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的两部“长篇小说论稿”片言

　　友人春林赐来他新近出版的《王春林2019年长篇小说论稿》和《王春林2020年长篇小说论稿》两部新作，并期望我能“雅正”。这番美意既令我感到温暖但更让我为难，且不说“雅正”，即便是“俗论”也难以胜任。不是因为别的，要害就在于他所“论”的那些长篇小说原作近乎一半我要么没有细读要么压根就没看过，这又如何“雅正”得了?

　　平日里也知道春林有长篇小说“阅读劳模”之誉，但说实话更多时候也只是将此作为一种笑谈而已，并未当真。这次面对春林派的活儿，不得不为之做了点小统计：《王春林2019年长篇小说论稿》评说这一年出版的长篇小说16部，《王春林2020年长篇小说论稿》则更上层楼---17部，以每部作品平均25万字(大都超过)计，平均年阅读量至少在500余万字左右，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两部著述中所收录的33部长篇小说一定不是他阅读过的全部作品。或许是一种巧合，本人这两年由于为《文汇报》撰写“第三只眼看文学”的不定期专栏，阅读也差不多以长篇小说为主，春林在这两部“论稿”中评说过的那33部长篇我虽都知道，但正好有半数完全谈不上细读。自以为本人还算是一个勤劳的阅读者，但在春林这个“劳模”面前，的确只能是相形见绌。如此这般，又有何能得以评说春林的两部大作?然“劳模”所嘱又只能遵命，但也只能限于“片言”而已。所谓“片言”即本人以下评说仅限于自己同样细读过的那些个长篇，否则就是妄言。

　　先离开春林的这两部新作说点并非是完全题外的话。本人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与文学评论亲密接触的，那恰是一个粉碎“四人帮”后而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时代，包括文学评论。因此，那时文学评论的主题词就是批判以“假大空”为核心的“阴谋文艺论”而回到文学批评自身。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回归”后，业界人士又发现，“回”虽确是“回”了，但又“回”得未免过于单一，虽也是就文本说文本，但多是清一色的所谓社会学批评，而即便如此也不完全，准确地说更多的还是一种意识形态批评。这也就滋生了80年代中期开始的关于对文学评论多样化的呼唤和对文学批评方法论问题的大讨论。于是本土的、外来的，古典的、现代的各种批评新观念、新方法纷至沓来，虽良莠不齐，但人们视野毕竟打开了许多，评论者笔下可使用的兵器也丰富了许多。

　　经过这次方法论问题的大讨论，据本人未必准确的观察，文学评论在方法上的丰富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从大的路数上似仍可划分为两大“阵营”。其一，紧贴着文本评文本，但其特点则是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观察的视角与评说的方法不再是单一的意识形态批评而是丰富了许多;其二，虽名为评说某部具体作品，但究其实则更是将其作为陈述或张扬自己某种文学主张的例证，而作品本身与那种文学主张则未必十分吻合甚至风马牛不相及。这样一种评论说好听点似更当归入一种理论研究、一种观念的张扬;说难听点则是理论研究与文学评论两头都不靠。后一种评论我们平时并不鲜见，一部鲜活的作品在某位论者的笔下尽管被肢解得七零八碎、分析得口吐莲花，待你找到原作一看却满不是那么回事。这种评论惯用的手法其实也不外乎两种：或戴大帽或吐新词，如此而已。

　　对后一种评论，就基本方法而言我当然并不是一概反对。我所不认同的只是对作品文本本身的随意游离，尽管众人在品评某部具体的文学作品时确有见仁见智之别，但在一些最基本的判断上却不宜简单地为其戴帽子划门派。比如面对女作家的写作固然可以称其为“女性写作”，但在“女性写作”与“女权主义”之间却没有划等号的理由，一旦戴上了“主义”这顶帽子就完全不是一个单纯的写作技术问题而演变成为对世界对人生的一种基本观念与评价了，这显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

　　绕了这样一圈，其实还是为了评说春林这两部“论稿”的基本特点。如果本人的上述描述与划分大抵不谬的话，春林的长篇小说评论显然属于那种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展开批评的一类，而对作品的评说又是紧贴着文本依据自己的理解逐一展开，并非那种先为之戴上一顶理论大帽然后生硬地进行套装的那类看上去貌似深刻实则失之空泛的评论。为了证明这一点，不妨简略地解剖一下他的两则评论。

　　比如关于李洱的《应物兄》。这部最终荣膺“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出版伊始即成热点：一是创作过程耗时长达13年，二是体量长达80余万字，三是内容十分丰饶，四是各种评价众说纷纭。面对这样一部“现象级的作品”，春林的评论也长达三万余字，尽管他将这部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定义为“是当下时代难得一见的一部优秀‘百科全书’式长篇小说”，但全篇评论则是紧贴“权力”与“资本场域”这两个关键词对知识分子的绑架与扭曲进行细读与解析。身为作品主人公的应物兄是学界也即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当这位“不仅学富五车，而且在学界乃至更为广泛层面都有着不小影响力的现代知识分子”代表受命开始筹备太和儒学研究院时曾是那样的踌躇满志：“我已经准备好了，将自己的后半生献给儒学，献给研究院。”然而，在筹办过程中，“伴随着以栾庭玉为代表的政界力量，以黄兴、铁梳子为代表的商界力量的逐渐介入”，“太和儒学研究院竟然不知不觉地改变了味道”，应物兄也“日渐被边缘化”。其实不仅是太和儒学研究院的筹办在权力和资本场域的绑架下而异化，即便是应物兄本人又何尝不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也出现了某种异化?比如他也会同时出现在几个不同的电视频道，他还会拥有三部手机以应对不同的通话对象;其实还不仅只是限于应物兄，包括他的上一代、同代中人及下一代在权力与资本的绑架下也莫不程度不同地出现了种种变异。对春林这则评论的上述概括我当然是在尽量从简，但春林的实际行文则显然是紧贴着《应物兄》的文本逐一演绎出来，这绝对是一个细读的过程。如果只是一种大而化之、囫囵吞枣的浏览，或抱着某种先验的理念进行解读，其结果未必如此。也确有若干关于《应物兄》的评论，至少我本人阅读后的感觉就是“文字虽好，但和《应物兄》有什么关系呢?”，这当然不能怪罪于作者，还是怨自己才疏学浅吧。

　　再看一则春林对邓一光长篇《人，或所有的士兵》的评论。评论对象又是一部近80万字的“超级长篇”，对它的解读之难除去“超级长”之外，更在于无论在邓一光过往的长篇小说还是在整个战争文学题材的创作中它都是别具一格。众所周知，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领域，邓一光因创作了《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和《我是我的神》等作品而赢得“最会写战争小说”之誉。《人，或所有的士兵》虽同样还是写的战争，但却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写法，呈现在面上的当在于作品的主角儿由战神变成了战俘，更深层的则是由此而带来的对战争与和平的反思。面对这样一部作品，春林的评论首先从它在文体上如何处理“纪实与虚构”的特征入手。在他看来：像“邓一光这样在一部足称厚重的长篇小说写作过程中，下足了历史考古学功夫的，虽不能说绝无仅有，但也的确罕见。首先是在篇尾细致列出的多达四十七部(其中包括两部影像资料，其余均为图书作品)的本书参考资料。……在一部长篇小说中，看到‘本书参考资料’的专门罗列，邓一光的这部长篇小说，乃是第一次”;“而从写作技术的角度来说，能够把这些具有突出史料性质的东西，令人信服地编织进一部想象虚构性质同样非常突出的长篇小说中所充分考量的，正是邓一光一种非同寻常的艺术构型及整合能力。”与此同时，在“纪实性史料的穿插方面，(邓一光还有)非常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他对诸如海明威、张爱玲、萧红、许地山、戴望舒等一些作家在小说中的想象性处理。”接下来春林又细致分析了作家对“众声喧哗、堪称杂多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如何设定……凡此种种，春林在这篇两万余字的评论中，尽管从历史考古学、纪实与虚构关系、叙事学、心理和社会历史分析等多学科、多角度对《人，或所有的士兵》进行了分析与评说，但无论作何分析评说，也姑且不论评说的是非与否，春林细读文本贴着文本进行评说的这个特点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客观的存在。

　　说实话，春林对一部作品具体评说中的某一点具体判断我未必完全认同，有的甚至还是完全相悖，但这并不重要，所谓见仁见智是也。换言之，就作品评论而言，比之于“仁”或“智”，我同样看重的是“见”。“见”即文本、即细读，离开文本、没有细读，其“仁”其“智”都未必确切，甚至走向荒谬。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的确读到了不少名为具体作品评论，但实则远离作品甚至曲解作品的“高论”。我不理解的是，既为“高论”，其实完全可以独立地著书立说、自成一体，又何必硬要绑架一位名家与一部名作呢?这种状况究其缘由，我想要么是论者自己的不自信，要么便是没有认真地读原著，前者是能力不足后者则是学风不正，而无论哪种都要不得。立足于这样的背景，再来反观春林的这两部“长篇小说论稿”就见出其学术与学风价值之所在，所谓“阅读劳模”之誉也并非浪得虚名。这个“劳模”不仅是阅读量之高，更是阅读质之细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