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之寻路与中国乡土小说的变调

纵览百年乡土小说，最突出的现象便是书写的精神向度，一般固化为批判的姿态。具体而言，有两种情形：一是以现代性的启蒙视野批判乡村社会。现代性视野映照乡村社会的落后与愚昧，乡村急迫需要现代文明来批判、启蒙与改造。叙述范式便是集中呈现乡村的黑暗、愚昧与落后，表达愤激的批判与悲哀的同情。鲁迅的《故乡》《阿Q正传》等作品是这一批判向度的代表。“五四”之后，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也是对这一向度的继承。从20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的今天，这一批判向度依然有着绵延的影响力，如韩少功的《爸爸爸》、李锐的《厚土》、李佩甫的《羊的门》等。二是站在农业文明的立场，反思与批判现代文明。在这种批判向度中，乡村是和谐、静美、人性之所在，是抵御现代城市文明侵蚀的桃花源。废名、沈从文等人小说的精神蕴含即是如此，笔下的乡村世界乃自然人性、优美牧歌的承载地。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对乡村社会的冲击加剧，不少乡土小说抑或批判现代文明对古老边地文化的野蛮切割或吞噬，如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抑或对乡土文明的崩溃赋之以挽歌，流露出对现代工业文明强烈不满，如张炜的《九月寓言》。作家们无论从哪个角度的批判，当然有其各自的思想价值。但全然的批判，导致了百年乡土文学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中国乡土文学中的文化批判思想多，却少有对乡村的建设性思考”[1]。

新世纪以来，这种彻底批判，缺乏建设性思考的叙事基调，发生了一些改变，有不少作品致力于探索当代乡村建设、发展的可能性路径，思考、想象着乡村未来的美好前景。这种重建中国乡村精神的写作，在题材、内容、叙事策略上，较之批判型的乡土小说均发生了裂变与重构。由是，它们给新世纪乡土小说带来了新的质素，亦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新的启示。本文以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关仁山的《金谷银山》为考察对象，分析这一类作品如何以文学的方式思考着乡村建设的可能性与路径，以及在讲述乡村建设时的艺术特质，并由此产生的限度。

一、乡村衰落之后如何重建？

新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与市场化程度的加剧，乡村衰落已然是不争的严峻现实。乡村人才流失，土地抛荒、村庄空心化、老龄化等现象，确实触目可见。如何书写这种境况下的新世纪中国乡村？贾平凹《秦腔》以“法自然”的方式，聚焦原生态的乡村日常生活，叙述乡村大地正在发生的凋敝与沦落，但没有告知乡村沉落之后何去何从？张炜的《刺猬歌》愤怒地揭示权力与资本对乡村诗意田园的肆意伤害，但也只是对遍体鳞伤的乡村发出无奈的悲歌，无法晓谕农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格非的《望春风》同样也仅是为记忆中的乡村之逝，发出无奈的哀婉。相较之，《湖光山色》《金谷银山》虽然也书写了乡村的凋零，亦有对乡村文化的批判，但总体基调不再是乡村苦难的悲情、贫困的哀叹、沉落的绝望，更多的是在探索乡村未来，以文学想象的方式思考乡村重建的方案，为乡村建设寻求出路。

新世纪以来的作家们对乡村建设的想象，可归结出以下几端：

其一是重构互融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出于对不平等城乡关系的审视与反抗，当代小说出现了两种书写倾向：一是对城市扩张的警惕，如贾平凹的《土门》、张炜的《九月寓言》、叶炜的《富矿》等，倾向于以批判的视角书写城市对乡村的蚕食；二是书写乡下人进城后的惨遇，一般农民一俟进城，即不断遭遇来自城市的各种陷阱、困境、隔膜，进城农民多被塑造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如近年来的小说有陈应松的《太平狗》、刘庆邦的《到城里去》等。

不同的是，新世纪以来，不少长篇小说开始省察、突破这种二元对峙城乡关系模式，书写建构理性交往、平等互融、反哺共存的新型友好“城乡关系”：城市的现代化要素反哺到乡村，乡村亦可滋养城市，城市与乡村之间实现“兼相爱”与“交相利”；新型农民亦是“城乡双栖”，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双向自由流动。这种新型的城乡融合发展关系，促进乡村的重建与发展。《湖光山色》没有强调城乡之间的二元对立，没有如其他小说一般书写暖暖在城市里的悲惨遭遇，然后被迫还乡，她是因母亲生病主动回到乡村。楚王庄这个贫困的乡村之所以能走出困境，恰是缘于城市的力量，是来自城市的谭教授、薛传薪，发现了楚王庄的楚长城以及 “湖光山色”的被看价值，暖暖也带领村人在城里接受培训，提高了经营服务水平，最关键之处，是城市游客为楚王庄带来了可观的收入。《金谷银山》中亦无书写城市对乡村的掠夺与挤压，相反地，范少山充分利用城市资源，促推乡村的发展。他利用城里的人脉资源，大力发展乡村的现代农业，种植有机、绿色的金谷子与金苹果；又利用电商平台，把这些有机的农产品高价卖给城里人；发展乡村旅游，吸引更多的城里人来白羊峪，领略生态果实与山水之美，促进白羊峪的发展。范少山所探索的乡村致富之路，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充分开掘了城市资源，这里，“城乡关系”表现为一种共生共荣的样态。

恩格斯曾经指出：“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的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书写城市的现代化元素不断注入衰微的乡村，城市资源诸如人力、资本、反哺乡村，从而建构融合发展的城乡关系，以促进乡村的重建与发展。这样的思考，与国家层面的提倡的城乡融合发展是一致的，由此，对现实亦不无启示意义。

其二是现代智识资源的嵌入。长期以来，由于城乡发展差序格局的存在，城市具有巨大的虹吸效应，乡村精英不断为城市所抽离。随着乡村精英的不断流失，乡村治理与建设缺乏人力与智力资源的支撑，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治理无力与发展脱序的状况。在这种情形下，乡村重建须有现代智力资源的嵌入，即引导精英群体进入乡村，参与乡村重建。新世纪以来，国家层面提倡：“引导有技能、资金和管理经验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3]，也正是基于乡村重建须嵌入现代智力资源的考量。

《湖光山色》中的楚王庄之所以能告别贫困，尽管中间有过曲折，而最终成为富裕、幸福的乡村，正是多重现代智识嵌入的结果。暖暖在高考失利后，到了北京城里打工。在城里，她不仅学会了打扮，还开了眼界，增强了见识。由于母亲重病，重归乡村，在从事考古研究的谭教授的启发下，她看到了家乡自然风光与历史遗存的价值，先是开设小规模的家庭旅馆“楚地居”，学会接待游客、学会管理。后来，来自大型旅游公司的薛传薪又为其带来新的经营理念，在短时间内，暖暖以及楚王庄的旅游业有了大规模的发展。这里，暖暖进城的经历与见识、谭教授对暖暖的启示与帮助、薛传薪的现代经营理念，均属于是现代智识资源，也是这三方面的智识资源，促使了暖暖的成长，亦催生了楚王庄的巨变。

《金谷银山》中的一个贫困绝望即将消失的小山村“白羊峪”，最终成为富庶、美丽的旅游观光村，也少不了外界现代智识资源的嵌入与支撑。范少山在北京城里做卖菜生意，并小有成就，也练就了自己的见多识广。在农业大学孙教授的指导下，带领乡亲们种出了无农药的苹果，成为了中国第一个不打农药的、永不腐烂的苹果，被称之为“金苹果”。也是在孙教授的建议下，他搞起了订单农业，在互联网上开设电商平台，销售蔬菜水果，开办白羊峪公众号，扩大宣传力度，尔后又扩大土地流转面积，请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帮助分析土质，聘请农业大学的孙教授担任白羊峪村顾问，对承包的大面积土地进行科学规划，增加金谷子的产量。为发展乡村旅游，与担任钢铁公司总经理的同学合作开发旅游项目。显然，范少山走出的这条绿色生态创业成功之路，与自己在京经商所养成的眼光与见识，以及农业大学孙教授的指导、帮助，有着密切关联。

其三是农民的再“组织化”。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化等集体主义运动，具有自利、散漫、疏离特征的农民被重新“组织化”。20世纪50年代的《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等书写合作化运动的经典作品，便诞生在这样的环境中。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行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个人发家致富的积极性。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书写孙少安的勤劳致富、贾平凹的《腊月正月》叙述乡村能人王才开办食品厂、恰是20世纪80年代乡村的农民发家致富积极性的真实表现。但这种以农民各自为战、独户分散的小规模生产经营，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市场经济体系的阶段，单个农户面对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不确定性愈加增强，风险亦越来越大。商品经济在乡村成长发展之时，也是农民承受市场之苦的开端。从80年代中期至整个90年代，媒体常见农产品没有销路，农民遭遇惨痛损失的报道。在文学层面，比如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关仁山的《太极地》等小说，都书写了农民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盲目与困境。

如何突破一家一户生产的局限，改变农民分散与弱势的状况？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就指出，乡村建设的下手处就是组织农民[4]。20世纪90年代以后，为应对市场风险，农民最终把目光落定在再“组织起来”，兴办专业合作组织。这些专业合作组织，当然不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集体化合作运动，它以自愿、互利、民主为原则，目的是为农民争取市场主动权，实现农民增收。把农民重新“组织化”，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不失为乡村重建与发展的有效路径之一。这两部长篇小说都不约而同地叙述了农民通过建立专业合作组织，推动乡村重建与发展的情节。在《湖光山色》中，为了发展楚王庄的旅游业，暖暖成立了南水美景旅游公司，吸纳村民参加进来，让其各司其职。公司化的运作，既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又加强了楚王庄旅游业的规范管理。《金谷银山》中的范少山带领白羊峪的村民，走新时代的集体化道路，村民都加入了经济合作社，发展订单农业，先后建立了金谷子合作社、金苹果种植合作社，村民年底都能分红。

其四是乡村文化与道德的重建。新世纪以来，诸多作品都以挽歌姿态，描绘乡村文化在现代性剧烈冲击之下萎缩、消解的情形，最典型者莫过于贾平凹的《秦腔》，小说精细地展示了一幅真实的现代化境域中的乡村文化图景，多维度地绘出了乡村文化没落的哀容。而在现实中，也正是由于乡村传统文化遭遇现代化解构，引致了乡村社会关系紧张、伦理道德失范、村民心理异化等多方面的问题。如贺雪峰所说：“这些问题表现出来林林总总，如人情泛滥、彩礼横行、无序竞争、道德崩塌、老年人自杀率高、离婚率高、不理性消费、刁民崛起等等，概括起来就是农村出现了社会失序，文化失调。”[5]

因此，乡村建设不仅仅是“脱贫致富”的维度，还有一个乡村文化与道德重建的问题。《湖光山色》《金谷银山》在讲述乡村“脱贫致富”故事的同时，亦都书写了主人公复兴乡土文化的努力。暖暖身体力行，营造“互帮互助”的乡村人际关系，当青葱嫂家庭出现经济困难时，她让青葱嫂来 “楚地居”工作，让其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并为其他村民的创收出谋划策；当詹石磴身患重病，无钱可医时，她不计詹石磴曾经施加过的污辱，主动拿出钱帮助他。不仅如此，她始终持守淳朴、健康的乡村伦理道德观，与破坏乡村道德风气的人不懈斗争，当赏心苑为游客提供色情服务时，暖暖坚决反对，坚持不懈地举报，终于使赏心苑的违法经营遭到了法律的制裁。她还注重发展乡村文化产业，在楚王庄建成“楚国一条街”，以楚地景观吸引游客。同样，范少山带领乡亲们创业的同时，重视新农村的道德与文化的重建。他重乡亲情义，有责任担当，为使白羊峪脱贫，不惜投入自己与恋人多年的积蓄，为了寻找祖宗留下来的谷种，他不怕千辛万苦；在开棺取谷种子时，他严格遵循乡村旧俗，在老姑爷爷的坟墓前“领牲”祭奠；为了白羊峪的孩子，他又翻建白羊峪小学，把有文化的泰奶奶从外村接来当校长。当范少军等人回村捣乱，范少山在依靠法律镇住他们的同时，也以德报怨，主动为这些捣乱分子修房子，以此感化他们，重建乡村伦理秩序。最重要的是，在爷爷范老井偶然间找到康熙年间的《白羊峪村训》碑之后，范少山组织乡亲重新立碑，在立碑仪式上，全体乡亲念诵《白羊峪村训》。在他看来，“《白羊峪村训》影响了俺村一代人，教化了民风啊！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6]。还有，在村民破坏古长城的城砖之后，范少山提议，在村头立了“知耻碑”，让村民幡然醒悟，迷途知返，不再干破坏国宝的事。凡此种种，都是试图重建乡村文化的努力。

二、从“批判”到“建设”：乡土叙事的多重变调

很显然，《湖光山色》《金谷银山》不只是批判或者感叹乡土中国的消逝和溃败，而是以建设性姿态思考着中国乡村的未来，并试图提出乡村重建的方案。关仁山坦言：“写乡村的作品仅有批判能力是不够的，还需要建设能力、经济建设、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7]，也正是由于作家们这种试图重建中国乡村精神的努力，改变了新世纪乡土小说大多停驻于“乡村衰败”及“乡土批判”书写之格局，也打破了同类题材的写作范式，为新世纪乡土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艺术经验。

首先是开启乡土叙事另一种启蒙。五四以来，启蒙视野下的乡土叙事，往往把农民当作“国民性”批判的靶子，或批判农民的愚顽与奴性人格；或批评其保守、自私的狭隘意识；或揭示传统文化的滞重与负累。典型者如鲁迅的《故乡》《祝福》等小说，以及后来深受鲁迅思想影响的萧红，其长篇小说《生死场》也是如此。新时期以来，不少乡村叙事小说仍接续了“国民性”批判的启蒙传统，如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韩少功的《爸爸爸》、蒋子龙的《农民帝国》等。总体说来，这种启蒙视野下的乡土叙事，都是以批判的姿态，聚焦于剖析农民的文化人格、道德精神等层面与现代性的差距。

不同的是，《湖光山色》《金谷银山》没有如上述小说一般，从文化层面致力于批判农民“劣根性”，而更多的是一种建设性姿态，重点书写市场经济理性、现代管理制度等方面所具有的强大启蒙功能，对农民成长的助益。“只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作为交换行为的主体摆脱了对共同体的依附，他们的理性才能摆脱集体表象的压抑而健全起来。”[8]市场经济引导农民逐渐摆脱传统的小农意识和小生产者意识，改变传统的义利观，转而在市场中找准目标和位置，以寻求更高的利润。暖暖（《湖光山色》）返乡后因为种地不赚钱，发现了游客参观楚长城的商机，于是开始从事乡村旅游业，并扩大自己的楚地居，雇佣乡亲也按市场规则付酬。范少山（《金谷银山》）带领村民放弃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根据市场需要的原则，发展有机、绿色的农业，以赚取更高的经济利润，也利用溶洞资源发展旅游。

与此同时，两部小说都书写了现代管理制度对农民的思想和灵魂具有强大的拯救与洗礼之效，促其与现代化社会的接轨。比如《湖光山色》写到了星级宾馆服务制度给暖暖及村民带来了极大的心理震动。当赏心苑开业后，薛传薪要求所有服务人员必须经过严格培训，要有懂电脑的在总台服务，为客人办理住宿手续，要有在餐厅服务，懂得怎样摆餐具怎样请客人点菜、怎样有礼貌地上菜，做客房服务的要懂得客房里得所有电器操作，爱惜地毯和木器家具保养……暖暖听得有些发呆，没想到工作分得这么细。当要组织人员到省城学习时，她起初还舍不得离开。在薛传薪催逼之下，她才带领四十多个年轻人到省城四星级宾馆学习。经过学习那些规范、制度、程序、准则，暖暖心里触动极大：“这是一个她从没有接触过的天地，她虽然管过楚地居，可那种粗糙的管理制度根本不能和这种科学的管理制度相比。”[9]于是，她觉得新奇而有意思，越学越有兴趣和兴致。经过二十多天的严格培训，一群年轻农民都变成了光彩焕然的酒店员工。这里没有如以往小说一样，批判农民的不思进取、自由散漫的劣根性，而是侧重讲述现代管理制度给暖暖及楚王庄年轻农民带来的震动和改变。同样，《金谷银山》也叙述了现代制度带给农民的启蒙意义。在关仁山看来，土地流转本身就是对农民传统生产习惯的冲击与变革，具有强大的启蒙功能。“根据我的了解，土地流转带有股份合作制度特征。对农民传统习惯进行着挑战，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天然地适合了中国农民小农生产者的传统习惯，而土地流转或股份合作制则要求农民有合作能力。”[10]小说中的范少山利用土地流转政策，扩大种植面积，建成了万亩金谷子种植基地。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起初农民不接受，以为是出卖土地，担心以后没地种，没钱赚。范少山组织人员每家做工作、算经济账、签订流转协议，并让从土地流转中获益的农民现身说法，更多村民终于接受了范少山这种农业集约化经营模式，争抢着要加入土地流转、入股分红。正是这种土地流转制度，促使农民突破传统狭隘的小生产者意识，合作意识、市场意识与契约精神逐渐在农民心里萌芽、成长。

其次是“还乡”叙事模式的转向。见诸于现当代小说中“还乡”叙事模式，若以小说中的还（返）乡情节中的主人公之身份划分，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知识分子还乡。如鲁迅的《故乡》、莫言的《白狗秋千架》、贾平凹的《高老庄》等；另一类是进城之后的农民返乡，如关仁山的《九月还乡》、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事实上，这两类“还乡”叙事，有共同之处：皆是“进城—还乡—离乡”的情节编结方法；再离去的原因，无不缘于对此刻故乡的深度失望，而绝望地离开；作品意义的建构，也不外乎以现代性视野，批判中国乡村之愚昧落后、衰败乱象以及凝滞的超稳定文化结构。与这些作品的“还乡”叙事不同，《湖光山色》中的楚暖暖由城返乡之后，没有因为乡村的衰落、破败而绝决地离开，而是留下来为自家及楚王庄寻找出路。同样，《金谷银山》中的范少山从北京返乡之后，亦不因为白羊峪的贫穷而“一去不复返”，而是决定在家乡带领乡亲们创业。很显然，在这里，“还乡”叙事模式发生了新变：由过去的“进城-返乡-离乡”的情节链条，转变为“进城-返乡-建乡”；作品的意义建构，亦由现代性视野下的乡村批判转为现代性意义上的乡村建设。

“还乡”叙事如此转向，显示新世纪乡土小说写作呈现两种新的可能性。一是乡土写作新范式出现的可能性。我们知道，百年乡土小说其实形成了两种固化的叙述范式，即“怀旧过去型”与“当下问题型”。前者多以还乡主体之回忆昔日乡村的美好，表现乡愁之生成，显得温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后者多关注乡村现实苦难、农民精神状况、乡村当下的生存状貌，多以还乡者作为“看”问题的主体，这类提出问题的乡土小说之写法，亦难免有老生常谈之弊，显得愤激悲情过度，而深度剖析阙如。这里，《湖光山色》《金谷银山》改变了还乡主体的选择，让乡村回返者不再只是乡愁恋旧的“怀念者”或目睹问题的“旁观者”，而是主动真正融入乡村之中，在乡村开启人生的新篇章，为乡村带来转机与新生。在这种意义上，它们为乡土写作拓出了第三种范式，即一种着重思考乡村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的“未来建构型”写作。二是对现代性认识的新向度。五四以来，乡土小说写作对现代性的思考，通常不外乎两个方向，一方面借助对传统的批判而呼唤现代性改变乡村，如贾平凹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乡土改革小说，《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等，传统往往视作现代性的障碍；另一方面则忧思现代性对传统文化或静谧乡村的侵蚀、挤压与切割，现代性常被目为传统的“天敌”，出于对传统的守护，须对现代性予以揭露和批判。总体言之，在以往乡土小说中，现代性与传统性通常被设置为“水火不相容”之两极。与此不同，在《湖光山色》《金谷银山》中，还乡者在借助现代性的智识、技术重建乡村的同时，都重视传统在乡村的复兴，把传统文化作为乡村建设的有效资源。如此书写，改变了乡土小说一直以来对现代性与传统性之间存在着张力相悖的认识向度。

最后是农民形象谱系的更新与扩张。返顾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对农民形象的，业已形成了四种类型：一是在启蒙现代性的视野下，农民乃“老中国的儿女”，是愚昧、麻木、亟待改造的“国民”，如闰土、阿Q、祥林嫂等。二是站在审视城市/现代文明之衰靡，建构理想人性的立场，笔下的农民充满了神性、浪漫色彩，是原始、朴野生命形态的象征，如沈从文的湘西边地中的各色儿女等。三是以赵树理、柳青、周立波、浩然为代表，塑造了小二黑、梁生宝、刘雨生、萧长春等一批契合社会主义国家伦理要求的“农村新人”形象。四是20世纪80年代的乡土改革小说中追求命运改变或个人发家致富的改革时代的农民，如《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孙少平兄弟，《浮躁》中的金狗等。

相较之，这两部小说中的主人公暖暖与范少山，不归属于上述谱系中的任何一个类型。他们身上有中国农民的传统品格如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对乡亲们都重情重义，亦不乏乡土改革小说中的乡村改革带头人的那些有勇有谋、敢闯敢干的“卡里斯玛”特质。他们能敏锐感受时代之变，祛脱了传统农民一些思维与行为的方式，具有了契合新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特质，诸如发展现代农业、市场经济意识、法律意识、绿色生态意识、互联网思维等；但又具有新的时代语境下的追求共同富裕的集体主义精神。其诸多特征为以往乡土小说中的农民形象所不具备的，他们代表着乡村未来的新型农民。他们在家园衰落之际，都勇敢地承担起重建和复兴的责任，在具有十七年文学中的社会主义新人（如梁生宝、萧长春）的血统同时，又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总之，暖暖与范少山这样的农民形象，的确具有这个时代的特点和新意。

三、“乡村建设”讲述方式的限度

《湖光山色》《金谷银山》侧重于思考乡村重建的可能性，探索乡村建设的路径及方法，由此给新世纪乡土小说带来了诸多转型与新变。但在“乡村重建”的讲述方式上，存在着不少值得反思之处。

一是“乡村建设”之主体建构的“能人政治”取向。“楚王庄”（《湖光山色》）、“白羊峪”（《金谷银山》）之所以由贫穷走向富裕，由衰败之颓势走向富有生机与活力之境，分别系于暖暖与范少山两个乡村能人。他们凭借个人的能力和品质推动着乡村重建。他们或似“圣母”，或若“超人”，没有战胜不了困难，所有的难题总是迎刃而解。村庄是他们命定的展现“卡里斯玛”特质的天地，未来的蓝图似乎全部掌握在他们手里。小说在叙述乡村重建过程中，很少书写刚性制度对乡村建设的规约，亦没书写广大农民真正主体性的介入和参与。因此，这两部小说在思考建构乡村重建主体时，还是因袭了20世纪80年代乡村改革小说的“致富能人”推动乡村变革的叙事模式。由是，也显示作者在思考建构乡村重建主体时，缺乏现代民主意识。

二是“乡村建设”路径想象的传奇性与“格式化”。《湖光山色》中叙述暖暖偶遇考古学教授，得知后山上那道石砌的墙，竟然是古长城遗址，发现为考察长城遗址的人带路、提供食宿能获得丰厚的收入，逐渐发展乡村旅游业，楚王庄走向富裕之路。范少山（《金谷银山》）为挖掘老祖宗留下的谷种，与国外的种子对抗，终于在位于太行山深处老姑爷的坟墓里找到了金谷种子，开启绿色生态农业之路。在为种植金谷子寻找水源打井时，偶然又发现了溶洞，白羊峪又多了开发旅游的资源。很显然，上述对乡村发展之路的叙述，充满了太多的传奇色彩。小说如此想象乡村建设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失却了现实基础，也削弱了文学的介入性，毕竟“天赋异禀”的乡村发展之路，仅是偶然的个案存在，不具时代的典型意义。与此同时，两部小说想象乡村建设路径，也有太多的相似性。《湖光山色》有楚王城遗址、丹湖等，于是发展乡村旅游，《金谷银山》有古长城遗址、溶洞，亦发展乡村旅游。似乎无一例外地发展乡村旅游是乡村建设的一根救命稻草。费孝通曾指出“各地农民居住的地域不同，条件有别，所开辟的生财之道必定多种多样，因而形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11]。在费孝通看来，乡村发展模式并没有普遍的规律，而是具有各自的特殊性与地方性，因为不同的村庄有着不同的自然生态、社会文化以及历史传统。如果讲述乡村重建之路时，都把“乡村旅游”当作不二法门，这种想象乡村重建的方式，实际上是以一种的同质的“格式化”模板规约村庄。

三是“乡村建设”情节模式的陈旧化。在20世纪80年代乡村改革小说中，惯常叙述一个“乡村”致富故事，其情节链条多如此：穷则思变→遭遇挫折（受骗或遭遇天灾）→坚持发展副业→个人生活好起来→带领大家共同致富。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家庭的“烂包”，促使他担起发家致富的责任，起初办砖窑失败，蒙受重大损失，遭遇挫折，坚持不辍，重新办起了砖窑，日子终于好转起来，引领乡亲们摆脱贫困。与此相较，我们看到，《湖光山色》《金谷银山》叙述乡村建设的情节范式，有“似曾相识燕归来”的陈旧感觉。暖暖与范少山皆是因为家庭及村庄的贫困而奋起改变，起初两人都有被骗的经历（暖暖被卖假除草剂的所骗，范少山遭遇了卖假西洋参种子），受骗之后继续坚持，发展乡村旅游或绿色生态农业等不同于传统农业的产业，从而使乡村重新好起来。在20世纪80年代的乡村，发展环境相对单纯，只要祛除极左政治的钳制，少数有头脑的农民，凭借自己的智慧、勤劳能够率先富起来，从而走向共同富裕。而新世纪中国乡村在全球化、城市化、资本、权力多重挤压之下，呈现离散、张力、碎片化、原子化的境况。停留在过去积累的审美范式之中，还是以旧有故事框架的置设，讲述新世纪乡村重建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也必然遮蔽和简化新世纪中国乡村的复杂情形。

四是新型农民形象成长逻辑的空缺。暖暖与范少山的确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们身上所具有的新素质，传递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所发生的深刻变革，亦折射出中国农民在精神追求与思维意识、综合素质等诸多方面的提升。但在这两部小说的文本内部很难寻找他们成长道路的逻辑演变，其新型农民之所以“炼成”缺乏坚实的生活支撑去表现，他们的新型人格及素质似乎“与生俱来”。如小说叙述暖暖起初为了自己家庭的财富积累，秘而不宣地利用村里的旅游资源，并且反复行贿原村主任以回避税收，可是在作者后来的叙述中，让暖暖摇身一变，成为了既具有现代素质，又兼备完美道德圣母般的女性。如此异质角色的转换及完美品格的养成，显得突兀而猝然。对范少山的塑造亦复如此，他原本在北京经商买菜，且小有成就，因为过年回家，遇见村里贫困户老德安自杀了，便没有纠结、没有内心的分裂，抛下自己正热恋的未婚妻，回到燕山深处的白羊峪，带领乡亲们创业。小说叙述范少山的这种抉择，显得过于理想化、神圣化，悬空了当下城乡之间仍存在巨大鸿沟的现实生活情境。另外，范少山带领白羊峪乡亲们走的绿色生态创业之路的源起，亦几近浪漫的“神话”色彩。范少山为何会想到种植金谷子，让白羊峪走上致富之途，乃是源于范少山的一个梦，在睡梦中梦见了黄灿灿的金谷子。这种致富点子，本应该最能体现范少山的现代农业意识，小说竟然以“一梦所得”的叙述了之。在接下来的改变、重建白羊峪的过程中，范少山所显示出来的卓然不同于其他农民的素质，没有丰盈的生活质地托底，无法见出这个新型农民成长的来龙去脉。

结 语

近几年兴起的扶贫题材小说，侧重于聚焦精准扶贫现场，表现这一国家战略为乡村带来的深刻变化，这种类型的作品当然不乏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但它们带有明显的“命题作文”的特点，在乡村建设之路的探索上，缺乏多向度的思考。而《湖光山色》《金谷银山》则是自觉探索新世纪中国乡村重建、发展的代表性长篇小说，体现出对中国乡村未来的乐观主义想象，以建设性的姿态，改变了百年中国乡土小说惯以文化批判的格局，尤其改变了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大多数作品书写“乡村衰败”的哀挽基调。虽然上述两部小说在讲述新世纪中国乡村重建时，在思想及艺术的层面上有诸多缺憾，但在促进“乡村振兴”的时代语境之下，它们的出现，无疑彰显出文学强烈的介入性与公共性，亦丰富了新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维度。

注释

[1]贺仲明：《中国乡土文学的精神发展空间》，《朔方》2009年第10期。

[2]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9页。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http://www.gov.cn/zhengce/ 2015-02/01/content_2813034.htm ，2015年2月1日。

[4]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421页。

[5]贺雪峰：《乡村建设的重点是文化建设》，《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6]关仁山：《金谷银山》，《长篇小说选刊》2017年第6期。

[7]关仁山：《让农民庄严的人生站立起来》，《长篇小说选刊》2017年第6期。

[8]秦晖:《传统与当代农民对市场信号的心理反应———也谈所谓“农民理性”问题》，《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2期。

[9]周大新：《湖光山色》，《长篇小说选刊》2009年特刊第5卷。

[10]关仁山：《土地: 现实与梦想———关于长篇小说〈麦河〉的创作》，《满族文学》2011 年第3期。

[11]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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