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林晓哲的小说

　　许多年前，我与几位乐清文友在一家茶楼聚餐，座中多是温良之辈，没有喝酒，也没有跳大神般的诗歌朗诵。其间，有人向我们介绍一位新朋友，说他名叫林晓哲，也写小说，我很快就联想到他发在《箫台》上的小说。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最早发现小说家林晓哲的是两位文学前辈(马叙和倪蓉棣)。那时候他的两篇小说都发在一个毫不起眼的乐清文联内刊上，识者寥寥。我是读了马叙的评论文章之后才开始读他的小说，未竟数页，便知道他跟我是对路子的。因此，初次见面，也如同老友相晤。坐在我身边的一位朋友以预言家的口吻说，再过几年，温州作家群中又将杀出一匹黑马。他的话让我不得不重新打量眼前这位新朋友：那时候，他虽说瘦黑，却有一股清劲之气;留一个给人感觉平实的平头，直竖的发丛间夹杂着几茎与年龄极不相称的白发;面部棱角分明，眼睛略显鼓凸，鼻子上方即便架着一双眼镜，目光也没有锁定在镜片里面，而是直射出来，仿佛很有远见;他的嗓音足够浑厚，底气也足，但不张扬。席间，我听说他是乐清高阳村人，而且大学又是读法律专业的，因此就问他是否知道民国时期一位名叫林佛性的法学家。他说，林佛性与他同村，也算得上是同宗。随后他也带着几分好奇问我，怎么会突然问起林佛性这人?我说，我当年读县志时，无意间发现这个名字，感觉可以按在我小说中的某个人物身上。之后与他互加微信，并且注意到，这位青年小说家还有一个雅号：大蛰先生。“蛰”与“哲”谐音，有虫子潜伏之意，大蛰，也可解作大隐(大隐隐于市)。作家里面，带“蛰”字的，有施蛰存。施先生当年解释说，“蛰存”二字判定了他一生的行为守则：蛰以图存。许多年后，我给大蛰兄题写斋名蛰庐时也在跋中略微提及这层意思。

　　初读林晓哲的小说，我曾发现一个倍觉亲切的地名和人名。问他，是否与这个村子的人有什么渊源关系。他说，那个村子是他母亲的娘家地。我告诉他，我祖母的娘家地也在那里。我没有深问，他也没有细说。这里就有必要说几句题外话了。我祖母家的祖上据传是武举人，就住在村上一个不大不小的四合院里，我祖母的弟弟(三舅公)直到临终前家里还豢养着几匹高壮的马，算是保存武举人家的几分遗风。三舅公去世那年，几匹马也迅即被家人卖掉。还记得葬礼过后，我顺便去隔壁“两间楼”拜访了一位表叔，这位表叔名叫赵挽澜，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书法家。挽澜表叔送我出门时，指着三舅公家门口的一块青石说，这块祖上传下的旗杆夹消失多年之后现在又回到我们老家门口了。据说，这块青石曾被一位寺僧“借”去做寺庙的台阶，但没过几年，寺庙就发生了大火，寺僧以为，这块青石是“赵举人家”的，应当“完璧归赵”。我们边走边聊时，挽澜表叔在无意间说道，他有个外甥，叫林晓哲，也是写小说的。我说，晓哲，我自然认识，但不知道他竟是我的远房表弟。之后回想，我早年跟父亲逢年过节带点伴手礼去看望舅公舅婆时，偶尔也去“两间楼”打个招呼，可我居然从未在那里遇见过晓哲。真正让我们相遇的，竟是文字。

　　晓哲是机关公务员，写作对他来说是公余的私活，零敲碎打，既无心，也不十分着力，但他的小说就是在这种经意或不经意的状态中完成的。他的文字是干净的、自然的、没有姿态的。在乐清的小说家中，马叙善于写小人物，而晓哲善于写机关人物。他写机关人物，没有我们常见的那种宏大叙事，而是深入到每个人物的内心深处，故事虽然不同，却有一个相似的内在形象，而这个内在形象里面又多多少少投注了作者自身的影子。他的小说之所以没有那些类型小说的弊病，是因为，他写的是人，而不是某一类型的人。这些年，晓哲的小说越写越有味道了。他每每写完一篇小说就会发给马叙看，有时也会发给我看(上面通常附上一句“敬请指正”之类的公文式敬语)，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主人烧好了菜，还没端到餐桌上，就请你先去厨房作一番品尝，而且还会不断地问你味道如何。但我实在不太喜欢对朋友未曾发表的文章品头论足。这不是世故，而是“一向如此的旧例”。我完成一篇小说初稿，很少会发给朋友们看，通常是放在抽屉里，长则半年，短则一两个月，其间若是感觉有不妥之处就拿出来打磨一下;若是觉得无处下手，就拿出去投稿。在这一点上，我缺乏晓哲那种“不怕别人挑刺”的勇气。这也证明我对自己写下的文字缺乏必要的自信。

　　虽说是机关公务员，但晓哲并不像我所想象的那样刻板，在生活中，他是一个热爱俗趣但不溺于俗套的人。他会玩麻将，而且以出手快、牌风正著称;一度在博客上写点纯属打趣的文言文或旧体诗;喜欢呼朋唤友去登山或独自一人去跑步;无聊的时候，他也会来一点无伤大雅的恶作剧。他跟我讲过一件童年趣事：小时候，他跟二姐争看各自喜欢的电视节目，没有如愿，就拿来一根小木棍，在二姐面前晃来晃去。原本只是为了吓唬一下对方，不料竟真的敲中了二姐的脑门。事件的戏剧性变化就跟小说一样。晓哲手持的小木棍后来出现在小说《清白》中，就变成了另一样道具：照相机;出现在小说《暗战》中，就变成了一支录音笔、一份诉状。总之，在他的小说中，主人公通常都有一种使点小坏的本性：貌似老谋深算，实则无理取闹。而这个“闹”字是“闹剧”的“闹”。

　　就像他极富耐心地对待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那样，他也非常认真地对待工作或生活中的每一件事。自从进文联工作之后，他就开始接管《箫台》这本杂志，从组稿、编稿、校稿，到最后出样稿，大多由他一人操办。机关生活一方面让他变得更趋于冷静、谦和、谨小慎微，另一方面，也让他更善于观察、敏于思考，并且不惮于在事上磨。这些应该都是成为一名优秀小说家的必备条件。

　　谈到写作，晓哲常说自己疏懒，写得太少。好在他似乎也不怎么急，写得慢一点，少一点，也许会更好一点。事实上，他一直把生活看得比写作更重要。但凡有空，他都愿意跟两个儿子之间相处，陪他们玩耍、读书、画画、看电影。这些年，他给孩子们拍照，制作成一本又一本相册，记录父子对话，编成一本小书，想必也是占用了不少写作时间。我常常笑称他是大儿子的秘书、小儿子的玩具。一位心理医生朋友跟我聊天时说：一个父亲跟孩子玩得来，很可能跟睾胴分泌有关，也就是说，睾胴减少，催产素与多巴胺就会在亲子关系中发挥能量，照顾孩子的欲望就会随之变得越发强烈，以至于父爱泛滥。他这番话是说给我听的，但我更愿意把它说给晓哲听。

　　晓哲的性情有温和、散淡的一面，也有烈马长枪直指世道人心的一面。正如他的写作，有时是用刚笔，有时则用柔笔;用柔笔时，骨子里有刚硬的东西撑拉着;用刚笔时，又有柔情似水的东西流淌着。刚柔相推，变化不拘，正是他性格的两个面。

　　他是个多面手，每个面都能见出他的生活情趣与艺术才能。早前，文学圈里的朋友仅仅知道林晓哲是写小说的，而摄影界的朋友仅仅知道林晓哲有摄影才能。晓哲时常在两个圈子之间游走，自得其乐。有一年夏天，我在上海办了一个“作家诗人书画摄影作品展”的主题活动，晓哲也在受邀之列。他给我发了几幅摄影作品，全都是风景照，但他所拍摄的风景是内心化的风景。譬如，他所拍摄的黄山，仅露峥嵘一角，其余留白;而他拍摄的树林则又是密不透风的，因为上头歇着两只淡定的小鸟，所以画面就显得丝毫不乱。从晓哲的摄影作品中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绘画的构图，甚至让人联想到朗静山先生早年的水墨摄影。后来在一次闲谈中我问晓哲，你是否学过国画?他笑道，他其实在国画方面是下过一番功夫的。没过几天，他就给我看他早些年的绘画作品。

　　慢慢地，我又发现了一个有画画别才的林晓哲。他重拾画笔，是在不惑之后。他的画，关注点往往很小，无非是一些家居物品，如牙刷、脱鞋、酒杯、水杯、衬衫之类。如果画鸟，他就独独画一只鸟;如果画猫，他就独独画一只猫(外加一团懒洋洋的云);如果画树，他就画树的某个局部。很奇怪，唯独没见他画人。人到哪儿去了?也许都到他的小说里去了。

　　按理说，一个会画画、摄影的人在写作中应该更擅长“图画思考”，但晓哲明显是擅长“词语思考”的。他喜欢把小说往“小”处写，往幽深处游走。这一路小说，他写过几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发在《收获》杂志上的中篇小说《鸭子与先知》。读那篇小说，我感觉他手中仿佛有一个照相机，一直对着一些人物在无声无息地移动。眼神的波动、嘴唇的蠕动，都在他的观照之下。我不懂摄影，平素习惯于手机拍照，时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对焦的位置是准确的，但测光的位置没对上，因此，为了让被摄物获得清晰的呈现，我不得不移动黄色小方框来调节曝光的程度。我想小说中也有这样的处理方式：对准了一个人物之后，得给他一点亮度，并且在某一瞬间照亮人物身后隐匿的东西。晓哲的小说里就有这么一个无形的取景框，不仅可以有效地限制视角，还可以精准地摄取所需之物，捕捉到故事的焦点。所以，整个叙事的过程仿佛就是不断对焦拍摄的过程。作为读者，我从他的小说中发现了他为人处事的特点，也从他本人身上发现了某些幽微的叙事特点。

　　晓哲是一个把工作、生活、写作三件事拎得很清的人。案牍劳形之余，他常常会从办公室走出来，想一些与工作无关的事;孩子熟睡之后，他常常会坐到书桌前，写一点属于自己的文字。出世之想，于事无补，但一个人有时就需要这种“无补”的东西。如果是一根烟夹在他手里，他会漫不经心地抽掉这根烟，让思绪从手指间飘荡出来;如果是一杯水放在他手里，他会喝掉杯子里的水，把自己的思绪放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