民武装反抗的镇压行动。《荡寇志》的写作，是作者自觉地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立场上，蓄意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上的镇压，来与暴力镇压相配合的。作者为此苦心孤诣，惨淡经营，不遗余力。据他的家属宣称，此书草创于道光六年(一八二六)，写成于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中间凡“三易其稿”，首尾历二十二年。

　　作者死之次年，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农民大起义。与此同时，南京的清政府官员们就开始酝酿刻印《荡寇志》，以维系摇摇欲坠的“世道人心”。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太平军攻下南京，清政府官员们逃至苏州，竟把《荡寇志》版片也带去，就在苏州大量印行。接着，广州的“当道诸公”，也“急以袖珍板刻播是书于乡邑间，以资功惩”。稍后，咸丰七年又另有一个重刻本。咸丰十年(一八六○)，太平军忠王李秀成攻下苏州，把《荡寇志》当作反革命的宣传品，予以毁版。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同治十年(一八七一)，《荡寇志》又有了大字覆刻本。

　　封建统治阶级历来鄙视稗官小说，甚至曰为“惑世诬民”的“异端”，千方百计地加以禁遏，而《荡寇志》这部纯属杜撰的稗官小说，却博得许多“当道诸公”的青睐，交口赞誉，视为维系“世道人心”的宝物，用来进行反动宣传，以抵制革命思想在群众中的传播，却又并不奇怪。《荡寇志》全书围绕着一个中心主题，即所谓“但明国纪写天麻”。书中连篇累赘地肉麻地歌颂封建朝廷，恶毒地污蔑诅咒起义阵营。封建统治者以为既可以欺骗群众，又可以恐吓群众。

　　封建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到处是“为富不仁”“官逼民反”的阶级压迫的事实，到了《荡寇志》里阶级压迫的事一概没有了，仿佛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鱼肉小民的土豪恶霸，他们全都成了施赈放粮救难拯灾的“救世主”和保护群众生命财产不受“强盗”侵犯的“大英雄”了。贪官污吏，作者不能尽讳，却异想天开地编造出蔡京、童贯等“奸贼”与宋江等起义者相互勾结串通的故事情节，其险恶的用意是要把社会舆论对贪官污吏、权奸国贼的痛恨，也转嫁到被“逼上梁山”的起义者身上去。

　　《荡寇志》赤裸裸地宣扬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国纪”：凡在一个王朝的统治下“食毛践土”的小百姓，就绝对不得反对朝廷、违抗官府、触犯地主豪绅，只准逆来顺受，苟且偷生。它又为统治阵营内部受到排挤侵害的中下级成员，树立了陈希真、刘广、苟桓那样一些“榜样”：无论受到当道“权奸”的何等欺凌迫害，蒙冤受屈，都不该改变“初衷”，投靠起义阵营;相反，而是要去积极屠杀起义者，用他们的头颅来换取皇上的信用，用他们的鲜血来洗刷不得君命而冒犯了“奸臣”“贪官”的“犯上”污垢。这样，就终究会得到朝廷的谅解和皇上的天恩，功成名进，富贵荣华，传子传孙，甚至成仙得道，超升天界。

　　在我国的小说史上，《荡寇志》可算是反动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对后世的读者，它也不失为一种颇为难得的反面材料。通过《荡寇志》里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人们将具体地了解到顽固地坚持封建专制主义立场的地主豪绅们，在面对人民的武装斗争风暴时的心理状态，他们的幻想和主观愿望。在艺术作品的思想性与真实性的关系上，它对我们也有反面的借鉴作用，无视广大被压迫人民求解放的愿望，怀着与社会前进方向相背离的陈腐的政治观、伦理观，是不可能不歪曲社会的本质真实的。艺术的生命力在于高度概括地反映社会真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荡寇志》虽然舞文弄墨，在表现技巧和细节真实上很下了些功夫，总的艺术效果却既不真又不美，乖张暴戾，矫揉造作，与广大群众的审美感格格不入。

　　《荡寇志》的政治思想极端反动，但可以客观地有分别地承认它的某些可取之处，某些长处。例如：书中写陈希真父女受高太尉迫害，弃家出亡，路过风云庄等片断，反动的政治说教没有压倒患难相恤的真情实感，便觉文情交至，颇能动人。书中塑造了陈丽卿、刘慧娘这两个女性形象，一武一文，也颇有个性特征。作者知道一点我国古代的科技知识，又在广东耳闻目接过一些西方的工艺成果，小说在传统的斗武艺、斗法术之外，又穿插进斗器械、斗技术，也算得别开生面。从行文布局、造语设景的写作技巧方面看，许多地方可以看出作者的精心匠意，确实有如鲁迅先生说的“在纠缠旧作之同类小说中，盖差为佼佼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