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变迁里人类物类的命运

完全不同于别的田园牧歌赞歌式的生态文学，《大湖消息》是水乡悲歌壮歌式的生态文学。而这部水乡悲歌壮歌式的生态文学，却又是获得了鲁迅文学奖的生态文学，是承载了人类步履、世间苦乐、物类悲喜、生态演变的生态文学，是交织了历史镜像、现实情景、文学意象、审美蕴涵的生态文学。

回望故乡或走访大湖，是作家沈念的一个故土情结。

这个情结，应该是温热的炙热的、多情的深情的，但《大湖消息》弥漫一种氛围，却是清冷的清寂的、悲情的伤痛的。像雾，像风，像雨。是浓浓的乡情和淡淡的乡愁，是生命的审视和自然的忧思。就像作家所说，洞庭湖是我心中的大湖，大湖养育了我、塑造了我，滋养了我的精神、我的文学，我写湖的日月星辰、风霜雨雪，也写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写人对生活与自然的领悟，也写我的生命体验和生命意识。

作家说，《大湖消息》于我是一次有难度的挑战，面对湖洲之上的生命，我的书写视角是多维的。鸟不只属于天空，鱼不只属于流水，水不只属于江湖，植物不只属于洲滩，人不只属于大地。它们组成的生命有机系统，任何一个环节的塌陷和破坏，都可能导致系统紊乱。文学就是为这个有机的生命系统立心立命，把生命难以表达的情感传递出来，在“所见”与“所信”之间，让个人写作被生活与美学“双重验证”。

作为一部反映人与自然的历史和现实的散文作品，《大湖消息》呈现了一种什么样的品质？可以说，这部作品避免了单一性而体现了丰富性、避免了平面化而体现了立体化、避免了简单性而体现了复杂性、避免了表面化而体现了深刻化，迥异于之前和当下的生态文学写作，突破了生态文学创作的人性瓶颈，切入了生态文学抒写的物性深度，写出了透视历史、直逼真实、揭示人性、呈示物性的一种文学审美。

作品呈现出的是一种独具意蕴的“到访”和“讲述”。

《大湖消息》前一辑“所有水的到访”，聚焦的是人与动物植物的故事，“到访”的是人与自然关系从破坏到重建的过程；而后一辑“唯水可以讲述”，展开的是人类个体的生死故事，“讲述”的是人与自然关系变化中人的命运。水与人，是一种自然生态，人与水，构成一种生态故事。虽然每个故事都是独立的，但整体上体现了一种宏大而精微的构思，体现了作家对人类整体命运与个体命运的审视和思考。

因而，作品总以一种故事性的情节演绎整个散文的叙述。但作家并不急于把事情交代至清清楚楚，而是层层剥笋，节节铺陈，铺开大湖之上历史与现实的记述、描写、渲染，显示了结构散文叙事的一种艺术匠心。譬如，《大湖消息》开篇即写遭遇毒鸟人，却并不展开毒鸟人的故事，毒鸟人是故事的内在角色，也是写作的结构引线，但是作家隐忍节制引而不发，在毒鸟人的一隐一现里，完成了散文沉重的叙事。

在许多生态文学作品里，自然生态总是美的。如果我们站在洞庭湖上看风景，洞庭湖肯定是美的，是远水近岸的轮廓之美，浮光掠影的空灵之美。但《大湖消息》里的洞庭湖不总是美的，或者说，如果抽去洞庭湖的故事叙述，只剩洞庭湖的风景描写，洞庭湖也是美的。不同在于，作品写了湖泊背后的拼搏和杀戮。这使我们看到的就不只是浮光掠影的美，而是湖泊的生态悲剧和生活在湖泊之上人们的生存悲辛。

作品就在这种悲辛悲苦悲凉悲惨里凸显一种人性物性。

人们通常认为，生态文学难以写出文学的深刻。难写之难在于两难：难以到达对于社会生态人的人性揭示深度，因为生态文学写作对象多是自然生态物；写自然生态物又难以到达自然生态物的物性深处，因为作家不是所写作的自然生态物本身。因而，是既难写出人性的深度，又难写到自然的深处。即使同属于社会生态意义的人类，生态文学也难以探入人的生活深处和人的灵魂深处。生态文学因此而难。

《大湖消息》却恰恰在人与鸟、人与兽、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纠葛里，突出地揭示了人类的动物性和动物的灵性。写出了人性之善、人性之恶、人性善恶的转变和善恶之外的复杂，以及动物的“人性”之美。也许不像小说一样淋漓尽致，却如海上冰山窥一斑而知全豹。其揭示的深度在于，人性之恶在人与自然的对立里会疯狂生长，人性之善在人与自然的和谐里则遍地开花。自然生态之变塑造人性物性之态。

就是这种关乎人性物性的书写，《大湖消息》体现了作家巨大的悲悯。这种悲悯不只是对作为悲剧角色的个体人的悲悯，而是由个体人的悲悯至于对底层人的悲悯，由对底层人的悲悯至于对作为生态圈的社会人的悲悯。就是说，人作为社会人也是生态人，像河与湖鱼与鸟一样，是整个生态链的一个圈环。即使属于具有创造力的高级动物，在自然意义上依然处于生态链环。这悲悯是对人类与自然的悲天悯人。

作品以生态文学方式寓意一个命题：人与物怎样生存？

这是人类的生存命题。这个命题在《大湖消息》里的呈现是悲剧式的。我惊异于作家呈现悲剧时的冷静。太冷静了。冷静地看着毒鸟人变形的手，冷静地叙述芦苇少年的死，冷静到“唯水可以”水波不兴地讲述鱼鸟被杀和打鸟人捕鱼人死去。冷静而至于冷峻！当然，写死在于图生。作家沉痛地抒写这种悲剧氛围，在于凸显处于生态链的人的宿命：人怎样杀戮物类，人也就怎样杀戮自己。这宿命，令人深思图变。

能改变吗？能扭转吗？就像作品隐现的这种意义：动物植物是一个生态圈环，人类社会也是一个生态圈环，人的社会生态作为一种自然生态，其生存方式横跨自然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其生产方式直抵经济生态、社会生态、自然生态。人类生态导致自然破坏或改善，自然生态也致人类祸患或福祉。所有悲剧有其社会与生态根源。人类悲剧是人类生态自身的悲剧，结束悲剧，在于人类生态自身的改变。

实际上，这样的改变，在大湖，已经发生。也如作品交替彰显的一种宏阔与悲壮：退田还湖，江水归来；黑杨离去，湿地归来；乡人离岛，麋鹿归来；帆船离去，鱼群归来。人类习惯的生产方式离去，人类戕害的自然生态归来，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及人与人的和谐，也在归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改变，人就发生改变。于是作家看到：水的流动让水边人的无常变为有常，渔民上岸使人的性格和处世态度发生了变化。

这就是悲歌壮歌悲壮行动之后的自然生态和人类生态。

作家时间里的大湖，是改变了生态物类命运也改变生态人类命运的大湖，是人建树了生态家园意识的大湖。

因而可以说，《大湖消息》创造了生态文学的情感冲击力和理性穿透力，创造了生态写作的文学感染力和审美震撼力。它给中国生态文学贡献了新的文学叙事和审美意蕴。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