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幻文学以立足时代特色的审美价值观与方法论，通过对人类未来的生存状态，以及地球之外的生命形式的探索性书写，构建了科幻文艺生命政治学的理论话语体系。后人类身体景观是科幻现实主义叙事伦理的实践，充满批判力量与话语张力。它打破人类中心主义和身心二元论，通过反映、干预和改造人类自身及人与社会的关系，折射出伦理困惑与道德悖论，并由此引发当代科幻文艺在生命伦理与审美范式上的双重变革。随着科技蓬勃发展而迅速崛起的后人类理论，将“身与心、物质与精神、文化与自然都作为信息而存在的生命模式”（1）加以观照，这为平等看待人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因而，技术进步对人类身体的异化成为科幻作家创作的生长点。林有光在《赛博格与后人类主义》的导论中表明：“成为后人类时代的来临并非赞成人、人性、身体的消弭，而是要在后人类时代重新定义‘人’，重新找回‘人’的意义。”（2）早在19世纪，马克思便已关注到技术对人类身体及社会关系的异化：“劳动者把自己外化在他的产品中，这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还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着，并成为与他相对立的独立力量。”（3）科幻文学中的身体形态是技术异化人类的表征，也是后人类学者探讨有机体与无机体关系的重要切入口。对此，凯瑟琳·海勒指出：“后人类主体是个混合体，是混杂成分的集合、物质—信息的实体，持续不断地建构并且重建自己的边界。”（4）因此，以不同时期的中国科幻小说为蓝本，探讨后人类身体的时代性演变，已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中国科幻文学中的身体书写经历了从镜像呈现、隐喻表达到赛博融合、数字孪生的演进，这一过程可视为身体文化景观的时代性转变。在后人类视域下重新审视科幻文学中的身体表达，或许有助于形成对人类生存状态的系统化认知，同时也将对正在生成中的后人类身体展开多元开放的理性审视。
一
东方幻想中的镜像身体
如何挖掘东方的想象力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科幻文学创作的核心命题之一。科幻小说与神话存在某种天然的亲缘关系，二者有着深层次的主题呼应，都以无限想象力呈现出对生命样态和宇宙边界的探索。先秦以来，古人逐渐在文学作品中建立起对身体形态和其他生命形式的想象性表达。人兽同型或神兽同型的形象，折射出远古宇宙观中人与自然关系的连续性。从女娲造人补天、盘古开天辟地等创世神话，到《山海经》中人兽合体的怪诞物象、《搜神记》中的神灵怪象、《聊斋志异》中的人妖幻化都极具幻想性。古人以身体为图式展开神话书写，凸显了民族想象传统的特质。这种身体叙事特征，为在科幻视角下重述中华民族发展史提供了可能性，也使该题材的科幻小说焕发出东方幻想的色彩。作为想象力的产物，神话传说在科幻文学的孕育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其注入了众多奇幻元素，在人类溯源、技术发展与身体异化等现实问题的阐释上，开辟出独特的思考路径。这种幻想性阐释超越了肉眼所见与日常体验，具有一定的抽象性质。就此而言，科幻小说不可避免地要趋近神话并反思神话。从中西科幻文学的发展历程来看，科幻文学自诞生之初就具有神话叙事的传统。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中强调：“不要错误地认为，在知识演进史中，神话与科学是两个阶段或时期，因为两种方法都是同样正当的。”（5）在探讨身体的存在形式这一问题上，神话的幻想性与科幻的科学性作为两种不同的阐释路径，却有着相同的旨归，即通过身体的再现建构后人类主体间性，生成新的思维范式。在某种意义上，神话传说可视为古代文化语境下探讨人类身体起源的科幻叙事，而科幻小说则是现代技术语境下思考人类未来存在形式的新型神话。中国文学有悠久的科学幻想传统，记载有机器人的古籍达32种，这些机器人的功能主要以杀伤敌人、捕捉野兽，以及歌舞表演等服务型用途为主（6）。中国古籍中的机器人被叫作人偶、木偶或傀儡，是木作技艺与机关设置技术发展下古人自身的镜像表达，成为古人观照自我、探讨起源与思考未来的特殊对象。最早的机器人题材文学作品出现在东周时期列御寇所著《列子·汤问》中。偃师以“歌舞艺人”献周穆王，其能歌善舞，甚者以眉目传情，而“歌舞艺人”是由各种木质器具组成的机器人，身形、动作及神态足可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再有西晋傅玄所著的《傅子》中能击鼓吹箫、耍剑骑马、翻滚倒立的“百戏”机器人，唐代张鸳所著的《朝野全载》中“歌唱吹笙”的木质机器人，以及《明实录》中所载的按时自动击鼓的木偶人。这类作品反映出古人对能工巧匠助人解放双手、摆脱疾苦的期盼，对身体的镜像呈现体现了先贤的身体认知与自我审视，是对身体的功能空间和审美视野的一次朴素拓展。西方哲学家拉康提出镜像身体理论，认为主体先通过镜像获得想象性认知，进而建立起自我意识与身体结构的完整性概念，然后通过与镜像他者的互动产生主体身份认同。他者的存在与互动是建构起主体意识的重要维度。因此，作为镜像中他者的木偶式机器人，是古人建立起普遍性主体认知的反映，对他者存在的肯定，强化了人的自我认同。《墨子·非攻》中亦有“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7）的说法，意指在与他者的互动中完善自我，进而建立主体认知。换言之，“镜于人”也意味着他者与主体的认知转换，人的心理被视为外在世界的镜子，进而形成展现自我的“心镜”。庄子在《应帝王第七》中也提到，“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8），以主体的主观感受性为主，摒弃外物完全敞开自我，在极致无为的状态下，呈现主体的自由自主。“心镜”体现出的思辨艺术与美学境界熔铸在中国文学创作中，成为中国早期机器人题材作品的元话语，深刻影响着中国人对自身存在与外在世界关系的观照。在关于镜与像的关系探讨中，西方的“镜像”与中国的“心镜”互相映照。早期的机器人文本折射出古人逐步建立起来的朴素身体观，彰显中国科幻发展前期所蕴含的东方智慧。与西方的身心二元论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以身体为出发点，将其作为感知世界、认识自我的基准，故《易·系辞下》曰“安其身而后动”，孟子谓“守身为大”（《孟子·离娄上》），《孝经·开宗明义》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身体是承载宗法制度和伦理观念的载体。正如中国古籍中的机器人，乃至古代幻想小说中的妖魔鬼怪，常以人的身体为原型，或镜像模仿或异化变形，创作者还会以人类的善恶标准对其施以道德评价。可见，中国早期幻想文学赓续了中华文明特有的伦理观念、价值体系与审美维度。虽然科幻小说兴起于工业革命时期，但中国古代幻想文学亦不乏科幻想象力，承载着对人与自身、主体与他者关系的定位思考，以超越现代科学认知的普遍性话语彰显中国智慧。
二
民族复兴语境中的身体隐喻
不同于中国古代身体为先的理念，精神拯救与思想启蒙成为近代民族复兴背景下科幻文学创作的核心追求。这一阶段的身体描写延续了神话志怪的奇幻想象，承载着历史与现实的隐喻功能，国家意识形态与国民精神成为身体隐喻的核心所指。自晚清以来，我国科幻文学创作追求与技术进步观念的契合，表达了强烈的技术强国愿望，并将技术发展与建设新国家、塑造新人紧密结合。1908年，彭俞创作《双灵魂》，讲述一个华人意外兼具中外双重灵魂的故事。如果要拯救其肉体和灵魂，唯有强化其中国精神、驱除外来意识，摒弃崇洋媚外的心理。显然，救亡图存与弘扬民族精神是叙事的主旋律，精神救赎也超越肉体成为救世济人的关键。身体作为国民性的隐喻，成为国民精神觉醒的表现载体。再有，1932年老舍创作的《猫城记》，以他者视角审视近代中国，揭露其社会黑暗现实。猫人的形象既是老舍对地外文明与非人生命体的开创性想象，也是对精神颓废、身体孱弱的国民的寓言式讽刺。可见，身体的隐喻性成为理解民族复兴背景下科幻文学的独特视角。因为，“民族国家要建立强健的个人身体，反过来，个人身体也是民族国家身体强健的隐喻”（9）。正是通过改变一元化的身体经验再现方式，书写多元化的生命新范式，作家赋予身体以丰富内涵，进而揭示救国救民的时代需求。晚清以来，医治精神与医治肉体之间已形成特定的思维关联，身体成为国民性隐喻的具体载体。身心一体的观念古已有之，人的身体不仅是血肉骨架组成的躯体形式，也是“载营魄抱一”（《老子·第十章》）的完整性存在，即躯体肉身与魂魄精神合一的主体。《管子·心术》称“心之在体”，心是身体的部分组成，而身体则代表生命的整体。社会性与审美性的抽象精神，以及关于主体存在与生命价值的理论思辨，往往以身体为载体传达出来，身体也由此带有隐喻性的文化内涵。庄子将道化思想内化于身心思辨中，指出“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庄子·知北游》）。精神生发于道中，形体塑造于精气中，万事万物借形体而诞生，即道为万物本源，身体为其载体，既是有形的、物化的，也是精神的、灵魂的。可见，古代先哲重视身体的精神维度。近代徐念慈的小说《新法螺先生谭》描写了身心分离则遨游宇宙、身心合一则发明脑电，将灵魂出窍的设定与现代科学知识相结合，寄托了以精神力量改造国民身体、唤醒国民灵魂的美好愿望。在社会动荡的时代背景下，身心分离与救人救国的叙事设定，成为科学幻想与政治启蒙的双重表达。英国社会学家布莱恩·特纳称“身体既是自然现象，又是社会产物”（10），身体因此成为一个兼顾自然与社会双重属性的符号，用以承载丰富的社会价值与政治意义，形成了身体与国家之间的隐喻关联。中国近代科幻作品中的身体隐喻，出现了对人工生命及多元生命形态的想象性建构，并以此来描摹科技发轫期的社会图景，探索生命实践的未来方向。1923年，徐卓呆的《人造人种》塑造了一类无需饮食报酬、不用休息的“人造人”，以此解决劳动力的缺乏，后来“人造人”获得了意识与情感，开始反抗人类的奴役，但“人造人”因没有繁殖能力而最终被消灭。故事设定源自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的科幻剧《罗素姆万能机器人》（11），徐卓呆据其日语译本，结合中国社会现实语境，对“造人”想象进行了改写，融入劳资矛盾与人机冲突，流露出对科技救国与民主政治的失望，以及对民族危机的忧虑。作品隐含的是科技快速发展与迟滞社会现状之间的错位，而这一错位所带来的正是社会转型期的阵痛。身体成为社会的隐喻呈现。民族危亡的社会语境，塑造了分裂挣扎、矛盾而隐晦的身体特质。科幻文学作品以救亡图存为价值取向，以科学技术为创作依托，既呈现出契合社会发展现状的身体图景，也为辨析科技与人类的关系开辟了广阔的阐释空间。晚清科幻小说凭借对高科技的想象，以技术发展推想未来可能的社会与人文景观，并在对技术进步论的批判中书写思想启蒙等主题，展现晚清文人志士科学图强、实业兴国的愿望。晚清科幻小说家在想象未来世界可能出现的“科技物”时，并非以能否实现为预想标准。然而，这些被寄予厚望的科技发明，实则承载了更深层的国民性思考。鲁迅在翻译《月界旅行》时曾指出，科学小说的译介在于能“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12）。近代科幻小说将科学知识作为叙事的核心要素，以发挥其破除迷信、改良思想的作用。但值得深思的是，科幻本意在于推翻神坛旧权威，树立科学权威，却在无形中树立起科学的神话。大部分原创科幻小说皆以传统“魂魄离体—灵魂归位”为书写根基，穿插太空旅行、治病救人等奇幻情节。东海觉我的《新法螺先生谭》便以主人公法螺先生灵肉分离后，在世界各地及外太空诸星球的见闻展开。“魂魄离体”的情节架构中，身体都在试图突破传统人类的身体界限，让身体摆脱病痛与缺陷的牢笼，突破性别与种族的藩篱，甚至摆脱生死的束缚。这种科玄交织的叙事范式具有鲜明的政治寓言色彩，蕴含着中国式的伦理敏感意识，并承载着复兴中华的宏观构想。它向他者敞开，不断生成，成为超越束缚的自由叙事空间。但小说缺乏对身体与意识、人类与科技两对关系的深入理性思考，也难以对身心二分作出合理的哲学解释，小说的写法实际上又将科学推向了另一座神坛。马尔库塞曾提到：“科学通过消除中世纪的神话起步，但现在，科学迫于其自身的一致性而意识到，它不过是建立了另一种不同的神话而已。”（13）此时的中国科幻创作迫切地想以科学知识启蒙民众，并未深究科玄之间的辩证关系，但就科幻创作中身体、灵魂与世界之间的多重互动而言，构建未来新世界的意识正在形成，这也埋下了后人类时代多元异质的种子。与身体相关联的传统身份特征，如性别、性取向、民族、种族等，在后人类身体的多种可能性面前，其不稳定性愈发凸显。
三
生理异化视角下的赛博身体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新生活的追求与科技提升国力的诉求，为中国科幻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新契机。科幻创作所秉承的科技启蒙意识向人类的身体领域拓展，赛博格成为科幻小说中技术化身体的重要载体，技术与身体的互动成为后人类理论的基石。赛博格不是被制造出来的类人创造物，而是人类利用科技在自然身体中植入物件，通常会在较大程度上延展和提升身体能力，也会伴随严重的身体危机和尖锐的身体政治（14）。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身体入侵和意识入侵主题一再复现，技术对身体的重构已较为普遍。其中一种类型为人机结合型。郑文光的《泅渡东海》讲述了一位游泳运动员更换铂合金制大脑后，获得了超凡的运动能力，并成功渡过东海。王晋康的《亚当回归》讲述了宇航员王亚当在大脑植入电脑芯片后，成为新智人的故事。倪匡的《换头记》中的换头术，以及《后备》中的基因复制与生物移植技术，都属于替换型赛博格。这一类赛博格打破了传统的肉身结构，增强了身体机能，既具有高度仿真性，又充满陌生化的机械感，形成了独特的赛博身体美学。另一类是基因杂合型，依赖基因编辑技术改良身体或直接探索技术造人。从台湾科幻作家张系国的小说《岂有此理》以生物技术创造生命，到纪大伟的《膜》描绘生化技术与人类记忆组合后的新生命体，再到香港作家杜渐的《基因再造计划》、张君默的《异人》，基因杂合型赛博格穿梭于人类的情感领域，颠覆着固有的生理认知和道德观念，由此引发关于身体边界与主体身份的诸多思考。赛博格作为人机混合的异化实体，在本质上是由智能技术与媒介文化所生成的一种身体景观。正如马克思所言：“劳动的对象化、生产以及对象即劳动者的产品在这种对象化中的异化、丧失。”（15）马克思从创造者和创造物的双重异化来阐释劳动异化。赛博身体是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具体体现。在人类与科技的二元对立场域中，人类创造科技、利用科技，延伸感知能力并改善身体机能，强化了身体的感知与行动能力。但人也为科技所异化，成为技术化的存在。机器从有机身体的假肢式延伸，逐渐发展到与人类的神经系统对接，人类的身体被技术异化为有机体与无机物杂合的反馈系统。正如维纳所说的：“在这些比较高级形式的能够进行通信的有机体中，作为个体过去经验的环境是能够把个体的行为模式改变得在某种意义上更加有效地来对付其未来环境的。”（16）可见，生命体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依据实际情况在新的环境中寻找某种平衡。赛博格作为具备异质通信功能的人机结合体，是技术与身体耦合的新型模式，而且这种模式时刻处在变化中。唐娜·哈拉维进一步解释身体的流动性，称其“不再是一种稳定的规范化功能的空间地图，而是以一种高度可变的策略差异领域出现”（17）。赛博格作为人类、技术与世界交互的产物，在常规的身体条件中嵌入适应新环境的技术元素，建立具有异质性、个性化特征的生存优势，拓展了身体的功能界限，更引发了人类对身体本质的深入反思。传统的人类身体强调自身的完整性、身心的统一性及自我认同的闭环性，因而具有封闭性特征；而赛博格则展现出后人类的开放性，由此催生出一种开放的身体观念。必须承认，人类主体的合法性和中心地位正面临着严峻挑战。赛博格是现代技术对身体的深度介入，这不仅意味着人类生理素质的改善与生命价值的拓展，也昭示着人类的技术焦虑，以及对主体地位丧失的恐惧，甚至可视为科技力量与人类主体性之间争夺身体控制权的主要场域。这既改变了我们对人类自身的认知，也重塑了我们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技术的异化拓展了身体功能，同时打破了人类作为有机体存在的定律，进而对传统主体性概念造成冲击，使“人”的定义处于动态流变中。人机结合的赛博格被视为当下人类的存在状态。值得深思的是，应如何界定技术异化下赛博格的主体性？如果将这一问题延伸至20世纪晚期的文学创作，赛博格的设定已从服务型转向陪伴型。例如，柳文杨的小说《闪光的生命》中，主人公刘洋不敢向心上人雷冰表白，便复制出一个自己，复制人在半小时的有限生命中完成了表白；潘海天的《偃师传说》讲述了人与机器相恋的凄美爱情故事；魏雅华的小说《温柔之乡的梦》则将背景设定在人机成婚的时代，机器人妻子因服从服务于人类的设定，未能及时制止人类丈夫醉酒后的荒唐行为，最终导致科研成果被付之一炬。可见，科幻作家预想了人机共存的和谐画面，但潜在的不平等意识和人本主义思想使这种美好图景陷入困境。这种困境的背后，是人与技术之间差异性所引发的主体性混乱。人类身体持续异化与变形，固有的生命界限已经被突破，主体性问题应被重新审视并赋予新的内涵。因此，赛博格需要配备普遍认同的社会身份，以承担社会职责并应对人类伦理等一系列问题。赛博格身体在现实与科幻双重领域中的强势出现，代表着人类对身体极限的突破性想象，以“信息方式”替代“实在方式”来诠释存在问题，也昭示着后人类语境下的身体意识已初步萌芽。在某种程度上，赛博格的出现重塑了人类对身体与技术关系的认知。基于控制论的人机融合模式，身体的物理存在是人类与技术争夺的首要身体权，而意识则是赛博格主体建构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这种异质性、技术性与开放性的身体，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科幻创作中成为焦点。然而由于技术的限制，赛博格暂时无法自主具备人类自我意识，与鲜活的人类生命之间始终隔着一道鸿沟。但赛博格身体作为高科技机械存在物，为类人意识的探索提供了重要场域，这预示着人类对身体及其可能性的认知正在深化。
四
虚拟网络空间中的数字孪生
21世纪以来，虚拟现实技术与生成式人工智重塑了人类生存的现实空间与想象空间，这为科幻创作者提供了新的创作导向。数字身体的科幻景观也逐渐在中国科幻文学中显现，并体现在数字孪生人的塑造上。概言之，数字孪生人是真实人的数字镜像或者虚拟分身，依靠真人的感知系统和媒介技术编码，实现现实世界的幻想性还原，进而完成现实物理世界与虚拟数字空间的感官交互。早在30多年前，刘慈欣便在小说《中国2185》中构建了意识上传与计算机模拟再生的虚拟网络世界。此后，迟卉的《千面城堡》借“永生堆栈”存储原型拷贝的记忆数据实现数字永生；刘宇昆的《奇点遗民》则描绘了虚拟数据掌控的未来世界，人的主体意识由算法模拟与机械操控，神经元由硅和石墨烯替代，身体成为虚拟世界中的影像化存在。科幻文学中的数字孪生体，是由二进制数字代码与算法生成的仿真对象，其生命认知体验是现实人意识活动的网络映射与数字镜像，通过数字接口技术实现物理现实与虚拟世界之间的超域感知。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来，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推动了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融合。信息的生成基于计算机中“0”与“1”的二进制编码，计算机系统依据任务指令生成模型，再将其转换为人们普遍熟悉的形貌。互联网时代的人们被这些符码生成的拟像所包围，越来越沉浸于虚拟形象之中。算法技术进一步以个性偏好为导向，建构出一个符合大众心理的数字乌托邦，并与权力资本、知识媒介等后人类体系相结合，形成稳定结构，逐渐模糊乃至消弭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的边界。数字身体景观建构于影像世界之中，是对人类身体及其社会身份的镜像投射。视听感官系统与虚拟现实技术的无缝衔接，使现实与虚拟的界线模糊，进而趋于消弭。虚拟空间对真实世界的精细复刻，以及对人们潜在情感与欲望的强大包容性，逐渐淡化了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本真感受。数字化身体由此激发出人类生命进化的无限潜能，并在虚拟世界中发挥着新型主体的作用。“因为一种新的特性已经开始需要一种新的感知，而新的感知则要求一个新的感知器官，因此最终就要求一种新的身体。”（18）数字孪生体实现了人类的数字化生存，也挑战着人类文明的道德法则与伦理机制，人的主体特性与人格属性正日益陷入存在危机，人在利用科技的同时也被其所牵制。刘慈欣在《时间移民》的“无形时代”中，表达了对未来社会的忧虑：永生技术成全了人类生命不灭的迷梦，但人却在永生的快感中迷失了自我。再如，《洪荒世界》中的虚拟空间是实体世界的数字化同质体，头戴式接入媒介充当起连通两个世界的桥梁，通过刺激人脑生化反应，使人沉浸于虚拟世界，最终导致肉体枯萎。这种多重自我意识引发自我认知的困惑，人徘徊于真实与虚拟之间，失去自我。虚拟世界剥夺了人的时间，也逐渐侵蚀人的身体，洪荒世界的预演直指人类的虚无与自我主体性的消解。在宝树的《人人都爱查尔斯》中，主体将脑桥芯片与感觉系统相链接，接收来自他者的感官直播，依靠意识与电磁波的对接，实现异质主体间的共感体验。资本则通过感官直播搭建起数字时代的精神偶像，以自由的主体意志与日常生活实践，篡夺受众对身体与意识的控制权。以刘慈欣为代表的当代科幻作家，通过技术与人共生的存在模式，探究技术之于人类的本质意义。新的身体颠覆并取代了传统肉身，肉身在物理世界逐渐消亡，新的身体在虚拟世界重生。物理肉身与数字孪生体究竟何者为真正的自我？这一问题的答案，实际上还未进入科学技术实施的环节。诚然，真实与虚拟界线的模糊，颠覆了人类原有的自我认知框架与存在秩序，但对于数字孪生人来说，纯粹自主意识的生成也是难以突破的技术壁垒。身体的现实价值日益消解，虚拟世界中行动者受意识的支配，所获得的生命认知体验也是现实人意识活动的产物。可见，在身心关系中，身体与媒介的无缝结合导致其本体作用逐渐虚化，而意识成为人类与数字孪生人争夺的关键地带。也正因人类意识难以被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模仿甚至超越，所以科幻文学作品中具有自主意识的超级智能尚未进入现实科学技术的实践阶段。随着技术发展，我们应对未知的伦理道德风险和人类主体存在危机保持高度警惕。
结 语
后人类身体景观的流变是当代中国科幻文学创作的核心命题，也是触摸和理解后人类文化的重要路径。后人类是具身化和嵌入式的关系项。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早已蕴含对技术身体的幻想，人们对自我的镜像描摹与拓展，彰显着灵性力量与东方智慧。清末民初时期的科幻小说肩负起民族复兴的使命，隐喻性身体成为民族寓言的书写范式。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科幻小说顺应社会主义建设的召唤，以人机混合式的赛博身体，表达人们对科技快速发展的诉求，以及由技术焦虑引发的恐怖情结。21世纪以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信息技术呈现集群蓬勃发展态势，这为科幻文学中的数字身体提供了强有力的现实技术支撑。后人类身体的演变伴随着科技与人文的融合、理性与感性的交织，是特定时代人们共同擘画的发展蓝图。纵使“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19），技术与人类的纠缠结合成为不可避免的演变趋势，但若将其置于后人类身体演变中考察，我们更应以理性的态度积极看待生命形态的演进，正如布拉伊多蒂所言：“后人类境况会敦促我们在生成过程中批判地、创造性地思考我们究竟是谁，我们具体做些什么。”（20）
注释：
（1）詹玲：《近年来中国科幻小说中人与技术关系的新图景——以“新人”想象为分析中心》，《当代作家评论》2024年第5期。
（2）林建光、李育霖：《赛博格与后人类主义》，第5页，新北，华艺学术出版社，2013。
（3）（15）〔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5、45页，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第4-5页，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5）〔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第27页，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6）见陆敬严：《中国古代机器人》，《同济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7）梁奇译注：《〈墨子〉译注》，第146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
（8）郭庆藩撰：《庄子集释》第一册，第307页，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
（9）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第3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10）〔英〕布莱恩·特纳：《身体与社会》，第326-327页，马海良、赵国新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
（11）朱梦梦：《人造人的中国之旅及其“感觉结构”的变迁——从R.U.R.到“人造人种”》，《中国比较文学》2023年第3期。
（12）鲁迅：《月界旅行·辨言》，《鲁迅全集》第10卷，第16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3）〔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第132页，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14）王建元：《文化后人类：从人机复合到数位生活》，第44页，台北，书林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
（16）〔美〕维纳：《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第41页，陈步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7）〔美〕唐娜·哈拉维：《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第446页，陈静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
（18）〔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第164页，吴静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19）〔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第392页，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
（20）〔意大利〕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第17页，宋根成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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