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

《波斯人信札》内容简介：

　　波斯人郁斯贝克，从波斯漫游到法国，在侨居巴黎一年多的时间里与家人朋友互通了一百六十封书信。作为一名有钱有势的波斯人，郁斯贝克的内院后房里禁闭着成群的妻妾，由若干阉奴看守着。郁斯贝克离家远游，他写信给阉奴总管，嘱咐他好好服侍和看守后房的妻妾。一开始，妻妾们写信向郁斯贝克描述她们的生活，倾诉对他的思念;但渐渐地，随着时日的久长，妻妾们终于忍受不住寂寞，直至发生越轨行为。郁斯贝克得知后大怒，令阉奴惩罚妻妾，这一举动激起了后房妇女们的反抗。其中一名叫洛克莎娜的妻妾反抗尤烈，她下药毒死了众阉奴，自己也饮药自尽。郁斯贝克这一百六十封书信形象地描绘了法国政治、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宗教等方面，以嘲讽而犀利的笔调作了大胆的评论和批评。

《波斯人信札》赏析：

　　两百八十多年前，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借书中人物磊迭之口，在第一百十二封信中，向郁斯贝克提出了一个问题：世界上的人口为何越来越少?磊迭历数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北欧、波兰、土耳其等欧洲国家，以及美洲、亚洲、非洲等国的人口状况，严肃地提出：“地球上人口日渐减少，长此以往，十个世纪以后，全球势必只剩下一片沙漠而已。”磊迭语气严肃，证据“确凿”，丝毫不容人怀疑世界人口逐年减少的真实性。

　　孟德斯鸠借主人公郁斯贝克之口，以十封信的篇幅来解答磊迭的这一疑问，本书选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七封信。这七封信典型地表现了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的两大突出特征：社会批判性、辨析先进和落后事物的敏锐性及对进步事物的赞赏和支持。

　　在这七封信中，孟德斯鸠主要从宗教、政治两个方面展开论述，在人类自身寻找世界人口减少的原因。第一百十四封信一开始，郁斯贝克就告诉磊迭，除了物理天体方面的客观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人类自身在“道德”和“风俗”两方面的因素，导致了世界人口数量急剧减少。他直接揭露人类社会的弊病和陋俗，批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不合理教义，不符合自然人性，不利于人类社会人口之繁衍。在孟德斯鸠看来，伊斯兰教赞许一夫多妻制以及与一夫多妻制相辅相成的阉奴制，极大地阻碍了人口的自然繁殖;基督教(天主教)奉行修士制度，根据教义，男女修士均献身于永远的禁欲生活;此外，基督教教义原则上不允许离婚，《新约全书·马太福音》里耶稣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还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无论婚姻状况怎样糟糕，只要双方都还活着，其中的一方就不得离开另一方，必须坚守住这一婚姻。否则，就是对婚姻神圣性的冒犯，也就是对上帝的亵渎和犯罪。对于基督教这些违反自由、束缚人心的教义，孟德斯鸠也给予猛烈抨击，将它列为世界人口之所以急剧减少的罪魁祸首之一。因此，孟德斯鸠实际上是借世界人口数量日趋减少这个问题，对与此相关的宗教制度所引发的陋风陋习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揭露和批判，鲜明地表达了作者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主要是天主教)这两种宗教的厌恶和反感，有力地抨击了这两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在政治上，孟德斯鸠借世界人口危机这一话题主要对欧洲列强的殖民政策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不管是罗马人将罪犯和犹太人发配到撒丁岛，还是哈里发帝国的阿拔斯王朝将亚美尼亚人输送到几兰省，或者西班牙殖民者灭绝当地居民以征服殖民地，以及欧洲殖民者把非洲奴隶贩卖到美洲等做法，都不能增加发配地的人口，反而使移民的数量迅速减少，甚至灭绝;孟德斯鸠以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政策最终的失败，尖锐地揭露了殖民政策之害，以此警示和劝诫每个有着征服和殖民野心的国家。孟德斯鸠以此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反对殖民政策的立场，表现了他的进步观点。

　　另一方面，所选的七封信突出地表现了孟德斯鸠在辨析新旧事物上的敏锐目光，既表现了他对落后旧事物的揭露与否定，也表明了他对进步新事物的肯定与支持。比如他将新教和天主教区别开来，认为前者人口更多，赋税收入更客观，田地耕种得更好，商业更为繁荣;后者则恰恰相反，教会的不动产只限于积累和增长，却没有交流和贸易，更没有百艺和制造。新教徒由于商业而一派繁荣，而天主教徒却依然贫穷。孟德斯鸠之所以否定天主教、肯定新教，主要是由于他看到了新教更有利于贸易和商业的发展，从而更有利于人口的繁殖这一点。他大胆断言：“新教徒将日趋富有、强大，而天主教徒将日益贫弱。”联系一百八十多年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对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之密切关系所作的精湛阐述，令人不得不佩服孟德斯鸠这位18世纪思想家目光之敏锐、预见之正确。

　　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孟德斯鸠在第一百十五封信论及古罗马共和国的奴隶政策时说：“一国之中，人愈多则商业愈繁荣;商业愈繁荣，人数愈增加;二者互相扶助，互为必要的有利条件。”这是典型的重商主义观点。1500—1750年被历史学家称为“重商主义时代”，这正是西方历史上追求人口多多益善的时代。在这一时代，贸易对欧洲国家的经济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重商主义者为了扩大贸易，发展制造业，极力宣言人口众多的好处。在重商主义时代，思想家们所持的共同论点就是：“人比最大的财富都更值得珍惜。”孟德斯鸠的上述几句话显然呼应了重商主义者把人口与财富等同起来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从长远看则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缺乏理性的。这早已由现实得到证明。

　　在孟德斯鸠写作《波斯人信札》的时代，欧洲以及世界各国的人口果真如孟德斯鸠所写日趋减少吗?事实并不尽然。孟德斯鸠在文中并没有提供确切的数据以证明这个观点。事实上，根据有关统计，大约在近代初期以后，欧洲人口基本上处于不断增长之中。1500—1700年的200年间，是欧洲人口膨胀时期。具体而言，欧洲人口在1500年时约在8000万至8500万之间，1600年欧洲人口约为1亿到1.1亿，1700年为1.1亿至1.2亿。从18世纪起，欧洲各国人口进一步持续增长，大部分国家持续增长到整个19世纪。1680—1820年，西欧各国的人口总数平均增长62%，可见孟德斯鸠借磊迭之口所叙述的情况远非事实的真相，具有科学严谨态度的孟德斯鸠也不可能不明白这个观点缺乏科学的根据。他之所以在这部小说中提出这个问题，其实是借这一虚拟的话题，广泛探讨欧洲社会在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问题，揭露各项病态的社会制度，揭发陋风陋俗，就如鲁迅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所说的，“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同时孟德斯鸠还在书中提出了一系列“疗救”的主张，充分显示了作者思想的进步性和合理性。正如罗大冈先生在评论《波斯人信札》时所说的，“在这集中讨论人口问题的十一封信中，有许多见解在当时是大步走在时代前面的”。我们今天阅读这些信，仍然能深切地感受到孟德斯鸠大踏步走在同时代人前面的许多进步思想，感受到这位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敏锐眼光和深邃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