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家园：日常叙事中的美学新变与精神建构

一

任何一家成熟的文学期刊，都会追求自己的美学风格。这种风格在栏目设置和稿件取舍中会体现出来，当然，最为鲜明的彰显还是其举办的评奖。《长江文艺》双年奖是长江文艺杂志社近年来精心打造的文学品牌，两年一届，目前已举办三届。历届评出的作品大多具有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准，故而在文学界产生较大影响，这个奖也因其严肃公正和含金量高而为作家们所看重。

本届获奖作品既有中短篇小说，也有诗歌、散文和评论。囿于篇幅所限，本文只讨论小说。本届获奖小说共8部，中篇小说为《成人记》（薛舒）、《会见日》（曹军庆）、《来访者》（蔡东）、《尼罗河女儿》（孙频），短篇小说为《风很大》（邓一光）、《驯猴记》（包倬）、《会唱歌的浮云》（叶兆言）、《父亲的长河》（钟求是）。这些作品匠心独运、各有千秋，大体代表了《长江文艺》近年来所发表小说的最高水准。它们曾多次被各种文学选刊转载，放在当下小说创作格局中来审视亦有一定代表性，因而其“样本”意义不言而喻。也就是说，这些小说不仅体现着《长江文艺》的美学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着当今中国文学发展的趋势与特点。

尽管这些小说题材不同、主题各异、风格多样，但是它们均聚焦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记录生活本相的同时又力图穿透生活表象，巧妙融合个体性与公共性，深入探索时代剧变中人的复杂生存境遇和精神困境，为日常叙事注入了新的美学内涵，为新时代怎样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新经验。

我们知道，自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逐渐深入和社会生活日新月异变化，文学观念不断发生嬗变，正面表现集体、崇高、英雄、重大题材的宏大叙事逐渐式微，而表现个体、渺小、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日常叙事逐渐勃兴并成为主潮。日常叙事放弃了史诗性建构，由聚焦重大社会问题转向关注个体生存状况，书写时代变迁中普通个体的日常经历与生命感受，建构起新的文学空间，催生了新的美学表达，推动着中国文学螺旋式向前发展。

当日常生活成为文学叙事的主要内容之后，作家们基于不同的价值立场和审美观念，对“日常生活”的理解与表现并非完全一致、一成不变。在先锋文学与寻根文学中，日常生活的象征意义得到强化，日常叙事成为消解宏大叙事的武器；在新写实小说中，原初的、琐碎的、“毛茸茸”的日常经验成为书写中心，感性实践得到凸显，深度意义被取消；私人化写作聚焦物质化、欲望化的日常生活，通过强调个人经验来彰显个体价值；新历史小说由“大历史”转向“小历史”书写，关注日常岁月中普通人的命运沉浮，具有个人化、碎片化、民间化的特点；底层文学关注底层、边缘人群的日常生活，突出了伦理道德价值……四十多年来，日常叙事的发展流变从一个侧面折射着中国文学的变迁，不仅深化了文学对“人”的发现与理解，而且拓展了文学表现疆域，丰富了时代审美内涵。但是，因为它拒绝宏大生活，所以也限制了作家的视野与想象，导致大多数关于日常书写的作品无法超拔于庸常现实，既不能潜入幽深的生命根柢，又不能抵达辽阔的星辰大海，实现自由的审美创造。一方面，作家们放弃了总体性视野，单向度聚焦市场主导下的物质生活、消费生活或者是某种哲学观念笼罩下的生命状态，忽视了日常生活原有的多样性、丰富性与活泼性，对复杂的生活进行简单化处理；另一方面，作家们弱化了理性批判精神，过于强调日常生活的碎片化、平面化、感性化，忽略了将个体性的情绪、情感与思想转化为公共性的人文精神，放弃了对深度意义的追问和对价值理想的建构。其实，随着市场经济全面启动和大众文化勃兴，日常叙事危机在九十年代之后的文学创作中呈愈演愈烈之势，引发了文学界的反思，譬如对文学不及物的批评，就是集体性焦虑的集中表现之一。

反思的角度和路径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不妨回到概念的原点来展开追问：何谓日常生活？何谓日常叙事？匈牙利理论家阿格妮丝·赫勒在《日常生活》中指出，“日常生活”是指“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用中国学者衣俊卿的话通俗地解释就是，“日常生活”是指以个人的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各种活动的总称，其中最基本的是以个体的肉体生命延续为目的的生活资料的获取与消费活动，以日常语言为媒介，以血缘和天然情感为基础的个人交往活动，以及伴随上述各种活动的日常思维或观念活动。关于“日常叙事”，一般认为是指对个体的日常生产、消费、交往等活动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日常思维或观念的叙述。也就是说，日常叙事指向的核心是个人。日常叙事的内容包含“环境”与“再生产”两个方面，后者既是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具有总体性，同时还要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具有社会性。

从社会实践来看，“日常”并非凝固的，“生活”也非封闭的。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下，“日常生活”曾经以不同的面目出现，譬如凸显意识形态和阶级话语的“政治日常”、体现精英意识和哲学观念的“意义日常”、代表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的“欲望日常”。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日常生活”是遭到简化、抽象甚至异化的“生活”，在打开某个书写面向的同时制约了日常书写的广度与深度。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在“人民文学”的召唤下，作家们的立场和观念发生转变，对“日常生活”有了更全面而深刻的理解，“生活”得以进一步敞开，日常书写获得新的形式与内容。返回日常生活本身——植根于时代和人民的丰盈而活泼的“现实日常”——正成为一种趋势，在整合宏大叙事资源基础上重建新日常叙事美学将成为可能。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长江文艺》双年奖8部获奖小说不仅以新的美学面貌凸显了刊物开放、包容、创新的气质，而且为我们探讨“日常叙事”提供了有价值的言说样本。

二

日常生活看似波澜不惊、平淡无奇，其实丰富博杂、曲折微妙。作为人类恒常的生存状态，日常生活中包孕着全部的人性秘密和精神价值，为文学表达提供了辽阔疆域，为探测人类心灵提供了无限可能。对于作家而言，如何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并完成对象化，“传奇化”是重要路径之一。有人说，“传奇的核心就是日常生活。”那么反言之，发现并提炼日常生活的传奇因素，考验着作家的洞察力与概括力，决定了日常叙事的美学含量。纵观新时期以来的日常叙事，无论文学潮流如何变化，“传奇”是不变的选择。

本届获奖小说呈现出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在整体性观照人的日常行为与观念时，善于发现并提取其中的传奇性因素，以新的美学形式予以表现，由日常生活折射时代脉动，由个体命运透视生存状态，由生命沉思通向终极关怀。

一类是对事物本身内在奇观的新发现，如《驯猴记》、《会见日》中的《新生》与《假发套》。《驯猴记》讲述方家祖孙三代与猴子间的传奇故事，如果说猴子抢夺食物、模仿剃须自戕算是稀奇，干农活、抬轿子、耍把戏堪称神奇，那么自觉接受驯化并沉迷其中就是拍案惊奇了。这部小说的新意在于，发现了日常事物中别有意味的传奇——猴性向奴性的蜕变。《新生》中的父母在会见日去戒毒所劝勉儿子改过自新并无传奇色彩，但是新生命在这个特殊日子里于半路诞生的象征性以及目标无法达成的荒诞感，在照亮平淡生活的同时赋予了其传奇性。《假发套》中儿子的一个毒誓在生活中一语成谶，成就了一段通俗传奇，作家通过“假发套”这个道具让母亲回归正常，则是巧妙实现了对于日常生活的再传奇化。

一类是对人物行为非常化的凸显，如《风很大》中的“拯救”、《父亲的长河》中的“失忆与重返”、《成人记》中的“成长”。陶问夏（《风很大》）驾车于风雨中逆行救助流浪猫、流浪狗等弱小动物，其行为的超常性不仅具有伦理意义，更具有象征意义。老年人的失忆属于日常生理现象，但是，当“父亲”（《父亲的长河》）的失忆成为抵抗孤独的方式，而重返故乡、童年生活被视为拯救方式之后，其传奇性就凸显了出来。如果说智障儿舟舟（《成人记》）有别于常人的日常行为以及他完成自己“成人礼”的奇妙方式尚属可以想见的传奇，那么严月作为母亲和女人在隐秘情感变化中“成人”则是作家撩开日常面纱后独具匠心的发现了。对于人物非常行为的细致刻画，不仅是为写真生活本身，更是意在镜像之外。

一类是对人物性格特异性的聚焦，如《来访者》中的“失败者”江恺、《会见日》里的“异化者”安尔恕、《尼罗河女儿》中的“新人”小卓玛。江恺患有抑郁症，原生家庭导致他怀有强烈的压迫感和剥夺感，于是他以变态的方式进行反抗，性格扭曲，无法融入正常生活。安尔恕因为偶然的原因被语言权力异化，人格出现分裂，具有妄想症特征。小卓玛在乡村文化/都市文化、传统观念/现代观念的交织冲击下成长，性格看似极端，其实是一个将汉、藏民族伦理价值观念统摄于一身的“新人”。正因为这些人物的性格异于普通人，所以才会产生特殊的经历和奇特的命运。

还有一类是对社会关系奇特性的揭示，如《会唱歌的浮云》中的三角人物关系。小说中着墨最少的小黎是核心人物，老王与她结婚，老魏与她暧昧，云裳对她纠结，而老王和老魏、云裳夫妇又是朋友。平淡如水的生活因为这种奇特关系的存在，潜藏着引而不发的戏剧性。

这些传奇性因素均隐含在日常生活之中，被作家们慧眼发现，然后以“反传奇”的方式予以书写，呈现出一种新的美学风貌。综观这几部获奖小说，从叙事立场来看，他们摒弃了精英思维和过度的理性烛照，回归到日常状态来审视生活，发现日常罅隙中的不寻常并艺术化地予以凸显。从叙事视角来看，多半采用第一人称“我”的视角，或者是采用第三人称限制视角，放弃了无所不能的上帝视角，更切近人们日常观察生活的方式。从叙事时空来看，基本采用线性叙事，没有运用时空交错、并置等非常方式，符合生活流的本来样态。从叙事语调来看，娓娓道来，温和平顺，接近日常生活本来的调子。从叙事风格来看，并不追求环环相扣、一波三折、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而是采用散文化叙事，更加契合生活本相。

以“反传奇”的方式叙述日常生活“传奇”，是近年日常叙事中出现的一个新变化。这几部获奖小说既以生活流的方式还原了生活状态，强化了日常生活的质感，又以对传奇因素的巧妙提取与别致呈现，保持了叙事的内在张力，而且为典型人物塑造和深度意义开掘打开了通道。

三

作为宏大叙事的对立面，日常叙事的目标当然不是创造历史神话和塑造“神性”人物，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对于典型人物的塑造。从前面的概念梳理已知，日常叙事本来就包含对环境的书写，因此典型环境刻画同样不应被忽略。无论是先锋文学、寻根文学，还是新写实小说、私人化写作，在日常叙事中都拒绝塑造典型人物，至于新历史小说、底层文学虽然注重塑造人物形象，但大多不重视对典型环境的描写，因此，新时期以来日常叙事中引起广泛关注的典型人物并不多见。所谓典型人物，是指那些具有鲜明个性，同时又能反映出特定时代生活的普遍性，揭示出社会发展本质的人物形象，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体。典型人物必然是由典型环境中孕育生长而出。

本届获奖的小说，大多比较注重对于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塑造，其中以《尼罗河女儿》和《风很大》最具代表性。

《尼罗河女儿》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富有时代气息的新人——小卓玛的形象。作家精心设置两个具有典型性的社会地理空间，一个是广州，一个是青海的次秀村，前者是位于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国际大都市，后者是边地闭塞的藏族小山村，两者的结合正好象征了中国的现实环境。广州是喧嚣的、流动的，它创造着梦想和欲望，这里的人们相信通过奋斗可以发财致富，可以实现人生价值，但也会遭遇失败和异化；次秀村是宁静的、凝滞的，尽管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但它依然保留着强大的传统文化，人们虽有躁动和焦虑，但总体上遵循着传统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生活，秉持信仰，相信轮回，内心安详。小卓玛在次秀村长大，在大卓玛的带领下走向外面的世界，走上风光的T台，活色生香，光彩照人。她迷恋魔幻似的现代生活，可是因为大卓玛之死，她又怀疑这种生活的意义，于是陷入焦虑之中。她付出了艰辛努力，可事实并不完全如她所愿：漂泊在滚滚红尘中，对物欲的追逐没有止境，奋斗者未必都能成功。那么，人该如何安放自己的本心？面对生存困境，小卓玛没有消极逃避，而是选择积极应对，因为藏族特有的宗教文化给了她力量。与其说她坚信大卓玛会转世，不如说她是想借此确信“轮回”可以拯救自己。小卓玛的内心中住着两个彼此冲突的“卓玛”，一个热烈奔放如火，一个淡然安静如水，一个聪明、活泼、率真、善良，一个似乎深藏心机，让人隐隐不安。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不是凭空想象而来，恰是在这个复杂时代生活土壤中孕育生成，小卓玛在现代文明、传统文化、世俗观念、宗教精神的多重冲击下被生活熔铸成为“这一个”。作家没有采用二元对立的方式简单处理这个人物，而是让她从日常生活中获取点滴启悟和力量，在传统/现代、宗教/世俗、此岸/彼岸之间挣扎而获得平衡，保有乐观进取，保有心灵归宿之地，保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激情。在一个物欲化的浮躁时代，小卓玛就像一股活泼的清风，由人间大地升腾而出，又超拔于现实生活，堪称一个具有新意的时代典型形象。

《风很大》中的陶问夏则是一个让人过目难忘的新都市女性形象。她在台风中逆行，救助无家可归的小动物，就像大洪水爆发后的诺亚，象征着拯救与希望。“台风”为这部小说营造了一个典型环境，它至少有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自然风暴，二是指情感风暴，三是指社会环境风暴（包括国际金融风暴）。正是在多重风暴的交织冲击中，完成了对陶问夏的形象塑造。她是社会精英，事业有成、生活优渥，可是情场失意，与丈夫离婚，对情人不满，同时还面临着职业发展压力。当风暴来临时，她选择了承担，并且积极行动，这不仅源于内心的爱，还源于责任。她并非过去小说中常见的人文知识分子，而是从事精密仪器专业的工科博士，可她同样拥有强烈的反思精神，追问人为什么会蜕变，为什么会失去血统而变成“杂种”？这既是城市新移民对自我身份的质疑，也是对文化基因蜕变的忧虑。“这个世界只剩下她一个人，她还得循规蹈矩，守住血缘，等待红灯？”反诘中流露的孤独感，更加烘托了她孤绝而往的形象。她从经济上到情感上、精神上早已独立，所以能够充满怜悯地质疑男性：拥有诞生和毁灭能力的他们为什么那么容易倒下，而且爬不起来……她既不是符号化的女权主义者，也不同于文学史上的叶知秋、陆文婷等传统女性知识分子形象，而是一个脱胎于传统而又携带着强烈时代气息的新形象，在日常生活中焕发出熠熠光彩。在一部不足万字的短篇小说中，能塑造出这样一个生气灌注的典型人物，可见邓一光对于时代生活的深刻理解和精准把握。

无论是小卓玛、陶问夏，还是江恺、安尔恕、吴识水、严月，这些人物无不真实而亲切、鲜活而饱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首先，他们是从时代生活土壤中孕育萌芽，携带着强烈的时代气息与能量；其次，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生长，接受阳光雨露滋养和冰雪风霜考验，汲取了生活本有的浑厚元气。这些成功的人物形象启示我们，只有当作家以总体性视野观照社会生活，打通了个人/集体、日常/宏大、个体生活/时代生活之间的通道，方能由芜杂的社会存在中提炼典型环境，进而完成对时代典型人物的塑造。

四

根据阿格妮丝·赫勒的观点，我们所谓的“日常生活”分为“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前者是给定的社会结构存在的前提，后者指向人性在给定时代所达到的自由的程度，两者在叙事中都应成为“为我们存在”的日常生活，即有意义的生活。因此，日常叙事怎样富有深度地处理当代人复杂的生活内容与生存经验，实现对于世俗生活的超越性书写，始终是考验作家的难题。

本届获奖小说几乎都在努力对日常生活予以总体观照，试图把握其复杂性，追求穿透混沌生存表象抵达诗意审美之境。概而言之，这些作品在以下几个向度上对日常生活进行了深度开掘：

对生存困境的反抗。《成人记》是苦难书写，单亲妈妈严月独自抚养患有自闭症的儿子舟舟，她几乎放弃了自己的一切，可是仍然无法阻止儿子病情恶化。随着舟舟生理上成熟，新问题更让她苦恼不堪……如果说一位母亲对于苦难的承担是出于本能和责任的话，那么老费的相助，以及他对严月的“上海式男人”的情感表达，则提升了小说的诗性境界，让人更觉人间可爱。苦难的魔影与日常生活形影不离，只有脉脉温情才能提供恒久而真实的抗争力量，所以在小说的结尾，严月不由自主地点开了老费的电话。当她认清生活真相并坦然接受之后，就在精神层面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风很大》分明是一则寓言，假如台风就像传说中的洪水摧毁了一切，那么谁是最后的拯救者？陶问夏的小轿车就像诺亚方舟，穿行在自然界的风雨中，穿行在情感的风雨中，也穿行在大时代的风云际会中，既渡人，也渡己。这个弱女子的勇气源自怜悯与爱，正如歌德所咏叹：“永恒之女性，引领我们向上。”《会见日》里的《新生》充满隐喻色彩，当现实的苦难无法解脱时，唯有寄望于新生。新生一定可靠吗？简方明命中注定无法赶到尖山村（这个小村是纯净之地的象征），婴儿偏要在途中降生，而且他恍惚中听到的竟是大儿子简度的啼哭声——所谓“新生”，会不会是一个轮回？小说揭示了日常生活的吊诡与荒诞。当苦难降临，承受与忍耐也是反抗方式之一。《来访者》详尽记录了治疗心理疾病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反抗苦难的过程。作为心理医生的“我”其实也是病人，和江恺一样对于过往无法释怀。他们与自我、他人、世界充满了对抗，始终无法摆脱紧张感和焦虑感。石雕佛像给了他们启示：“松弛，……那是石佛最好的状态，也是人最好的状态。”在这个充满焦虑和紧张的世界上，松弛无疑是一种积极反抗。

对终极价值的探寻。《尼罗河女儿》讲述了一个双重救赎故事：一方面，小卓玛在日常生活中辛苦挣扎可总不如意，因为大卓玛托胎转世，她回到故乡小村重新确证信仰，内心获得宁静；另一方面，王丽漂泊都市、一事无成，因责怪母亲而错失亲情，一直难以释怀，小卓玛如同尼罗河女儿启示并拯救了她。活佛认定小卓玛的孩子是大卓玛转世，“我”收养了一个弃婴并用死去母亲的名字给她命名，生命的延续与信仰相伴随，不仅让两人获得情感慰藉，也获得精神救赎。《父亲的长河》生动记录了老年人患上遗忘症的尴尬事，从表面看关注的是老年社会问题，从深层看却是探讨如何安放心灵、寻找精神归宿的问题。父亲连自己的儿女都不记得了，可脑海里始终有条船，驶向昆城，驶向童年，驶向生命的发源地。在那个早上，他独自驾船驶入长河向北漂去，“太阳刚刚升起，淡黄的光芒铺在水面上，也照在小船上。父亲的身子在光线中成为晃动的亮点，像是存在，又像是不存在”。当心灵在生命的原点找到皈依，死亡就变得无所畏惧。

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驯猴记》中的猴子因为被驯化而失去本性，变得奴性十足。当它们有机会解除枷锁、回归自然时，它们竟然拒绝自由，仍愿留在人类社会享受“美好”生活。难道只有猴的“劣根性”让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吗？这则寓言式的小说因其批判色彩，超越了庸常生活。《会见日》里的“吹牛者”安尔恕是一个被语言异化的人。他因一次偶然的演讲而感受到话语权力带来的极度快感，随后沉溺其中不能自拔。他迷恋语言权力，操弄语言权力，就像吸毒一样上瘾。为了“二进宫”获得权力满足，他竟在公众场合复吸。可是，等待他的却是警方的不信任，他期待的权力被彻底剥夺。曹军庆对福柯的理论有深刻理解，在日常叙事中细腻而真实地揭示了语言带来的异化困境以及对人性的的戕害，显示了文学应有的锋芒。

对冲突性对抗的和解。《会唱歌的浮云》中的小黎放纵滥性，按常情会引发相关人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可是，无论老王也好，老魏也罢，都选择了理解、宽容与释然；即便是受伤最深、如骨鲠在喉的云裳，在岁月的流逝中也选择了漠视和淡漠。只有宽恕，才能与生活和解，与生活和解也就是与自己和解，这是日常叙事特有的智慧。《会见日》里的《假发套》警察霍立志在退休前因秦继伟捣蛋而不得善终，本就失意的他愈发怒火中烧。可是为了给秦继伟活下去的希望，他千里奔赴，为其母罗小凤精心准备了假发套。霍立志看似原谅了秦继伟，其实是与自己的“失败人生”达成了和解，也帮助一位母亲与生活达成了和解。

这些获奖小说显示的四个向度，或许不能完全概括当前日常叙事开掘深度意义的路径，但它们具有一个共同趋向，那就是在对日常生活的“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融合升华时，接通了个体经验与公共经验，凸显了人文精神。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指出：“人类自身活动所受的制约，决定人必须作为一个类群共同生活在一起。”也就是说，个体世界无法脱离公共领域而独立，个人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公共性存在。这也启示我们，日常叙事在强化以独特的角度进入存在时，应当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经验，不能因为反抗某种美学观念而割裂存在的完整性，否则日常叙事就会走向偏颇与狭隘，无法实现由世俗生活向诗性生活的飞跃，其美学品质将大打折扣。

五

综观《长江文艺》本届获奖的8部小说，它们均或多或少昭示了日常叙事美学的一些重要变化：一方面，以宏阔视野关注现代化进程中人民大众的生存状况，与时代保持同频共振，以体验性话语书写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以理性烛照普通人在时代变迁中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境遇，挖掘日常经验与生活褶皱中的生命质感与人性幽微，努力接通个体经验与公共经验，铸造时代人文精神。

这些美学新质能在一批优秀作品里集中呈现出来绝非偶然，显然与一本刊物对文学创新的自觉追求密切相关。作为一本与共和国同龄且努力挺立在文学潮头的期刊，《长江文艺》堪称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缩影，因此本届双年奖作品从一个侧面启示我们：如果排斥与国家、民族、人民相关的宏大生活，回避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回应，放弃对社会历史本质的揭示，不仅会使日常叙事之路越走越窄，也会让中国文学作茧自缚。

那么，在新时代的语境下，如何实现日常叙事的新突破呢？

一是转变写作立场。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要自我“去魅”，重新确认自己的人民身份。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体验“日常”，真正建立与时代、与生活、与人民大众的血肉联系，才能拓宽“日常”的广度与深度，实现为时代书写、为人民画像。首先，要坚守人文情怀。探索自我灵魂时，不忘关怀人间悲欢；书写物质欲望时，不忘引向诗性升华；讴歌成功时，不忘抚慰失败；瞩目时代主流时，不忘观照社会暗角。其次，要保有反思意识。真实的存在常常被感性表象所遮蔽，真理的言说容易被流行观念所魅惑，因此在日常叙事中必须保有反思意识，既警惕书写者自己陷入感性或观念的牢笼，也警醒读者正视当下的生存境遇。再次，要坚持批判精神。只要批判的光芒才能照亮日常生活的庸常，使书写挣脱芜杂、琐碎的泥淖，恢复存在的完整性，开启理想生活图景，抵达审美的自由境地。

二是提升思想能力。日常叙事要想超拔于现实，决不能拒绝对宏大叙事有益经验的借鉴。首先，要建立总体性视野。只有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进程中审视日常生活，才不会被类型性经验和表象化个性所遮蔽，才可能敏锐发现鲜活的时代“传奇”，准确捕获能呈现日常本质的典型细节，实现对于生活的深度书写。其次，要具有超越性思维。如果个体生存经验无法接通公共经验、个体生命情态无法映照时代状况、个体诉求无法抵达民族、国家乃至人类的共同诉求，那么，所有关于日常生活的书写都将匍匐于尘埃，难以获得恒久而活泼的艺术生命力。

三是坚持开放叙事。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说过，“复杂的精神”才是“小说的核心”，“照亮并守护生活世界的复杂性、丰富性与可能性，才是小说作为创造性艺术的使命”。复杂的精神诞生于复杂的生活，日常叙事要想获得突破和深度，必须以开放叙事来揭示生活本有的复杂性。生活的复杂性不仅在于“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的浑融，还在于“生活世界”与“心灵世界”的共存。作家首先要敞开自己，这样才能打开生活暗角的门禁，纵笔驰骋于门后的辽阔疆域。开放叙事还要努力揭示生活的可能性，它关乎着诗性、理想和自由，关乎着人的终极价值。

在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时代语境中，社会生活正在发生惊天动地的深刻变化，日常生活日益成为中国经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日常叙事面临着新机遇。深切关怀普通人的生存处境和精神境遇，以开放的书写揭示历史本质、反映时代精神、坚守人文理想，日常叙事完全可能与宏大叙事进行有机融合，在书写中国经验中绘制出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学图景。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