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要依赖对生命的觉悟力、洞察力，特别是仁慈。”

　　小说家张炜写了一部长诗。他的《古船》《九月寓言》《你在高原》等等，都是长篇小说。小说，乃至长篇小说，已经是张炜最为熟悉的“手艺”。他何以要丢开自己最为擅长的活计，来创作这样一首长诗?——虽然在长诗后面的代跋与编辑的对话《晦涩的朴素》中，他说自己“大约是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写诗的”，诗是他“终生追求的目标”，貌似是以此来证明自己写诗的合法性，也似乎是为这部长诗的创作与出版做了一个交代。但我想，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同样在这一代跋里，张炜明确表示：“诗要依赖对生命的觉悟力、洞察力，特别是仁慈。”除此以外，我认为比起长篇小说，诗更抽象，更凝练，更深沉，更丰富，也更隐晦。很多不适合长篇小说表达的思想，或许在诗歌中就适合了——你很难想象，《雅歌》《荷马史诗》《荒原》如果用长篇小说来表达，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我想，那是张炜有话要说。那是长篇小说里藏不下的话——他写了那么多长篇，可是那些话一直没有能说出来。它们在张炜的心里，与他的灵魂一起共生共存，至今已经到了让他不得不说的程度。几百万字的长篇篇幅容不下这些话，只有无限度空间的诗歌才能让他一吐为快。

　　在《不践约书》中，张炜设置了一对人物关系“我”和“她”。他们是男女，是彼此，是阴阳，是开合，是天地，是古今，同时也是自我与世界，我者与他者。他们互为镜像，彼此鉴证。他们是这部长诗的边界，是这部作品的地平线和天际线。

　　“我们相约大雪天来河边，带上那双滑冰鞋/穿上紫红色连体套头衫/一瓶烈酒和一捧煮花生”……因为时间很充裕，就思念/那双杏核眼和两条民国短辫/你怀揣一束焦干的紫罗兰/手持一只丑拙的木雕糖罐”……“谁来弹击你针织长耳帽下/那个少年中国的额头/一双最适合酷寒的苞朵/刺穿了毛茸茸的手套”。题目是《不践约书》，开头写的却是“相约”。那是年代不远的爱情的约会。杏核眼、民国短辫、针织长耳帽、毛茸茸的手套，这是青春的女性形象，是严歌苓的电影剧本里容易见的女性形象。从开头的描绘中，我们会疑惑，难道张炜要在这长诗中讲述的，是一个青春爱情故事么?

　　可从第二节开始，作品的空间开始扩展，仿佛电影镜头推拉摇移，略带甜腻的开头转入苍茫：“你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人儿/成为疯狂的旅游者，从西域/又蹿到了贝尔加湖南岸……在可汗豪华的帐篷中/看骆驼队的土色头巾和/凸起的眉骨深陷的眼睛”，“在黄河南岸，老城西北角/你正推敲一座老门的位置/指认齐国边境的石墙”……长诗开始变得波诡云谲，诗句的软足开始游走于现代与古代，过去与未来、山东与中国、民间与庙堂、东方与西方、物质与精神、山水自然与人文历史。为了说出自己心中的话，张炜用了很多种手法，在语言的行进中，设置了不少路障。他的长诗，也因此有了似是而非、欲言又止、顾左右而言它的意味。它絮絮叨叨有如家常，却在家常话身处隐埋了先知之语。它时而泥沙俱下，时而江河万里。说书人、隐士、思想者等多种身份一再变换，象征、反讽、隐喻等修辞手法的反复运用，使长诗有了极为驳杂的艺术成色，有了十分丰富的精神指涉。

　　努力阅读这一系列跳跃的、充满意味的诗句，我尝试着揣摩这一长诗的用意——

　　我以为它有着梳理齐鲁文化的野心。四十章里的许多句子，高度浓缩了“山东发明铁器”“徐福渡海寻仙”“齐国人邹衍提出大九州地理学说”“秦伐齐，攻占临淄，洗劫华美宫”等发生于齐鲁大地上的历史事件。文明与野蛮、征服与归隐，在这么短短的篇幅中相互抵牾，诗歌因此有了很高的精神能量。如此指涉明显的关乎齐鲁文化的书写在长诗中比比皆是，给我们带来深沉的思考。

　　我以为它饱含了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反思。在诗中，李白是“这个千古妙人儿个子不高/用吹嘘的大话赢得了赞美”;孔子是“圣人无姜不食”;秦始皇是“千古一帝渺小的贪欲”;荆轲“大王何不背剑而拔/史官记下了这个倒霉的瞬间”;陶渊明是“琴弦有无皆可弹，陋室/在一天深夜燃成了灰烬/一家老少住到船上/浮萍引路水流三千/只为了给廉耻找一个居所”，是“人家正在篱下采菊/看一眼来人，默默无语”;嵇康是“扔下绝唱而去的英勇无畏的魏晋牛人”;司马迁“那个最老的执笔者已然不朽/他写下的无韵之离骚/散发出历史的茴香气/熏跑了一群青春年少”;《诗经》里的隐士是“一个野汉敲打木盘”。这些气息驳杂的诗句，语义含混闪烁多歧却又并未无迹可寻不可揣测，有着张炜独特的文化价值判断。

　　这部长诗对中国文化的解析和思考，在我看来是站在人类文明视野上的。只几条线索就可以证明我之所言不虚。诗中的“我”和“你”，是受到现代人文精神洗礼的两个人：“你喜欢那个中分头的英国人(指艾略特) /我迷上了老毛子中的大胡翁(指托尔斯泰)”。他们之间的对话，是有着全球文明语境的。“好像万事皆备，只缺少/一副好高骛远的甲胄/一匹瘦马和一杆乌黑的矛枪”，是引用的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笔下《堂·吉诃德》的典故，隐含了对理想主义的弘扬立场;“那个头戴桂叶的人赤脚走来/灿烂花束为了一人开放”“史诗由盲汉传唱而成/这本身就是伟大的奇迹/我们东方也有一个盲汉/他创造了不朽的二泉”，是作者对艺术精神的激赏与召唤。

　　当然这部长诗还有其他的内涵值得分析，比如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和日常生活纹理等等，相信读者和其他的评论者都有发现。我认为，它关于对齐鲁文化的梳理、对中国文化的思考，其实都是为了作用于作者态度的表达。深究起来，这是一部态度之书。作品的开头说的是相约，可题目是《不践约书》。何以相约又不践约?作者在诗后的代跋中指出，这是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完成的。疫情阻挡了人们之间的交流、邀约，可是这还不是作者不践约的本意。作者的不践约，表达的其实是他不盲从的人文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