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创”视域下现代乡村精神人格的建构

散文集《血脉之河的上游》收入山东散文家李登建近年创作的五十三篇乡土散文，作者以故乡梁邹平原为背景，展示了乡土中国大地的古老沧桑和深厚庄严，书写了父老乡亲祖祖辈辈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形态，散文集的很多篇章都对齐鲁大地民间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进行了辨析性反思，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故乡的深厚感情，正如李一鸣、张清华、房伟等评论家认为的一样，李登建是从齐鲁大地上走出来的“精神之子”。他以自然的或者文化的审美视角，描写乡村生活和低于文化，表现出一定的乡土人文关怀和地域文化内涵。作者在他的散文中执着地寻找梁邹平原民间文化地精神之根，页时时沉浸于反思包涵其中的传统文化观念，呈现现代乡村新时代开放创造和精神迸发维度的同时，指出了“两创”视域下现代乡村精神人格建构的一个方向。

一、梁邹平原的文学地理建构

从自然背景上看，这部散文集以深广的生命意识描绘了黄河下游平原的地域风情。李登建对黄河下游平原——梁邹平原上的自然景物、人物风情都非常痴恋。“从青龙山脚下到黄河南岸这块黑色的土地，就是反复出现在我笔下、让我一生也写不完的梁邹平原。”（《平原走笔》）这里的山川河流、父老乡亲很自然地都进入到他的创作中，其中典型的是对平原这块土地的描写，这块土地上的树木、庄稼、小路、石桥、老胡同、水井、学校、祠堂、庄户人家共同构成了一幅生动形象、民风淳朴的鲁北地域风景画。他对家乡自然景物的描写特别投入，在他的描写中，自然景观都能感知悲喜、苦乐，承载生命的隐忍苦痛、忧伤和生命轮回的情感。同时他更注重写平原上的底层百姓，“我血脉之河的上游在祖父那里，我从下游完全可以想象到上游的景观。以我和哥哥的人品、性格推测祖父，他应该是一个正直、善良、厚道、本分、勤劳、节俭、不善交往、要面子的人，也是那类不服输、打碎牙往肚子咽的硬气汉子。”这是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散文《血脉之河的上游》里面的一段文字。这本是一篇记叙祖父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生的文章，但作者没有写成一般的亲情散文，而是把家族血脉比喻成一条河流，上游的祖父受困顿生活的逼迫，勤劳、节俭、坚韧而孤傲，下游的我却没有完全继承祖父的优良品质，由于时代和环境的变化，“我”变得懦弱、卑怯、猥琐了，可以说上游波澜壮阔，下游河瘦水浅。文章试图破译家族的生命密码，而这个一代一代传承的生命密码关涉家风和家训。从文化属性上讲，这实际上是一个家族世代沿袭下来的体现家族成员精神风貌、道德品质和整体气质的家族文化风格。在《李家祠堂》一文中，祠堂坍塌、家谱丢失，人心不古。而在《齐王一夜》中，搬迁触及到每家每户的利益，在利益面前，同一个大家族四分五裂，“老族长”悲愤而死，后生们不再顾及血缘关系，邻里之间互相猜疑、抵防、争斗，原来的亲和、友善丧失殆尽，人性的弱点暴露无遗。在李登建笔下，梁邹平原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历史变迁。

李登建有着“大平原散文家”的美称，他写了很多“平原散文”，在《啊！平原》《平原走笔》《平原的高度》《无言的平原》《平原的时间》等篇章中，“平原”作为李登建乡村散文的主要审美意象，已经内化为他精神主体的一部分，也是他探寻父辈文化传统和精神皈依的诗性象征。“平原”幻化为他精神乌托邦的神圣属地，物化为现实的平原，文本中的梁邹平原不再是一块地域性的黄河冲积平原，而被诗化为承载着乡村农耕历史和现实的“大平原”，平原滋养着乡村的生命和万物，生机勃发的同时也历经劫难。梁邹平原的形象并不主要在于人格化的平原叙写，根本就是对那些生活于其上的活生生的人们的生存状况、人生境况、生命状态的另一种形式的还原。它是祖父、父亲、母亲、叔叔、哥哥、根子二伯、老凯叔、柱子、大憨、大梅、于老三、槐花嫂……几代人的苦难史、挣扎史、抗争史、奋斗史，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累死累活在土里讨生活，正直善良、厚道本分，不善言辞，外表隐忍、内心强大，生命力坚韧顽强，但同时他们用讲场面、讲情义的方式维护者生命的尊严，平原也以这样的方式演绎着自己的博大深厚以及乡村农耕文明的历史和苦难。青龙山、杏花河和千年乡路的美丽传说建构了平原的历史，也涵盖了平原父老的优良品质，包括勇敢、智慧、奉献和坚韧，这和齐鲁大地的文化底蕴是一脉相承的。春秋时期，齐国崇尚国富民强、务实而内心刚毅。鲁国偏于保守温良节俭，曲阜的杏坛与临淄的学宫成为当时整个中国的文化高地。随着齐鲁文化的融合，到隋唐时期，齐鲁大地的男子多务农桑，崇尚学业，而且都崇尚节俭，由此形成的地域文化属性逐渐演变为有家国情怀的道义担当，崇尚入世有为，重视农事，尊崇文化、纯朴温厚、讷言敏行。这部散文集能写出梁邹平原独特要义的一点在于他写出了这一辈辈乡人的精神特质，写出了一辈辈勤劳又节俭的庄稼汉，泥里土里讨生活，正直善良、厚道本分，隐忍不张扬的一面，写出了他们爱讲场面和排场，有一些小虚荣，也写出了他们外表隐忍，内心很强大的一面，虽然他们改变不了命运，但也有着打掉牙往肚子咽的倔强。《黑伯》中的黑伯不仅被多子病妻的境况压弯了腰，更被乡亲们的鄙视和欺凌折磨得失去了脸上的笑容。他在死后才逃脱身体精神的苦难，露出一点笑的模样。《羊将军》中的二癞子在同村乡邻面前得不到一个正常人的尊严，他便在羊群中陶醉地扮演“将军”的角色，在异类中找回尊严。“羊将军在原野上永远是快乐的，没有什么可以使他烦忧，可以伤害他。”这些作品都凸显了平原农民的悲苦心路历程和隐忍的精神特质。

那些生活在平原上“黄了又绿，绿了又黄”的草儿，“亮如珠碧如丝的草芽刚露出小脑袋，老谋深算、阴险凶残的霜冻立刻反扑过来。它们大病一场，气息微弱。好不容易恢复了元气，在地面上织出一层薄薄的软软的锦绣，就开始遭受万般的践踏。什么样的蹄、足甚至爪都是可以任意践踏草、蹂躏草的，这蹄、足、爪们趾高气扬，好像在替天行道，没有谁谴责这类暴行，为草们鸣冤。不仅如此，活在世上，草们还不得不接受种种无礼的鄙视，下流的辱骂，时时胆战心惊地提防着铁铲和锄头。”而那些善良的庄稼，也要忍受折磨，天旱，土地干得冒烟，种子烫得滚来滚去，拱出地面的小苗苗面黄肌瘦，渴望雨水，但雨下大了，又积了水；那些害虫，又挡在了它们的前面，这群乌合之众个个都穷凶极恶，如狼似虎，吃肉，吸血，噬骨，然而，它们都咬着牙挺了过来，“一场灾难长高一节，一场灾难成熟一分！”（《啊！平原》）。这里的草木、庄稼都是一种象征。作者通过他们，进一步突出平原上人们经历的苦难和他们的不屈不挠以及生生不息。

无疑，这平原上的一草一木，都被作者化景语为情语，化物象为心象，寄托了作者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和命运的感受，灌注了一腔同情之泪，一片赞颂之声，一种深沉的反思和清峻挺拔的自省。平原上的乡民在失去了自己赖以存身的土地之后，到城市打工。《高楼背后的他们》《她，“十八盘”和一支小曲儿》《折翅之鹰》《看看他的脸》都是描写进城民工生活的散文，朴实无华，却往往在细致的记述中，展现漂泊在城市里的农民敏感而丰富的内心世界，农民们与城市人之间的心理隔阂，他们渴望融入城市却不被城市接纳。《折翅之鹰》一文写农民建筑工给城里人盖大楼，在高高的脚手架上像雄鹰一样敏捷、矫健、英武，而在街道上却散漫、邋遢，被人瞧不起，在汽车站遭遇严厉的“盘查”，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他们也自惭形秽。《高楼背后的他们》中的农民工却采用一种截然相反的形式维护自己的尊严。他们虽然处境艰难，却自造欢乐。他们不在乎城里人的睥睨，热情地拉“我”入席喝酒。年轻的农民工大声唱歌，有意搞出很多动静，“隐隐地期望有人能注意一下自己”。在生存的重压之下，他们有苦痛，但仍然简单地快乐着。苦难因为快乐的干预而变得不再那么沉重。这是一种非常达观的生活态度，一种超越苦难的向上精神境界。

山东的作家一直是书写乡土情感的能手，散文家喜欢写家乡的风土人情，好像是一条“十分默契”的创作规律，如老舍笔下的老北平街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柳青痴恋的八百里秦川，能够比较典型体现山东地域文学创作特点的就是享誉文坛的“文学鲁军”，李登建就是文学鲁军散文方阵中的突出代表。“文学鲁军”发轫于改革开放初期，他们关注社会现实、多具批判意识和人文情怀，以“道德理想主义”著称，他们的作品大多关注齐鲁大地的乡村民众，坚守朴素真切的传统美德，对山东传统的道德文脉进行了继承和创造，这和山东一直以来的“美德山东”“好客山东”的形象也是相契合的。所以无论各种先锋流派如何盛行，山东作家的书写一直是秉承传统基因，扎实地书写在齐鲁大地。李登建的这部散文集也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做到了传统和现代的有机融合。乡土情怀早已成为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情结，也是传统文化中的一种基本情感，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乡恋情结，乡恋是我们对于生命源头、立足之根基以及心灵栖息地的一种眷恋，但是李登建对家乡人事风物、风景民俗的描绘，在表达对家乡故土的怀念之上，更多地是写出了对他们生存状态的体恤和悲悯，在这部散文集里，梁邹平原的水是滋养万物、充满灵秀之气的，人则是最最善良朴实和坚韧担当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情感，他也以相对客观的视角，对其中较为古老的生产生活方式、一些乡风民俗进行了全面而深刻地审视。在挖掘和赞美优良传统美德的同时，也认识到他们身上有谦和忍让、人情厚道、吃苦耐劳等美好积极的一面，但是他们身上也有自私狭隘、眼界格局较小等缺点。《钉在老树上的故乡》中的“三奶奶”，对集体的事漠不关心。在抢槐铃豆子上面却跑在最前面。对于乡邻的这些性格特点、包括对于传统文化中陈风陋习的描写，需要辨认地认识和分析。传统文化中有优秀的成分，也有粗鄙的元素，所以我们要扬弃地吸收，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其中的优秀传统文化。现在乡村外出务工的越来越多，从事土地劳作的人越来越少，乡村在变，社会在向前发展，所以不能再默守陈规，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保存好传统文化的优良基因而不是被动地等着被同化或者淘汰，这是一种在反思中的学习和吸收的书写方式。

二、“双创”视域下现代乡村精神人格的建构

这部散文集对齐鲁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还表现为坚守民本思想的人道主义精神。“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尚书》中记载“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中记载“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齐鲁文化平民思想的理论核心，这种“民本”意识突出地表现即为对农民苦难的忧患意识和对悲苦生存状态的悲悯之心。李登建以博大的人道主义胸怀来书写并思索那个年代乡民所经历的悲苦，并将农民的富裕和贫穷、幸福和苦难置于中国社会的宏阔背景上进行思索。他甚至进而将这种悲悯而富于人道主义情结的平原生命意识，贯穿入他对身边所有不幸和苦恼的人们的考察中。《红木“王朝”》中，一群浑身木屑、粗手大脚的木工、雕工，与精悍机灵、逸乐尊贵的玩家“杨二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工人们用勤劳与坚韧创造着社会的财富，却始终处于社会的底层，本该得到尊敬与仰望的人，却总是被忽视与遗忘，在金钱驱动下，更多精明的人处于社会的顶端，他们在“玩”中收获名利，朴实的劳动人民却在埋头苦干中承受苦难。在巨大的红木“王朝”中，他们无疑是匍匐于地的人，而正是这些人支撑起了庞大的“王朝”上层。《正午》一文所写的劳务市场上的农民工，他们在烈日下忍受煎熬，等待雇主，心焦似火，一旦被雇用，他们就拼命干。“他们痛痛快快地滚一身泥土，又痛痛快快地以汗洗身，他们尽情地释放着肉疙瘩里的蛮劲，也尽情地释放心头的重负。对他们来说，劳动真是无比的幸福，他们哪里还相信人世间另有盛夏躲在装空调的室内和在绿藤架下品茶的享乐。”

传统文化之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一代代流传下来，因为它能够在变化了时代，因为人们的普遍心理认同而找到变化了的新形式。孔孟思想作为文明和知识的象征、道德理想的象征、区域文化精神的象征成为齐鲁文化的传统根基。这样的文化底蕴决定了山东的作家很少刻意地追求作品的“轰动效应”，他们往往坚守着一些固有的并带有永恒意义的东西，道德、理想、英雄、气节、苦难常常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中。李登建的散文就有这样的特点，他笔下梁邹平原的风俗人情、自然地理和精神文化都是对齐鲁地域文化的传承。这部散文集对传统齐鲁文化的传承主要表现为积极入世的理想主义，包括完美和谐的社会理想和自我完善的人性理想。在这部散文集里，我们随处可以读到的是对理想人生的憧憬，既有对乡民生活状态的悲哀和悲悯，但更多是对美好未来的追求，从他的文字中我们可以读出其中对人性的自我完善和社会和谐的期许。在《风雪裹住平民的节日》中李登建写到，灯会是平民的节日，多少底层百姓靠在灯会上卖玩具、小吃以及打扫卫生生存，“一个节日养活了多少人？”同时他也写了人们在享受一年一度的收获和放松，祈盼来年有一个新的开始，集市热闹丰富，吃的、喝的、玩的样样俱全，卖小花灯的，卖电子吉祥物的，卖牛皮腰带、钥匙环的……卖奶油爆米花的，卖冰糖葫芦的，卖绿鸟鸡柳的，卖臭里香臭豆腐的，一元钱十枪快乐射击，有奖套圈，开心球，“打掉拿走”游戏……买、买、买，尝、尝、尝，玩、玩、玩！人们尽情的享受着劳作一年的放松，这时的狂欢凝结着幸福的味道。节日过后，他们又开始新的一年的苦干拼打，“在这里大碗喝下壮行酒，重新上路”。李登建和很多山东作家一样，尽管书写了生活的苦闷和无助，但更主要的是写出了人们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这里面最根本的支撑就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文化自信。李登建的文本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大爱精神，是对乡村生命本体的生存环境、生命意义、人生价值的思考和探寻，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关怀。

三、对散文文体功能的继承和开拓

从总体意义上讲，中国当代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想象与实践，也是对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造性转换。在五大类文体中，传统文化的承载和传承最具有悠久历史的要数散文了，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散文就担当起记录、保存民族记忆的功能，所以站在当下的角度，散文文体承载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现代散文秉承的中国散文“文”的传统。“文以载道”其实质是文要有思想，这个思想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是有思想底蕴和文学良知，一个是要有社会关照的深度和广度。在文本中的体现就是不能只写青春年少的风花雪月和旅行笔记，山川河流和鸟语花香，而是要对当下社会发生的变化进行纵深的关照和思想的反思，李登建的散文就直面了当下正在进行着的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这些变化，在“平原”系列散文中关注“大地母亲”的变化，在农民工系列散文中则是关注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之后的乡村呈现出的活力生机的一面，在《沾一身夜色》等散文中关注的是正在日渐消逝的，而同时人们用于维持生计的一些民间手艺，如“磨刀”、“打铁”等。其二是对传统文学语言的传承，传统文学的语言不是说我们放弃白话文而去用文言文写作，这实际上是一个偷换概念的伪命题，纵观中国的经典名篇，从《阿房宫赋》到《少年中国说》，从《孔雀东南飞》到《木兰辞》《世说新语》《红楼梦》，尽管文体类别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是语言优美精炼，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得以历代传诵、经久不衰。李登建在这本散文集里的很多篇章，特别是描写他的文学地理“梁邹平原”中，对平原上的事物、谷物、人物都进行了精美的描写，正是有了这种自觉的语言意识，他的散文才呈现出可以触摸的生命质感和大地情怀。他还刻意营造着某些华丽铺陈、对仗工整的骈文色彩，常在意象内部造成富于动感而气势恢宏的“文气”，使得散文气韵生动，原有的生命意识得到了更好的张扬，如他这样写树：

到了盛夏，受了充沛的雨水的滋润，绿在膨胀，平原深陷在无边的绿里。一块一块青纱帐田、稻谷田拥挤着，简直插不下一根别的颜色的针管，广阔的天空却为树们所独有，它们柔软的手帕挥动起来就像大朵大朵的云絮在自由地舒卷，那样子十分优雅；而当它们憋着一股劲使不出，狂躁不已，痛不欲生的时候，万丈巨澜平地掀起，翻江倒海，喷溅翠玉的泡沫拍打天壁，凄厉的涛声如同群狮的怒吼，又恰似隆隆雷霆滚过头顶。如此雄浑、深沉，这平原的粗重的呼吸。满世界只有这一个声音，那丝丝叹息、缕缕哀号都淹没在里面了。这时候平原呈现出一种悲壮的大美，令人敬畏。

——摘自《站立的平原》

同时他也善于运用方言土语，从群众口语中提炼的鲜活生动的词句散见于文本的角角落落，文本透过语言呈现出返璞归真的特质，透露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三是主动呈现人文精神和社会情怀。对“文以载道”存在偏见是因为“文学功利主义”的影响，而实际上，越是优秀的散文，呈现的人文精神和社会情怀越多，这才是散文“文以载道”的内涵，这里面既要有个体生命的思考，也要有“家国情怀”的担当，这样就能自然地实现个体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勾连。就当下的散文书写来说，则要求作家有主动介入现实的勇气，去书写有温度、有力度、有深度的作品。李登建的很多散文关注了乡村一辈辈农人在和土地打交道的生命轮回，写出了他们生命不能承受的难和痛，写出了他们的隐忍和悲悯，也写出了一辈比一辈强一些的希望。散文《千年乡路》写了一条从村庄到田野的土路，一代代农人在上面滚，在上面爬，生走这条路，死也通过这条路，脚印和纸钱铺厚、垫高了这条路。作者通过这条路写了一个村庄的历史，写了农人劳作、谋生、挣扎抗争的奋斗史。这篇散文曾入选作家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的《新中国70年文学丛书·散文卷》。在《死胡同》中，“我”看到胡同里年纪最大的老人赵爷爷坐在石头上喘息后感慨不已，“我不能深刻地理解他的孤独和痛苦，体会不到一头在田野里奔走一生，老来却无力下田耕作的老牛的悲哀。”“大东洼的红高粱一茬接一茬，小胡同里后继有人……他们个个强壮如牛，个个是顶呱呱的庄稼把式。”散文中的农民工或者打工人，一般是生活凄苦的、精神受难的、居无定所、老无所依的，而《她、“十八盘”和一支小曲儿》中的小区清洁工“她”，虽然也对社会分配不公有不满情绪，但却乐观、豁达，是具有生活在大地之上有归属感和获得感的“打工人”。《兄弟们》用辩证冷静的眼光思考乡村邻里感情和亲情，和谐的、善良的、存在闪光点的人性的东西是值得传承和温暖人生的，而与之相悖的尔虞我诈、坑蒙拐骗的技俩则随着大家幸福指数的“水涨船高”逐渐被丢弃。

在平原整体拟人化的地理意象中，还有很多支撑的次级意象。比如，树、草和庄稼。这块土地也是多灾多难的，“盐碱很重，地下水很苦咸苦咸，好多娇贵的树木在这里都存活不下去。”在这块苦难的土地上，只有那些看起来卑贱的植物，才能以顽强的生命力茁壮生长。而那些卑微的草儿，平凡的树，沉默的土地，乃至那些为生命歌唱的麦子，都在生存的苦难前，挺直了脊梁，默默地承受着苦难，孕育着生命，并包容着所有难以言传的酸楚和尴尬——正如中国大地上那千千万万的农民一样。

山东作家因创作主题和创作内容的传统或者说保守，呈现出厚重、沉稳、朴实的创作特点，这和山东人的形象特点和气质类型有些相似。在复杂而喧嚣的当下，能够坚守传统沉稳踏实的创作则成了对抗繁华喧嚣的“一股清流”。齐鲁文化所孕育的道德理想和人文理想是山东作家对传统齐鲁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是他们在各种实验、先锋等新潮创作风气正行之时，能够坚守的根据和理由，或者可以说是抗拒虚无和绝望，坚守信仰和尊严的精神之柱。在李登建的文本中，大地，平原，乡村，家乡，大地上的芸芸众生以一种庄严悲壮的面貌呈现，氤氲着沧桑的冷峻之美。在他的审美世界里，乡村、乡村生命是和苦难隐忍联系一起的，他在书写这些苦难的同时，也写出了平原以及乡邻们的生活的变化和更新，这是他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对乡村真实现场的敏锐发现，这部散文集对梁邹平原精神的坚守和反思的功用则更加凸显。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散文集以齐鲁传统思想的根脉为切入点，以一种深沉的优思反映鲁北百姓的真实人生，从而使这部作品集闪耀着齐鲁文化的坚韧的民本思想的风范以及生存理想的光芒。

（山东省作家协会 朱东丽）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