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真的不要“自以为是”

故事很简单：余飞帮俞飞找到于飞，然后与他的一番对话。

小说蛮复杂：不仅三个人的名字同音却不同姓，而且每个人之间以及他们的交叉关系都很特别，资助与被资助，施舍与被施舍，感恩与背叛，真诚与欺骗。施舍者站在“制高点”上自以为是地看待被施舍者，而未必所有的被施舍者都如我们以为的那样知恩图报，有的甚至恩将仇报。人性是复杂性的，人之初未必都是“性本善”，也有天生邪恶的。生活中屡屡发生的恩将仇报未必都是被施恩者的忘恩负义，也许有施恩者的“一厢情愿”和“自以为是”吧。

小说一开始读起来平常，但越往下看越让我惊恐，像西方的惊悚片，如《一级惊恐》那种直插心底的惊悚！就是你以为最无辜的人或许正是最险恶的那一位！而文字中关于看守所嫌疑犯生活的描写则让我联想石一枫《借命而生》当中对警察生活的描写，当年我忍不住问石一枫：你真的当过警察吗？可见细节之逼真构成小说《一飞冲天》的另一亮点。对新疆的场景描述和对广东商人低调、谦卑的描写也很可信，或许与作者的真实经历有关吧。

改革开放之初，先富起来的广东商人俞飞来贵州大山里收购土特产，遇上替家长看摊的余飞。小家伙热情，而且看摊还带着本英汉词典，从小没读多少书的广东的俞飞决定资助贵州的余飞上学，从此，二人建立了多年的资助与被资助、施舍与被施舍、利用与被利用关系。他们中途有中断，但最终余飞在俞飞的资助、激励与“胁迫”下，以“少数民族身份”考上一所三本大学，走出大山。按照一般的思维，余飞应该很感激俞飞，但这只是我们“自以为是”和“一厢情愿”的判断，事实并非如此，甚至截然相反。大学毕业，被资助者余飞拒绝去资助者俞飞的公司上班，表面理由是“专业不对口”和“怕耽误他事业”。但事实上，“我面对他，始终有种亏欠感，我不希望这种亏欠感把我的余生都耗费进去”“那些感恩戴德的词汇，早在那封长信中，已经表达完结，再也没办法重新，一次又一次地复述我的心理”……听了这话，我们切不要自以为是地指责余飞“忘恩负义”，而应该从优越感和“制高点”上走下来，走到与被施舍者和被救助者平等的地面上来，站在他们的角度审视问题，“我着实感觉那个远在天边和我姓名音同字不同的男人，像是门前的碌碡，不光沉压在我的身体之上，还在来来回回碾着我的内心，使我苦不堪言，痛不欲生，却又毫无办法逃避，发泄和挣脱”。

几经周折，大学毕业但学校名气不响专业不好的余飞终于在一家大型台资生产企业稳定下来，并从生产线上的监管一直做到主管的助手。这时候，平常有恩于他的主管偷盗公司产品并窃取公司技术资料的事情败露，已经步入城市中产的主管不想重新归零，他抓住余飞的软肋，软硬兼施地让他替自己顶包，并承诺帮他请最好的律师还另外支付他七十万元“顶包费”。这在当年是笔巨款，可以让余飞的全家走出大山。在男子汉要有“绝对的责任感”的思想支配下，余飞终于答应替主管顶包，走进看守所，等待判决。

其实主管也是马前卒，他的背后还有更大的主谋，否则，他一个刚刚迈入中产的小主管负担不起七十万的“顶包费”外加帮余飞请最好的律师和每周往他在看守所的仓卡上汇入一千元。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背后的主谋不想让事情败露，主谋还打算靠这偷来的技术实现自己事业的“二次腾飞”呢。

仿佛是冥冥之中的命运安排，这个幕后主谋竟然正是当年资助余飞完成学业的俞飞！

看守所里，当年的“小余飞”已经成熟为“小老大”，因为每周都有人往他的仓卡上打一千元，使他在号子里有了相当的地位，连“牢头”都要给他三分薄面。更小的于飞就是这时候被送进23号仓的。因为名字听上去完全相同，所以余飞把于飞收为“马仔”，管他吃喝和不被其他人欺负，条件是于飞必须为余飞代劳打扫厕所和其他一切脏活累活，还随时接受余飞因情绪不好或树立权威而扇他的大耳光。

于飞和余飞一样，也是来自大山深处的贫困孩子，只不过他不是来自贵州，而来自湖南。他没有余飞幸运，没有获得某个有钱人的资助上大学，初中毕业就跟着一个老乡出来“混”了。但他聪明且颇有心计，甚至比余飞和俞飞更善于利用人性的弱点。小说虽然没有明说，但从俞飞对余飞的谈话中，能推论小于飞“误入看守所”或许也是故意“顶包”的，只是他的“顶包”比余飞隐藏更深更加不动声色罢了。

善良有时候也能害人。余飞觉得自己亏待了于飞，于是把俞飞的电话号码告诉自己的“马仔”于飞，并让他记在心里。于飞因为不到法定年龄，并且只是山寨手机窝点的“童工”，所以被关了37天就释放了。出狱后的于飞果然获得俞飞的关照与提携。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下会释放不同的潜能。俞飞大约是出于对余飞为他“顶包”的愧疚，所以对他托付的于飞格外关照，同时于飞也很争气，虽然没有学历，但精通“社会学”，做人做事都很到位，让人放心，很快独当一面。俞飞将某个偏远城市的业务全权委托给于飞，想着谁都可能背叛他，于飞绝不可能。但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偏偏发生了！于飞携五百四十万巨款人间蒸发！

小说的故事就是俞飞委托余飞去找于飞，并未打算把他抓起来，仅仅是解惑：他为什么对我这样？！我哪里对不起他？！余飞觉得他有责任和义务帮俞飞找到于飞，因为是他拜托俞飞关照于飞的，于是千辛万苦，找了三年，终于在新疆的一条“断头路”的尽头找到于飞。

小说的精彩在于，见到自己的“老大”余飞，于飞没有丝毫的惊慌与意外，已经在此地安居乐业的于飞如今甚至比余飞还要沉着、平静与淡定，连杀人灭口的想法都没有，他仿佛并没有觉得自己做了任何亏心事。“我和他毫无恩义……我看着他巧取豪夺，撒一点恩泽的种子，收获更大的暴利，我参透了他虚伪的内心，我拿他的款项，没有半点觉得道德上的沦丧，我只是把他的罪恶，分了那么万分之一而已。”

余飞一直认为自己对不起于飞。“在23号仓，我折磨过于飞，摧残过他，我以为自己负于他，负于这个还不到十八岁，完全误打误撞进了拘留所的少年。我想到曾经少年的我，从山间一路走出来，在社会这个舞台上所遭受的种种的罪，所忍受的所有的委屈和侮辱以及白眼，所有的不甘心和失望。”

“没有。”于飞冲口而出，“我一直感谢你，在我最无助最无望的时候，在我最恐惧最惶惑的时候，你是我的靠山，给我吃给我穿，给我庇护给我保障，让我在那么凶险的环境下，没有受一点罪。我一直感谢你，一直记在心上。”

余飞终于没有辜负恩人俞飞的委托，帮他找到了恩将仇报的于飞，但“解惑”的目的并没有达到。或许，作者弋铧就是设计了这样一个开放式结尾，把问题留给读者思考。只是我想提醒，无论你做怎样的思考，都不要随便判断别人，因为，你的判断很可能是“自以为是”和“一厢情愿”的。

2021年12月23日星期四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