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镇到城：时代变革与精神突围

哲贵的短篇小说《仙境》完成于二〇二〇年，从写作内容上看仍属于他有意识地创作的“信河街系列小说”；从文学地理的角度来说，“信河街”无疑是哲贵的家乡浙江温州的一个缩影，但在更为宽泛意义上是“指一条街道、一个社区、一座有浓郁特点的城市甚至是一个飞速膨胀的国家，也就是说，它从地理概念上属于城市”①。其实，不论是作家本人，还是学者们都强调过，虽然“信河街”的城乡界限已很模糊，但它显然是对当下城市的空间想象与文学表征。因此，我并不否认这个判断，也承认《仙境》是写城市的小说作品。

在《仙境》中，余展飞是信河街皮鞋师傅余全权的儿子。从皮鞋店到皮鞋厂，是皮鞋对皮鞋权的一生坚守的回馈；当了三年学徒的余展飞，理所当然是皮鞋厂的继承者，后来却因看了一次《盗仙草》而坚定选择学戏、唱越剧、当白素贞。究竟是选择越剧的舞台，还是制鞋的企业？余展飞既遵循自己的内心学唱了越剧，成为信河街不可替代的越剧名角，又遵从父亲的安排将皮鞋厂发展壮大成集团公司，成了全国开出五千家专卖店的成功商人。可以见到，哲贵超越了现实与理想相冲突的叙事模式，以质朴的叙述形式通过个人的自我实现铺开城镇日常生活的肌理，用极简的笔调勾勒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时代发展史和变革史。

哲贵的小说大多都写的是发生在“信河街”的人与事，《仙境》依旧立足于“信河街”，以越剧团生活为基点，以短篇的篇幅写出了包罗万象的人物志、城镇志和时代志。如果稍加引入比较的视野，我们可以发现哲贵的信河街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苏童的香椿树街、何顿的黄家镇、毕飞宇的断桥镇、徐则臣的花街、鲁敏的东坝、马金莲的西海固、林森的瑞溪镇等都具有各自的文学原乡的意义。这些地域共同形成了北方城镇、南方城镇和边地城镇的多元驳杂的叙事风貌。诚然，在中国加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中，处于城市与乡村中间地带的小城镇以及生活在其中的现代人的生活状态，理应成为当下文学创作的新领域。对于伴随改革开放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七〇后”作家来说，他们对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转型、时代变革以及新旧文化交替的历史进程最富独特感受和深度体悟。

作为“七〇后”代表作家的哲贵，他的《迷路》《金属心》《猛虎图》《牛腩面》《空心人》《企业家》《图谱》《化蝶》《归途》《信河街传奇》《雕塑》等小说中的“信河街”兼具城市与小镇的双重属性，并在很大程度上表征了小镇向城市转型的阵痛与新生。当哲贵将取景器再次对准“信河街”时，《仙境》所呈现的是面目模糊的城市生活，但又在人际交往方式上很直观地表现出城镇社会中典型的“半熟人”式人际关系，展现“半熟人”的社会形态。与此同时，面对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时代浪潮，《仙境》在越剧表演与皮鞋营生、经济生活和精神追求等叙事纠缠中又隐现了从镇到城的发展与变革。

一方面，在城/镇、新/旧的社会文化转型结构中，构建代际碰撞乃至冲突，以揭示出“熟人社会”观念一致性和共同性逐渐消解的事实。在父亲皮鞋权看来，儿子余展飞理应跟自己一样“人生只有皮鞋”，并且“注定这一生要和皮鞋捆绑在一起，逃不掉的”。对于余展飞而言，他喜欢父亲，也喜欢修皮鞋和做皮鞋，但跟父亲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皮鞋是有性别的，是分男女的。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皮鞋只是人生的一部分，而学唱《盗仙草》才是自己更高远的追求和更向往的生活。不过，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非不可调和，皮鞋权在惊讶、愤怒、恐惧和无奈之后做出了让步，最终答应让余展飞业余学越剧，主业做皮鞋。当然，余展飞也接受了父亲“以退为进”的安排，得偿所愿进越剧团学起了越剧。这也预示着曾经难以撼动的传统人情格局和父子伦理关系已经崩塌，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由镇转城交替时期平等伦理观念的萌生。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转型发展和人口流动加快，邻里之间的了解和人情往来逐渐减少、传统意义上的地方性共识逐渐瓦解，并且在社会形态上逐步从城镇的“半熟人社会”走向现代城市的“陌生社会”。在同意余展飞学越剧那一刻，皮鞋权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有机会接触越剧团。在小说中，皮鞋权是通过“熟人”引荐的方式将余展飞送进信河街越剧团的。他找到了自己的酒友，也是长期在店里定做皮鞋的顾客。这位具有“酒友”和“顾客”双重身份的朋友正是信河街越剧团的鼓手。在鼓手的带领下，余展飞得以拜在俞小茹门下。由此可见，“邻里交往”尤其是“熟人”和“陌生人”关系的串联，既是小说书写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又是其呈现的“半熟人社会”的社会关系的重要表现。

《仙境》还用许多细节串在一起，敏锐地捕捉到了“信河街”从传统城镇转向现代城市的讯息，揭示了社会转型下的时代新变和传统坚守。与余展飞热衷于学习越剧形成反差的是，作为“第一代白素贞”的俞小茹愈发清醒地察觉到：“戏曲行业在走下坡路，而且是一条看不见尽头的下坡路”，更为关键的是看戏人减少，“社会关注点转移到赚钱，能赚到钱才是英雄，才是当家花旦，才是台柱子，才是‘名角’”。做生意和唱戏到底哪个有前途，显然是一个关键问题。作为师傅的俞小茹在绝望中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与人合伙成立一家演出公司，放弃了越剧，做起来生意。相反，作为徒弟的余展飞却逆流而上，一边做大做强皮鞋生意，一边仍坚持继续突破自己越剧表演的极限，终成信河街越剧团独一无二的“白素贞”。显而易见，在以商品经济主导的现代化大潮中，曾肩负传承戏曲文化使命的俞小茹被所谓“现代商业文明”击碎了理想，而已是商业大潮中弄潮儿的余展飞却又表现出对于戏曲文化的留恋和眷顾。从这一意义来说，哲贵将“信河街”作为从城镇向城市转型的中间形态，在经济生活与戏曲生活交汇中审视“改革”时代的文化心理断层，并寄予了以传统文化重塑现代精神的希冀。

作为时代变革和城镇转型的见证者，哲贵多年来坚持记录在商潮起落中开拓进取的商人们，还有在快节奏生活中坚守传统的民间手艺人。在哲贵的笔下，商人和民间手艺人并不是割裂的关系，两者的身份是融为一体的。哲贵有意给商人赋予一种手艺人身份，有厨师、车工、雕塑师、会计、篆刻手艺人等等。这一类人大多都是信河街的富人，是成功的商人，又都拥有一手精湛的技术活，他们各自的技术是保障生存和发家致富的基础。但就《仙境》来说，哲贵写作的变化在于不再只是关注富有的商人，更多的是生活在信河街上的唱越剧的演员、修皮鞋工匠等手艺人。小说的主人公、成功商人余展飞不仅是做皮鞋的手艺人，还是信河街越剧传承和创新的佼佼者。

说到以艺术与人生互为参照的小说，毕飞宇的《青衣》、艾伟的《过往》、葛亮的《戏年》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很显然，《仙境》别出心裁地将商人、戏曲艺人和民间手艺人三重身份集中在余展飞身上，通过书写“信河街”的人与事描绘了民间手艺人在社会剧变中的内心裂变和初心坚守。哲贵在十年前坦言：“我要写的是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来中国人遇到的问题。”②

无可否认，哲贵最感兴趣还是信河街人的身份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困境。《仙境》着重探讨人之为人的问题，特别是信河街人内在的精神世界的变化，以及如何调和个人与自己、个人与所处世界的紧张关系。由此，哲贵所关怀的是试图穿透特殊意义上的地域和身份，而回到更具普遍意义上的人性的共通困境。

余展飞是如何找寻并实现个人精神突围的？其实，对于余展飞来说，他继承并超越了父亲的做鞋技艺，获得了财务自由，乃至拥有了三十三亿身家的巨额财富。在这一重现实世界里，他的人生都是围绕修鞋、补鞋、做鞋来旋转的，结果是将皮鞋店发展成皮鞋厂，十余年时间里壮大成了上市企业。但显而易见的是，余展飞并不愿如同父亲皮鞋权那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皮鞋店过着修修补补的生活。当被舒晓夏在舞台演的白素贞“击中”后，他毅然决然地选择在《盗仙草》的越剧世界中打开另一重人生理想境界，从此与舒晓夏一同走进了流转于脸谱、戏服、唱腔的“白素贞”生活。正如小说中所写的：“白素贞让他突然从现实生活中飞起来，让他看到原来没有看到的东西，那些东西是他以前没有想过的。”从“皮鞋佬”到“灵芝草”，《仙境》正是在传统戏曲的底色上书写着现代人如何成功通往现实与理想的融合之途。

哲贵的《仙境》通过写余展飞、舒晓夏、余全权、俞小茹等手艺人的故事，展现了社会时代的变化、文化观念的新变，以及人的精神挣扎与迷失。《仙境》与其此前的“信河街”小说既有交集也有分野：交集处在于哲贵依旧写信河街的商人，展开芸芸众生与烟火气息；分野处则是他不再写世俗意义上的富人，而是在“仙境”的营构中“唤醒”人本来就有的可能性，在从镇到城的发展史中呈现人心的复杂性，更照见当下社会潜隐的精神危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当代文学小城镇叙事研究”（编号：20CZW049）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哲贵：《身份迁徙与心灵蜕变——我对城市文学的理解》，《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4期。

②李云雷：《新视野中的世界与文学——青年作家座谈会》，《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5期。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