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此刻踏上生之舞台，从中捕捉这一代的安排”

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以下简称《大系》）问世，以总序、导言、选本相结合的方式归拢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的代表性作品，涵盖新文学的发生发展、文体特质、理论主张等诸多方面。作为有组织的系统性文学建制，《大系》通过大型文学选本的架构，重新估量了文学史的尺度，给同时代的文学史观提供了启迪，也形成了自身的限度。

《大系》显露出文学史书写和出版传播的必然性滞后，暂定的文学史框架永远无法满足创作现场的变动，文学共识达成之时就开启了自我的衰败，文学的更新总要以文学史的分裂为代价。现代文学第二、第三个十年的创作实绩证明了文学的发展就是同文学史观的潜在博弈。

这种潜在的博弈在新时期之后愈发明显。十余年里，如雨后春笋般的创作洋溢着非凡的活力，“多元化”向“一体化”的挑战至少表面上成功了。顶着“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告诫，文学史不无艰难地赋予了这一时段的文学以“伤痕”“反思”“寻根”“先锋”等不同面孔，它们余光或延长线交叉在一起，又吁请出杂花生树的文学意义上的“漫长的九十年代”。作为历史理性的外壳之一种，文学史的叙述冲动终于遭遇了疲惫，文学风格的迁徙与时代社会的迁移异质同构，一时间让创作找不见自己需要博弈的对手。在文学史观短暂的不应期里，创作实践已经飞快地超出了既有的文学概念框架，言说的乏力开始凸显。

如果说，在“漫长的九十年代”里最先崭露头角的“70后”一代，是没有博弈对手的写作，那么很快，连同迅速登场的“80后”一代作家一起，发现了创作博弈的对手竟是自己。曾经对弈的另一端，文学史或文学史观从一个巨大的概念坍缩到个体身上，又或者是更广阔以致精微的，那些层累的、本质化的历史想象力弥散在写作者的周围，等待被文学的感知力捕获。

每一位写作者的感知力都独一无二，所谓“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从“漫长的九十年代”到新世纪，我们触摸到林慧聪对“大雪封门”的渴念（徐则臣），领略着风自南来的“文化中国”（葛亮），疑惧于被“茧”层层包裹的雨夜（张悦然），窥伺如同六面棱镜一般的“六人晚餐”（鲁敏），驯养充满迷途色彩的现代东北乡愁（双雪涛），结识一个个与山河困顿交战的漫游者（李修文）……每一位青年作家都以独特的个体感知力继续着历史性的博弈——从自己身上战斗，“创造出了独有的美学景观和艺术样式，并呈现出当下时代精神症候”。新文学自这一代作家开始，就有了真正的大不同。因为他们所博弈的对象是自己本身，所以他们在哪里，哪里就有十字街头，但不是“荷戟独彷徨”的旧文苑，而是新的坐标，是关于“文学”的坐标，不是特定的“某类文学”的坐标，是面向21世纪的无穷远方与无尽人们的新坐标。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何为“新坐标”，以及“坐标”何以为“新”，自然就能够理解“新坐标”书系编者的细致精心：“新坐标者，新时代、新文学、新经典之涵义也。”这套2018年开始策划、2021年完成第一辑第一批出版的大型丛书由杨庆祥主编，数十位青年批评家、文学博士担纲分卷编者。该套丛书网罗整个当代文学“70后”“80后”青年作家的创作实绩，计划于5年内出版50种。与《大系》初创的时代不同，而今描述文学发生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从构建文学史框架到文学批评的过渡，故“新坐标”书系的编纂体例也做了明显调整。

《大系》以特定的编辑意图承载文学史观，在此基础上，按时间纵轴选取作品，以文体分卷；“新坐标”书系则重在呈现具体文本，以及作家的写作行为和写作姿态，选择在精神美学和社会实践层面上均能提供重要文化现象的文本，并以作家分卷。“新坐标”书系每卷注明著者、编者，在展现著者写作脉络代表作品的基础上侧重遴选创作谈、评论选、对话录等。显然，“新坐标”书系突破了新文学既有的文选编辑方案，实现了原作再现与文本解读的融合，打通创作与批评的分隔，将可供参考的批评文本融入书系之中，避免了传统选本仅有文学阅读的单调，也使书系兼具了研究资料的效用，体现出更鲜明的选家策略。此外，“新坐标”书系还在每卷最后附有编者整理的作家创作年表，这一巧思既将作家从处女作到近作的全部文本，以时间为序加以存目，方便读者按图索骥，又特别收纳了易被忽视的作家评论、随笔文章。许多时候，写作坐标的选择、确立、位移、滑动都在这类文字中得以体现，作家的评论和随笔文章不仅可见其文学趣味与精神资源，而且更能露出虚构世界背后真实之“我”的冰山一角。“新坐标”书系的编选从最大限度上丰富了研究者的阅读视野，展现出编者扎实的史料意识和不俗的文学眼光。可以说，“新坐标”书系是一部大型的文学作品选，也更是一次具有创见的文学批评行动。

与文学史观的疲软情况相仿，文学批评也一度因为缺乏知识和思想的准备而自食苦果，对当代文学的现场失去概括和描述的能力。文学批评在学院化的时代背景下必然走向学科化和专业化的过程，只不过，对于当代文学领域来说，不同门类的批评方法借由理论的一次次旅行制造出来，机械化的理论模式被反复套用，压抑了原创性文学理论和文学经典的生成。我们曾经历过一个理论繁荣却空转的批评年代，这种现象在近两年间有所好转，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对当代文学经典坐标的体认和判断中，《小说评论》的“重勘现象级文本”、《四川文学》的“经典的十二种凝视”、《作品》的“经典70后”等栏目均从不同角度做出尝试。“新坐标”书系的编辑出版同样可以视作这一时期对当代文学经典化路径的探索，其所收录的批评文本，多为亲切可感的细读文章。

编选者有意识地考虑到一套活的书籍的可阅读性，避开了架床叠屋式的陈腐论述，足见编者的批评远见。更具卓识的是每卷中的对话录部分，这些以著者和编者访谈为主的文字，用更为生动和笃定的问题意识完成了文学批评的再造，堪称全书的点睛之笔。部分卷本的书名即以对话录的题目命名，比如徐则臣著、樊迎春编《信与爱的乌托邦》以及双雪涛著、李雪编《侦探·工匠·小说家》等。

“新坐标”书系第一辑第二批的八卷作品也即将问世，它们分别是乔叶著、魏华莹编《在这故事世界》，张楚著、朱明伟编《抒情的创造》，刘汀著、徐刚编《夜宴》，笛安著、樊迎春编《光影之外》，李宏伟著、陈若谷编《哈瓦那超级市场》，石一枫著、李屹编《三个男人》，赵志明著、李壮编《石中蜈蚣》，以及杨庆祥著、唐伟和刘欣玥编《另一个世界的入口》。不难发现，书系的入选著者都创作了大量风格各异的作品，并仍在以旺盛的精力参与着新时代文学形态的塑造。他们不是已经定性了的文学典型，而是不断代谢和更替的文学脉搏。脉搏是变动不居的，它看似很难跟进，但其实不是。正如书系主编杨庆祥所说，他乐于与文学现场共舞，如果感到舞池变化的节奏太快，那是因为批评者尚未真正进入舞池；如果“永远都在岸上，永远不去舞池，那就会永远跟不上变化，你就会觉得离现场和纵深是多么遥远，实际上，这也意味着你离历史是多么遥远”。杨庆祥说，大部分批评的从业者会慢慢转身，回归到“凝固的、静态的”、安全的范畴里，但这不是他的个性，“我的个性就是要去跳舞。”这种批评观贯穿着整套“新坐标”书系的编选，抑或说这就是一套“同时代人”的舞台之书，对经典坐标的厘定从批评家与作家的舞步中展开。早在2015年，杨庆祥在他主导的“同代人”微信公众号的发刊词里就已经明确：“我们从这里出发理解自我，通过文本重建主体与时代、主体与世界的关系，也由此走向无尽的‘同时代人’。”

当然，文学现场的确正在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当我们用“变化”来描述“文学”的时候，会条件反射般地指向文学的内容，不过，更重要的变化关乎“文学”本身。我们理想中的文学如何在智能媒介和视听文明的时代获得意义，完成自赎？恐怕文学的“坐标”将从个体身上挪动到他处，批评的坐标也将被改写。在这个意义上，现在谈论的“新坐标”或者“新新坐标”“后新坐标”的陈述方式将来也难逃命名的窠臼。杨庆祥在书系总序中引述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来结尾，“喧嚷嘈杂之声已然沉寂，此时此刻踏上生之舞台。倚门倾听远方袅袅余音，从中捕捉这一代的安排。”的确，每代人自会有文学的安排，去跳舞，去注视。但如何去跳，又如何去看呢？我发现这首诗后面还有着极具象征意味的两句：“朦胧的夜色正向我对准，用千百只望远镜的眼睛”，或许可以作为我对“新坐标”丛书的评价。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