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文学的策略与限度——论《我的二本学生》

● 摘 要

黄灯《我的二本学生》聚焦于“一帮中国最普通的年轻人”，以共情的方式切入一个个二本学生的命运，以微观情感推动对于宏大背景的考察，以“抒情”为方法勾勒出对时代图景的想象。本文试图跟随此书的空间线路，探究作者如何以“抒情”将小经验和大时代联系起来，勉力完成某种整体性建构。进而思考文学尤其是非虚构文学和社会学、人类学的边界在哪里、“抒情”在非虚构文学中起到何种作用、写作中“抒情”的过度使用又会埋藏何种风险等问题。

● 关键词

黄灯；《我的二本学生》；空间；抒情；非虚构

今时今日，我们已身处互联网社交的时代，或许对于部分“00后”来说，二次元世界会比现实更加“超真实”。但无论如何，人类认识真实世界的欲望始终无法压抑，尤其在新冠疫情常态化的大背景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航船上，“共享经验”对于抵抗共同风险而言，或许显得格外重要。大概正因为此，近年来非虚构作品越来越引人瞩目，黄灯出版于2020年的《我的二本学生》便是其中之一。顾名思义，《我的二本学生》关注的是“一帮中国最普通的年轻人”。黄灯以其自称为“喋喋不休”的叙述策略，并不致力于描绘清晰的群体面貌和时代变迁，但那一个个故事和故事中弱不禁风的身影，就像是一个又一个楔子，试图撬动这个世界的坚固表层，以帮助如今已原子化的个体产生了解世界的欲望，并循此线索去探究更多日常生活难以触及的社会现实。黄灯写的是“二本学生”，但书中所述有关未来的迷惘绝非“二本学生”独有——985、211大学的学生同样会自嘲地将自己称为“985废物”“小镇做题家”。在笔者任教的“双一流”大学，学生们也对房价、就业、考公、考研有着与“二本学生”相似的焦虑，这大概就是学校图书馆里这部著作总是处在“借出”状态的原因之一。

平心而论，以所谓“纯文学”的标准衡量，《我的二本学生》文学性并不十分突出。相比之下，它更像是一部社会学研究札记——它是某一群体的画像集锦，也试图提供一个时代的剪影。或许更应该将程猛的《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田丰、林凯玄的《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等社会学著作拿来与《我的二本学生》相互参照——文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的边界正在慢慢打破。但无论如何，《我的二本学生》在豆瓣读书频道上的评论有1万余条，评分达到7.6分，毫无疑问，这是一本畅销书。它的流行或许值得我们思考和追问：新的时代究竟对文学提出了什么新的诉求？而“非虚构”又可以为文学避免边缘化提供何种可能？本文将试图跟随此书的空间线路，以龙洞为起点，以深圳为终点，探究作者如何以“抒情”勾连起小经验和大时代，勉力完成某种整体性想象。进而，本文也试图思考如下问题：文学，尤其是非虚构文学和社会学、人类学的边界在哪里？“抒情”在非虚构文学中起到何种作用？而写作中“抒情”的过度使用又会埋藏下何种风险？

一 从龙洞出发：空间的复杂形态与写作的“中间姿态”

黄灯从广州“龙洞”展开她以二本学生为对象的田野调查。龙洞是书中广东F学院（即黄灯曾任教的某高校）校园所在地，是城乡之间的特殊空间，也是她笔下的年轻人在偌大广州城得以暂居的都市角落。选择从这一空间开始讲述，一定因为此地蕴藏了作者将在书中表述阐发的基本情感内核与核心问题意识。围绕龙洞，黄灯首先给出了一段诗意的抒情：“龙洞就如一块温婉的碧玉，终日萦绕着清新的薄雾，隐匿在喧嚣城市的一角，让人对这座南方的古城，多了更多温润的想象”，继而引导读者“如果换一个视角，从空中贴向地面俯视，则会发现，群山褪去、隐藏在角角落落、弯弯旮旯的龙洞，更多的是混乱、喧嚣，是蓬勃年轻人带来的活力、人气，是身处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所致的无序、粗砺”。极富影像感的语言充分强调了这一空间的多面性：在温润的自然生态之下有喧嚣的市井气，在蓬勃活力之间隐藏着混乱与无序。龙洞的面貌以由远及近的俯视镜头缓慢打开，又以一个由近及远的镜头推向远景：“龙洞的背后，站着一个叫广州的城市，广州的背后，站着一个古老的中国。一群年轻人和一个城市的碰撞，一群年轻人和一个时代的联系，通过六号地铁线，在龙洞获得了神奇的相遇。”借助这样的镜头语言，黄灯在全书开篇不仅凸显出龙洞这一特殊的城市空间，更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写作诉求：她想要追问的，正是个人如何与时代相遇并发生联系。而龙洞，则成为她最好的观察位置。

在第一章里，学生伟福的房间成为重点展示的空间。身处逼仄的城中村，伟福却能变废为宝、匠心独运，营造出一个精致、舒适、弥漫着小资气息的桃花源。黄灯引领读者缘溪而行，终至豁然开朗之境：“打开门，一处温馨、精致、拙朴、整洁、洋溢着美和秩序的空间，突然出现，和城中村黯淡的巷子、巷子的无序、粗陋、敷衍构成了惊人的对比。”网络谈话节目《十三邀》许知远对话黄灯的那一期里，伟福的出租屋在画面里熠熠生辉，那被灯带环绕的露台散发的浓郁浪漫气息，无疑投合了大众传媒的趣味，又被大众传媒改造，似乎传达着“房子是租来的，生活不是”的人生哲学。虽是城中村，夜晚的天台却提供了在视觉上拥抱城市的视角，足以疗愈青年人在白天的现实生活中受创的心。

被视为“小资”精英代表的许知远与拥有“家庭小酒吧”的普通青年伟福在天台上对谈喝酒，这一幕是如此戏剧化——这是不同时代的对话。当许知远像伟福那样大的时候，也曾是“忧伤的年轻人”，因为与洋溢着理想主义精神的1980年代擦肩而过而耿耿于怀，痛感1990年代初的自己身处精神荒原，被“想做梦却又丧失了空间与时间，同时又不能完全抛弃梦想”的情绪萦绕着，因而深感青春乏味。如果说1990年代初的“小资”更多表现为一种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是深受西方“二战”后文艺思潮影响的产物，那么今天我们所说的“小资”就基本只是一种消费主义语境下“去政治化”的审美趣味，在出租屋里，它可以还原成一个吧台、几张海报、一座露台和几条灯带。

伟福的生存空间是从逼仄生活中开掘出的诗和远方，房租低廉的城中村为家境一般的年轻人提供了想象性的港湾。只是在黄灯描述龙洞青年们的“归属感”时，总有一道阴影若隐若现。第一章第三节《另一个龙洞》中，黄灯进一步将龙洞社区内部的断裂展示给读者：“从D出口，可以最快速地进入城中村，但仅仅相隔二十米，三个密集的A、B、C出口，就指向了与城中村握手楼完全不同的世界，昭示了另一种居住风景。……在龙洞村同一侧的背面，不远处的‘林海山庄’，依山而建，环境清幽，在群山映衬的蓝天下，高档物业所营构的良好环境，正昭示着城市白领的居住梦想……毫无疑问，这是另一个龙洞，一个与城中村无关的龙洞，一个与无序、粗糙、乡村气味无关的龙洞，一个包裹了真正广州梦想的龙洞，一个弥漫了一切白领生存想象、中产阶级趣味的龙洞。”

龙洞被切割成面貌迥异的两个部分，那些高楼包围着城中村，呈现出一种压迫性的视觉体验。当A、B、C出口的高楼勾勒出新的高度时，D口杂乱无章的握手楼如同都市景观的一个污点，破坏了优美的天际线，呈现出突兀的断裂效果。优美的天际线在建筑规划家凯文·林奇看来应该有如下特征：“有一系列连续的标志物存在，每个细节都会让人联想到下一个，关键的细部又激起观察者特别的感动，这看起来似乎是人们在城市中穿行的标准方式。为了获得情绪上的安全感和功能上的有效性，这种序列必须充分连续，虽然节点处的细节会比较密集，但整体上没有长的间隔。”就此而言，龙洞城中村与新小区之间的断裂不仅破坏了城市景观，也损害了市民的情绪、感观与认同，让不同空间的居住者产生强烈的阶层分隔感。事实上，黄灯早在全书开篇便已充分暗示：是否拥有房产，会直接将这代人分流到两个赛道，指向迥异的人生。作者曾担任06级和15级的班主任，发现“相比062111班将近三分之一的学生留在广州、深圳的事实，156045班没有一个外来的孩子，理直气壮地和我说要待在大城市”，这或许因为，15级“没有一个孩子相信凭自己的能力、工资，能够买得起一个安居之所，能够在流光溢彩的城市立下足”。对“两个龙洞”的发现与描述以赤裸裸的现实击碎了伟福房间所提供的想象性安抚，因为坐在那个灯带照亮的露台之上，只需稍一抬头便可以看到房价随高度一同上扬的新建小区，购置房产的渴望与焦虑呼啸而来，不断提醒着伟福和他的同代人：只有那张物业卡，“才是进入广州最直接、最有力的明证，更是暂居龙洞村的年轻人，内心最深的隐秘和野心”。

“龙洞”这一城市边缘空间及其隐喻意义，是黄灯在《我的二本学生》中的一个重要发现。龙洞浮夸、活力、鲜艳，洋溢着勃勃生机，正与其中的居住者一样。但这样的勃勃生机，恰因为它身处边缘、空间多元、意义混杂，始终处于蜕变的状态之中。龙洞当中的城中村，那些年轻人们蛰居在这里、改造了这里，又将从这里出发，进入“广州”。而龙洞那些昂贵的摩天大楼，引诱着、激发着年轻人，又向城中村投下巨大的阴影。龙洞由此成为年轻人和广州、和未来之间的一条脐带。处于城乡之间的龙洞因此正是“广漂”二本毕业年轻人命运的隐喻，在离开和留下之间，他们总是处于中间状态。

其实，处在中间状态的又何止龙洞，何止伟福（们），黄灯自己也同样如此，并始终在以一种“中间姿态”进行写作。黄灯也曾经是“底层青年”，通过教育从乡村走向城市，从她之前的写作不难看出，她一直保持着与乡村故土的精神联系。但如今的黄灯，毕竟已不同往日，某种意义而言，她是“二本学生”中较为成功和幸运的那一个。她于1992年就读于岳阳大学（大专），三年后去一家纺织印染厂做工人，遭遇下岗潮，而后自考大学本科，兜兜转转去武汉大学读研究生，又在中山大学读博士，最终获得去高校任教的机会，成为一名学者。因此，《我的二本学生》的作者黄灯，曾经是书中的一个人物，而今已有能力超然其外，进行一种更为理性的观察与思考；她既是倾听者，又是倾诉者；既是介入学生命运，有相似经验、充分共情的陪伴者，又是试图保持一定疏离感，以社会学方法去理解现实的知识分子。由此黄灯所能看到的，绝不仅仅只是一个个伟福而已。此书正式出版之前，黄灯曾以“暗处的阴影”为名在《湖南文学》发表了部分内容。“暗处的阴影”当然隐喻蜗居在高楼阴影之下却又壮志满怀的那些年轻人，但或许更指向冥冥之中决定了这些个体命运的更宏大存在。

通过对“龙洞”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黄灯其实是试图站在城中村，管窥其背后的“广州”乃至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在其个人研究史与创作史中，以微观经验勾连宏大历史一直是她的基本路径。黄灯曾倡议，教授文学史时应有意识激活学生对时代的感知和对自己的认识，或许正因为此，她会关注茅盾的《子夜》是如何在情节上实现宏大叙事的建构，关注“文革”时期连环画是如何被宏大叙事所改造。而在《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中，她也声称，“我试图通过叙述以上三个村庄亲人的生存境遇，观照转型期中国农民的整体命运，并在此基础上，勾勒他们与命运抗争的复杂图景”；在《我的二本学生》中她再次坦言，“我一直想通过具体的教学过程，廓清无数年轻人在遭遇教育产业化后，到底呈现了怎样的命运？他们的出路和背后的家庭、教育的质量、整体的经济形势，到底有怎样细密的关系？一群在我大学时代，被视为‘天之骄子’的精英群体，如何在不知不觉中步入一种结构性、整体性的困境，并被学术界冠以‘屌丝’和‘蚁族’的命名？”因此，《我的二本学生》中个人史总是被公共和历史事件穿透，时代变迁的关键词在一个个学生的成长故事背后闪现：计划生育、留守儿童、下岗潮、高考改革、房价飞涨……

考察这些宏大事件的焦点在于“教育”。黄灯在《十三邀》访谈中提及写作此书的初衷：“为什么没有一个契机讨论，教育产业化以后，教育和那些年轻人的命运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其实《我的二本学生》中对此也并未给出答案，作者通过一个个底层学生的案例试图证明教育对改变个人命运的意义，但又不得不承认“读书改变命运的成色，在教育市场化的语境下，早已褪色了很多”，“他们也许错过了读书改变命运的时代，但他们避免了，若不读书，就会滑入更糟糕境地的可能”——在学生们的讲述中，他们童年玩伴中那些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孩子已成为长辈口中的“烂仔”、社会触目惊心的疤痕。如果说教育的意义对于出身农村的底层青年来说只是不至于堕落的话，那么这恰恰揭示了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差距之大。

由此我们也就抵达了黄灯关注的一系列宏大问题的核心：乡土的衰落与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二元结构。2016年，黄灯在《回馈乡村，何以可能？》一文中痛心疾首地指出：“社会的结构性差距已经在这个家庭兑现，对哥哥、嫂子、侄子、侄女，他们的孩子而言，通过念书，社会再也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如丈夫一般改变命定人生的机会，逃脱乡村、跻身城市的简单而朴素的愿望，在下一代的身上终将如海市蜃楼一般缥缈。”黄灯带着一种反思现代性的视角，去审视现代化转型中的村落命运。书中涉及的留守儿童问题、农民躲避计生政策的问题等，最后都指向城乡发展的不平衡。黄灯对乡村的关心甚至不仅限于写作。在广东金融学院任职时，她成立了“乡村文化研究及非虚构写作中心”，该机构“依托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和爱故乡文学与文化小组，以高校为载体，以乡村文化研究为学术支撑，负载在课程完善的基础上，从事非虚构写作的实践和教学”。沿着梁漱溟、晏阳初等乡村建设先贤的道路，黄灯积极参与温铁军发起的乡村建设活动，展开了大量田野调查，并投身社区大学、工人大学、乡村图书馆等诸多项目。

但是难度在于，在今天，宏大叙事是否还有可能？从《今夜我回到工厂》开始，黄灯便在《天涯》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关注底层的非虚构作品，她的初衷是以一种知识分子的认识能力和批判眼光来进行书写：“近几年的创作实践让我坚定，我内心最愿意接受的是知识分子身份书写。”从黄灯的精神资源来看，这不难理解，“70后”作家成长的年代，1980年代遗风犹在，这让他们依然保持了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然而，令人感到撕裂与痛苦的是，他们的青年时期又恰逢1990年代的消费主义浪潮，在文学界正是“新写实”大行其道之时。夹缝中的“70后”作家因此一方面被理想主义的幽灵纠缠，一方面又踌躇于现实琐碎的生活。偏向保守又残存浪漫，或许正是这一代人的“情感结构”。也正是这一情感结构，令黄灯如此强调精神层面的诉求，却又偏偏落脚在个体经验。她对历史图景整体性的念兹在兹，是从对于时代的碎片化观察出发的，也只能表现为对于碎片化时代的感悟。对于历史大潮中的个体命运，她其实深感无力，不得不呈现为一幅“破碎的图景”与“时代巨轮下的卑微叙事”。这样一种无奈的写作状态，或许也是“中间姿态”之一端。

二 重构：“抒情”的“见”与“不见” 及其温度

一旦意识到建立宏大历史整体性图景的难度，意识到个体命运在时代巨轮下如此卑微，“抒情”或许便成为作者唯一可以依赖的文学要素。在《我的二本学生》中，黄灯是以强大的共情能力切入一段段年轻人的个人史，以微观情感推动对于宏大历史的探查，以抒情的方式完成她想象中的时代图景勾勒。黄灯对“有情的书写”的偏好从她的论文中亦可看出。她强调情商教育在文学专业课教育中的重要性，对过度依赖理论术语的学院派批评深感怀疑，呼唤一种“植根于精神经验之上的生命批评”。她深深认同谢有顺“没有张扬的断语和一本正经的剖析，更多的是建立在感性之上的对话和交流，流淌着一种理解和同情之上的体恤和温情”的批评方法；信服王尧“尊重内心直觉”、“坚信感性的表述同样具有重大的思想价值”的批评观念。以上种种，足可见出黄灯是怀抱着一个以感性经验切入现实问题的学术理想，试图实现知识分子阐释时代的责任。

黄灯对感性书写的依赖或许也和性别有关。敏感细腻、富有同理心是女性的天然优势，相对而言，女性作家更愿意在非虚构作品中流露感性情怀。孙桂荣敏锐意识到“抒情”在女性作家非虚构作品中的重要性，以梁鸿的“梁庄系列”、郑小琼的《女工记》、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为例，分析叙事中的女性意识，认为这种女性声音是对集体叙事不可或缺的补充。而在有关乡愁的抒情中，女性作家同样表现出性别特征。譬如梁鸿便总是以女性命运之痛楚来隐喻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落，黄灯亦倾向于以女性案例讲述时代变迁。在讲述同性故事的时候，作者的性别身份赋予她们毋庸置疑的合法性和共情力，她们更容易进入访谈对象的内心世界，产生强烈的情感共振。在《我的二本学生》中，黄灯详细讲述的大部分学生都是女性，她在描写她们的时候温柔且深情：“这些曾经出现在我课堂花名册的女孩，如暗处的一团身影，她们来过我的生命，如今又远走或隐匿。……我到现在还记得她们，而她们也许不记得我，她们像一群萤火虫，在夜空中闪烁着微弱的光芒，恰如她们独自蓬勃的青春。……这种光芒让我牵挂，也让我着迷。”这段抒情充盈着同性之间的相互理解，这种理解与认同穿越时间将黄灯的命运和这些女孩的命运重叠在一起又彼此映照，给这些未能实现理想却又曾经青春蓬勃的学生们涂上了一层别样的忧伤。

但“共情”这一黄灯高度依赖的叙事技巧，是否也有可反省之处？苏珊·蓝瑟对叙事技巧的意识形态性有着深刻的洞见：“叙事技巧不仅应看成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而且还是意识形态本身。”循此论断不难发现，《我的二本学生》中故事的缀连方式和作者的叙事语调背后，有一个强大的“我”始终在场，如同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与书写对象形成一种强制性的对话关系，那么，这个“我”在引导对话的同时是否也会造成遮蔽？这种遮蔽是否在相当程度上增强了“非虚构”的“虚构”性？在此我们或许触及了非虚构文学与人类学、社会学调查报告之间最大的差别：“在场性”和“介入性”使得非虚构文学呈现明显的抒情色彩，这当然是非虚构文学的文学性之所在；但过度强化抒情，也会造成理性的失衡，使得文本难于抵达真正的深刻。如果书写者的情感过于浓烈，那么所有的故事都将向其心存执念的方向聚集，最终过于轻易地“殊途同归”，形成一种未必可信的“共同体”面貌。这正是“抒情”的“见”与“不见”。学者黄灯在进行非虚构书写的时候，始终表现出坚持理性的姿态，她在文本中反复使用“隐秘”这个词汇，像探案者一样试图从一个个案例中寻找宏大历史在个体与群体身上烙下的印痕；但另一方面，真诚的共情与由此而生的急切的抒情，让这些案例中所隐藏着的多元丰富意义，迫不及待地奔向黄灯早已设定好的理性框架。这种主观上强烈的抒情动机，排斥了进行更加深刻而复杂的思考之可能。

然而，恰恰是“抒情”，成为这本书得以畅销的秘诀。在田野调查与写作的过程当中，黄灯不断袒露自己的困惑和困扰，她和学生之间形成了一种双向倾诉和疗愈的关系。作为一名体制内学术从业者，她痛感于层出不穷的考核指标如论文、课题、获奖等对学术创造力的消耗。这样的消极情绪只有在交流当中才能得到缓解，黄灯是在担任班主任和“导师”的过程中，在与学生的互动中，逐渐获得了“教师”这一职业带来的成就感：“在习惯了教师的生命节奏后，我强烈意识到，对教书这个职业而言，计量时间的单位是年、学期、周，一年年，一期期，一周周，在极其规律化、程式化的日程中，我的生活被开会、填表、写总结材料、评职称、发论文、报项目、做课题等日常词汇所塞满。剔除这些让人沮丧的时间，我发现真正支撑起自己职业生涯的依托，恰恰是课堂，是和学生的相处，是无数的公共课和少有的专业课机会。”

和学生的交流疗愈了黄灯的焦虑，但她或许并没有意识到的是，恰恰因为自己的焦虑，因为她和她的学生们一样，都感到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处在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才使得交流变得更加顺畅。这样一种奇妙的辩证法同样适用于书写和阅读，一个愿意承认自身困惑的作者，往往更容易引起读者的亲近感。如上所述，《我的二本学生》中，黄灯经常陷入感性与理性的博弈：一方面，她试图对个体与时代的关系作出解释，建立一种对历史与现实整体性的理性认识；另一方面，却又总是容易对个体命运过分共情，而使叙述滑入一种策略性的抒情。这种自我示弱的充分介入与作者心理矛盾的暴露，反而构成一种真诚的写作态度，与那些逐渐趋于坚固的报告文学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报告文学”中，如今已很少有作者愿意如此吞吞吐吐地呈现自己的心理活动，却力求以一种高度确定的客观姿态诉说“真实”；而“非虚构文学”则表达了一种“建构主义”的“真实”，作者的“在场”意识能够极大调动读者的认同感。“我”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观察者，而是有温度的参与者。正如黄灯在写作《大地上的亲人》时便坦率承认的那样：“和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调查比起来，也许书中的诸多表述都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显得杂糅和不纯粹”，但“唤醒情感在叙述中的自然出场，自有其必要和价值”。《我的二本学生》正是因为主观、杂糅、不纯粹，才能够唤醒读者情感的自然出场，形成了一种温情的氛围和平等的视角，这或许才是此类非虚构文学作品得以畅销的原因。

三 如果是深圳：黄灯的解决方案及其“虚构性”

如果温情仅仅存在于阅读幻觉之中，当然难以维系，重要的是在文本当中，黄灯究竟提供了怎样的想象或方案，来解决她和学生们的困惑与焦虑。二本学生们的焦虑是从龙洞开始的，那里有“广漂”青年们的“小确幸”和不确定，而这种不确定终将结束。龙洞那种摩天大厦与城中村杂处的空间形态，在超级城市广州只可能是一种暂时状态，它会被认定是缺乏规划、结构凌乱、影响市容市貌的疥疮，必须予以治理。2021年8月9日，广州省政府采购网公布《天河区龙洞街道龙洞村城中村改造基础数据测绘调查和土地勘测定界项目招标公告》，意味着那个曾经带给伟福们些许归宿感的栖居之地，将会焕然一新。私搭乱建导致的逼仄压抑与安全隐患，将会在城中村改造项目中得到治理；但与之相应的，是这里的居住成本也会水涨船高，对于下一批无法从原生家庭得到帮助的年轻“广漂”来说，龙洞也许不再是一个高性价比的都市港湾。类似的情况当然不仅仅发生在广州，在国内另外一个一线城市北京，“京漂”们也曾从圆明园附近的城中村撤退到宋庄乃至更远的地方，在同样出生于1970年代的徐则臣的小说中，我们目睹了城中村给贫穷却充满理想的年轻人提供了立锥之地，也目睹了无法扎根的漂泊者在“等待大雪封门”后离开北京。龙洞青年们“归属感”背后那一道若隐若现的阴影似乎逐渐张大了它的网罗，成为某种难以摆脱的宿命。对于这种宿命，黄灯在书中给予了充分探讨。她试图搞清楚“负载在就业层面的个人命运走向，到底和大学教育呈现出怎样的关系。……学生背后的社会关系、原生家庭，以及个人实际能力，在就业质量中所占的具体权重”。而结论显然是让人感到悲观的，书中娓娓道来的39名学生的故事分明指向一个残酷的事实：个人努力总是抵不上原生家庭给予的馈赠，错过了房地产红利期的家庭将无法为下一代积蓄购房资本，年轻人因此不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弯道超车又几乎没有可能。这让书中那些顽强地和命运抗争的青年人有如西西弗斯，正如《序》中所说：“个体层面学生与命运的抗争，和整体层面学生无法与命运的抗争，两者构成了惊心的对比。”这样的悲剧难免造成年轻人精神状态的变化。黄灯写到一次针对2015级中文班的课外阅读调查，学生们兴致勃勃谈及的几乎都是《诛仙》《龙族》《斗破苍穹》等网络小说，这让黄灯强烈感觉到两代人阅读史的巨大差异，并认识到“农村孩子在现实中，通过网络寻求慰藉”的逻辑。网络小说和电脑游戏一样，共同指向二次元世界的逆袭梦想，以慰藉青春期被压抑的热血英雄主义；而大学生对它们的沉迷，恰恰证明了“他们的成就感、满足感、目标感和生命能量的释放，依旧无法在现实功利目标之外，找到更多的通道”。黄灯由此理解了这一代年轻人何以“丧”、何以“无感”、何以“低欲望”。——全书开篇那种诗意，似乎已身陷时代的囹圄之中，那种作者与读者同病相怜而造成的温情脉脉，又如何能抵挡强烈的无力感呢？

于是，黄灯提到了“深圳”，以一个充满希望的空间作为这本书缓冲式的结尾。在她看来，深圳是“最能铭刻南方精神密码的处所”。如果说龙洞给了那些离乡的漂泊者一个暂且盗梦的空间，深圳这座移民城市则是一群异乡人共同建立新故乡的乌托邦。第六章中三位学生的“深漂”父母，正是黄灯的同代人。在讲述了诸多与现实妥协的年轻人之后，作者通过三个家庭的故事，勾勒出同时代人的深圳创业史，试图召唤改革开放的精神资源：他们是真正给社会做出过贡献的人，是能吃苦的一代，是幸运的一代，是敢于自我挑战的一代。从这些普通人身上，能明显感到特区的奇迹和无数普通劳动者敢闯、敢干的勇气密不可分。他们身上，篆刻着真正的南方精神密码。在这里，“南方精神密码”成为一个被浪漫想象精心包装的词汇，它既携带了“70后”“深漂”的勇气和执念，也蕴含了作者对下一代年轻人仍能以奋斗对抗命运的期待。

然而，“深圳”这一充满希望的空间，或者“南方精神密码”，真能够缓解《我的二本学生》中的无力感吗？有关深圳的故事中，其实也不无破绽，譬如那三个家庭处于怎样的阶层，仍是取决于买房决策——2007年买下六层楼房的亚康父母掌握了财富的密码。黄灯再一次用抒情的力量而非理性的分析提供了解决方案，也让这一方案具有一种“虚构性”而显得并不那么令人信服。或许更为重要的，恰恰是探究这一虚构性——重要的并不是深圳这一空间本身，而是人们如何想象深圳；深圳也并非一个空间，而与时间相关。退回到黄灯的同时代人还风华正茂的1997年，那时候有关二本学生或寒门学子的故事，有另一种抒情。那一年，天津一中高三学生安金鹏获得第38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金牌，迈进北京大学的门槛，随后一篇名为《贫穷是一所最好的大学》（也有以《妈妈是我最好的导师》为题的，内容一致）的文章广为流传。这篇“非虚构”作品中主人公极端的贫苦处境与极端的上进精神形成鲜明对比，令无数读者为之感动流泪，文章被各大报刊转载传播，也在《焦点访谈》中被引用，安金鹏由此成为出身贫寒而力争上游的励志典范。虽然后来成为北大数学科学学院教授的当事人曾多次澄清，称文章作者是“用不真实的感情色彩极力渲染我家经济条件的困难”，但并不妨碍大众对虚构的“安金鹏”形象确信不疑。如果将这篇世纪末的“赝品”和温铁军的《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对读，便可以明白在城乡二元结构严重制约了农村青年发展空间的情况下，人们是多么迫切地需要一个冲破藩篱的“孤勇者”英雄，去实现将不利处境变成拼搏动力的可能性，实现资源劣势向动能优势的转化。这种昂扬的抒情在一本关于北大周边“蹭课族”与考研族的访谈录《北大边缘人》中同样可以看到，那时的北大是一个向社会敞开的空间，为怀有文艺和学术理想的社会人群提供了一种心灵支撑，即使并非北大在籍学生，那些受访者也在这所最高学府感受到了正向激励和跨越阶层的希望。总体而言，在1990年代至21世纪初，尽管“三农问题”严重，“寒门”出身的年轻人们也深知命运坎坷，却洋溢着一种理想主义的光彩，在经济上行、房价尚未飞涨的时刻，他们坚信通过个人的努力奋斗可以赢得上升的空间和机遇。这样一种情绪显然铭刻在这些年轻人的基因当中，令黄灯在若干年后，仍将其命名为“南方精神密码”，在深圳找到了安放或想象青春的所在。

吊诡的是，二十多年过去，绝对贫困已经消灭的今天，却成为一个“宇宙尽头是考公”的时代，年轻人们不再有父母辈的斗志，却纷纷抱怨阶层固化。诚然，年轻人的困境有其真实的一面，黄灯在《我的二本学生》中所讲述、所感慨的，都具体而可信。但同样不能忽略的，仍是虚构的力量——那种种叙述中，尤其是经由媒体层层渲染的叙述中不断加重的焦虑感，是否有其并非真实的成分？媒体对于集体记忆的创造有着重要意义，但媒体又显然绝非客观。一些议题只要有可能引起关注和议论，就会被敏锐地捕捉到，媒体（包括自媒体）共享视角将在这模糊的集体记忆链条上不断添加材料，最终形成一个日益清晰且可信的有关时代的整体理解。新媒体对容易引发公众讨论的话题尤其趋之若鹜，在生产和传播热门话题的过程中，就非常容易造成背离真相的“想象性真实”。如果说《贫穷是一所最好的大学》中“贫穷=励志”的“心灵鸡汤”是一种消费主义畅销品的话，那么如今媒体合谋贩卖的“焦虑”会不会也是一种消费主义的新时尚？今天，在利益驱使下，虚构的“非虚构”同样层出不穷。2016年2月14日，一篇爆款“返乡文”《春节纪事：一个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描述了极其凋敝且礼崩乐坏的农村图景引得遍地唏嘘，后来却被证实是记者的虚构；2019年，咪蒙旗下的“才华有限”公众号发布“10万+”（阅读量10万以上）文章《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被《人民日报》微博点名批评“文章漏洞百出，炮制造假痕迹明显，奈何风靡横行！从标题党到炮制文，卖惨焦虑容易，但无节操刷流量只会消耗注意力资源，稀释社会信心”。这两篇虚构的“非虚构”与《贫穷是一所最好的大学》尽管旨趣大相径庭，其实本质异曲同工。

“贩卖焦虑”似乎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流量密码，但病毒一般复制焦虑只会让人们过得更加糟糕。其实焦虑并非最近才有的时代症候，只是伴随着消费主义的肆虐近几年才在国内成为风尚。早在195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卡伦·霍妮就指出现代社会有一种“神经症人格”泛滥的特征，竞争及其带来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随时都在侵袭着现代人，而为了对抗这种焦虑所建立起来的防御机制，使得“神经症人格”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副产品。不可餍足的欲望与相对匮乏的现实相背离，便产生了焦虑情绪，我们势必要与这样的情绪长期共存，但不断以想象的方式强调这一处境并不能给我们以更多的启示和力量，正如不断创造出“内卷”“躺平”“摆烂”之类网络流行语，只会让抵抗变得更加消极。抒情从来都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文学技术，但是过分倚重抒情却可能令书写者不经意间落入集体无意识的陷阱，高度同质化的情感基调导向大同小异的分析结论，从而造成一种难免有些粗暴的时代定性。唯有多视角的叙述和观察才能还原更真实的社会面貌，努力实践理性的求索而非单纯的情感宣泄，才能为我们身处的世界变得更好提供富有洞见的参考。

当然，无论如何都必须承认，《我的二本学生》生动而细致地呈现了当下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年轻人群体，黄灯以极富责任感和内省精神的知识分子立场，对一代人的命运抱以同情和理解，即便视角或许稍嫌片面和主观，也毕竟为我们理解时代提供了可贵的真诚的注脚。但如果将黄灯呈现的“隐秘”视为这个时代的全部真相，则未免太过于轻信“虚构”，反而辜负了“非虚构”挑战不真诚叙事的努力。毕竟一个理想的读者，不应止步于对作者“真实呈现生活”的感性认同，也应该对其看待世界的位置、视角、情感模式和思维方式有理性的理解。读者与作者、感性与理性彼此对照参详，才真正构成一个文本的复合面貌，也许这才是文学——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最令人着迷的地方。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