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鹏：命中注定的相遇

弋舟小说《德雷克海峡的800艘沉船》中，吴尤莉是西安网约车司机，夜里父亲会替她出车，某夜她父亲去机场接到了一位武汉女乘客段欣慧。吴和段是两个女主人公，都富有故事性，段是丧偶到处周游的中年富婆。吴父和段的相遇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小说中人物的相遇应该是命中注定的，相遇的原因有如下几种。

一、地缘联系。人物处于一个不大的地理范围，通常是城镇和村庄，生活环境相对封闭，流动性弱，人物抬头不见低头见，联系是必然的。比如鲁迅笔下的鲁镇、未庄，奈保尔的《米格尔街》，安德森的《小镇畸人》，所谓的小镇叙事主要采取这种方式给人物建立联系。《西游记》中，拦路虎式的山峦成了妖怪和取经团队必定相遇的地点，但时间上并不能保证相遇，比如大王走亲访友，错过狩猎唐僧，所以吴承恩也会用妖怪探视辅助联系，妖怪打探到取经团队的路线，大王守株待兔。

二、血缘联系。血缘联系可以拓展地理范围，比如《红楼梦》中，林黛玉因与贾家的血缘关系，从苏州来到南京，如今，随着交通的发达，漂洋过海会见亲人的场景屡见不鲜。

三、环境造就。中国的志怪小说中，为什么经常写书生夜遇狐仙，实际上，狐仙在神话体系中，是有一套产生逻辑的，时间是夜晚，地点是郊外，所遇之人往往是同行者寥寥的书生。反其道验证，白天的闹市，一个大腹便便的屠夫，无论如何也不会遇到狐仙。

四、职业联系。钟求是《送话》中，王琪是注射死刑犯的法警，这种特殊职业使得她和死刑犯建立了联系，这才有了她为死刑犯送话的后续情节。

五、影响性联系。影响性联系是指一方人物具有影响力，另一方人物“慕名而来”，从而建立联系，比如雷默《大樟树下烹鲤鱼》，烹鲤鱼的厨师有名气，“我”慕名而来。《棋王》中的王一生棋艺精湛，自然会吸引众多高手，但《棋王》开头，“我”偶遇王一生是巧合，下放知青众多，不容易碰巧碰到一个“棋王”，这里可以用影响性联系设计相遇，如“我”听到其它车厢因下棋而吵闹，我好奇而去，遇到棋王。鲁迅的《故乡》，中年的“我”为什么能和中年闰土相遇，鲁迅设计了多重原因。一是地缘联系，都是同乡，且母亲说“还有闰土，他每到我家来时，总问起你，很想见你一回面。我已经将你到家的大约日期通知他，他也许就要来了”；二是环境造就，中年闰土穷困潦倒，经常来名门望族的“我”家接受救济；三是影响性联系，中年闰土意识到自己是奴才，“我”这个老爷回来了，他便慕名而来。

六、典型性联系。迟子建的《炖马靴》，父亲被一个日本兵在雪地里追击，最后日本兵被父亲打伤而死，日本兵身上有一张恋人的照片。父亲和日本兵的相遇看似偶然，实则这一个日本兵是日本军人的典型形象，勇猛——孤身追击父亲，能忍耐——耐得住严寒，狡诈——受伤了跟父亲讨要能让“一条毒蛇苏醒”的水和盐，不服输——临死没投降，还有那张恋人照片，远赴中国，和恋人分别，这太符合当时的生活逻辑了。再如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路人为什么要抢劫，这是必然的，因为路人代表了乡村一部分人的蛮横，张三不抢，李四也会来抢。

七、传记和伪传记。传记式小说，因其虚构性，严格来说还是伪传记，但传记有真实依据，伪传记可以完全杜撰，但其目的是一致的，就是强调其真实性，在设计人物相遇的必然性上，这是一种霸道的方式——它是真事，必然性毋庸置疑。《三国演义》是传记，我们不怀疑刘关张为什么会相遇，因为历史就是这样写的。博尔赫斯喜欢用伪传记，比如《永生》中提到的永生故事源自一份夹在某版本《伊利亚特》最后一卷中的手稿。再如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男主和女主的相遇本来是巧合的，天真少女遇上帅气作家邻居，这是狗血的剧情，但茨威格用书信体的形式，将巧合巧妙化解，这一切是少女的“亲身经历”，是自传性的。也就是说，天真少女遇上的邻居是帅气作家，才会有这段狗血剧情，如果邻居换成糟老头子，完全不会发生小说中的故事——即“我”写了，是因为碰巧发生了。

回到开始的问题，《德雷克海峡的800艘沉船》中，吴父和段的相遇是不是必然的？从职业联系上看，吴父有可能会遇到段（但也不是一定，网约车司机并非他一人），那遇到的段是丧偶到处周游的武汉中年富婆呢？这几个要素综合在一起，必然性就大大削弱了。如果我们把武汉改成迪拜，奇迹发生了，我们不会怀疑段的富有，因为迪拜是富有的典型。为了避免遇到的人物太过传奇，或者可以换位设计，把一个过于传奇的人物作为现有设定，去遇到别人。

研究人物相遇的必然性，归根到底是把小说情节和故事区分开来，情节是有因果律的故事。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