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归来》：英雄归来又故去

《英雄归来》是马来西亚华人作家朵拉发表在《香港文学》2024年2月号的短篇小说。尽管篇幅有限，但小说文思隽永，余韵悠长，给读者以独特的审美感受和奇妙的阅读体验。

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马来西亚，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马来西亚是一个美丽、梦幻的旅游国家，大家能想到的是壮观的吉隆坡双子塔、宏伟的马六甲古城、迷人的椰风蕉雨和多元共生的曼妙文化。但这次，我们跟随作家朵拉的笔尖，走进马来西亚的另一面。

“麻花辫样”的小说

《英雄归来》是一篇“麻花辫样”的小说。麻花辫是女子常梳的发型，往往是将头发分成三束或四束，再按照一定的顺序逐一向中间收束，形成交错的发式，最后用皮筋扎紧。如果想要追求更多的花样，还可以将麻花辫缠绕起来，在脑后绾出一个丸子的造型——朵拉的《英雄归来》就是一篇这样的小说。

小说的第一束“头发”是小泽和何家文。小泽是文中的“我”，也就是文章的叙事主体。“我”和何家文既是中学同学又是邻居，同样喜欢打羽毛球。1992年汤姆斯杯期间，“我们”叽叽喳喳地看着比赛，一起为马来西亚国家队的球员祈福，一起期待可以现场看到汤姆斯杯英雄在马来西亚各地的巡展和游行欢庆——可惜被父母拒绝。除去打球，“我们”还有很多话题，如争论上山的那些人到底是正是邪，何家文说他们是山老鼠，属于坏人；而“我”听爸爸讲解，那些人是英雄——“我们”的争论没有结论，何家文带着“得意洋洋”的肯定式口吻——“历史书说是英雄咩！”“课本不会有错。”——结束了这个话题。

小说的第二束“头发”是爸爸妈妈。他们是“我”最亲密的人，也是“我”和小说真正的主角大伯之间的桥梁。每年清明节，爸爸妈妈都会带着“我”从槟城去实兆远祭奠扫墓——可是“我们”都不说“扫墓”，只说“清明”。“清”“明”这两个字拆开来看多美啊，清澈、纯净、明亮、光明，气清景明，就像是王维在《山居秋暝》里写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怎么看都是澄澈的。但澄澈的不仅仅是这个节气或是节日，还有一大家人在清明节一同去祭扫去世先人的诚心。祭扫之后，大家还会一起在老饭店吃福州的菜肴——实兆远是马来西亚的土地，但历史上福州人的大量到来让这片土地与福州水乳交融，逐渐拥有了福州的文化色彩——实兆远像是福州城在马来西亚的一块飞地。这里是很多福州人下南洋的第一站，也是他们走向世界的第一站，更是他们走向未来新生活的起点。

小说的第三束也是最重要的一束“头发”，是大伯和他的老战友们，这也是小说三股辫子中后劲最大的一股。一直以来，“我”都以为大伯早已离世，因为每年清明都会在实兆远“清明”大伯，但“我”也有些小小的困惑，因为年年祭扫，都没有见过大伯的坟冢——对于一个中学阶段的少年来说，这样的困惑像是生活中的调节剂，清明节的时候困惑一下，清明节过去又很快抛诸脑后。直到有一天，“离世”多年的大伯突如其来地出现在家中。“我”惊讶于大伯的突然出现，好奇于大伯残缺的双腿，又新奇于大伯的四位好友——他们不是少了一只手就是瞎了一只眼，不是脸上有块硕大的伤疤就是走路一瘸一拐。大伯在家里也没有什么存在感，总是安安静静的。直到有一天，大伯突然去世——祖籍福州的大伯在遥远的槟城吃着家乡味道的光饼，然后出人意料地噎死了——或许用“含”来形容更合适。大伯的牙齿基本已掉光，根本没有办法仅用牙齿撕咬咀嚼光饼，或许是含着光饼，用唾液将它软化，再慢慢咽下去。大伯去世之后就是殡仪馆、葬礼和友人的告别，小说随之到此为止。

整篇小说由这三股发辫交织构成，开篇先讲葬礼的结束，然后采用倒叙和插叙的手法，讲大伯出现在家中之前的事情——那一年的汤杯比赛、爸爸和老友一边品茶一边看球赛的惬意、“我”和何家文关于球赛的讨论、赢得球赛后马来西亚的举国狂欢……紧接着，大伯出人意料地回到家中，“我”追忆起之前年年清明的祭扫活动，又回想起关于实兆远的民俗和风情——“浮葬”的传统习俗寄寓“出人头地”的期许，坟墓上的对联是对子孙满堂、家业兴旺的期盼，清明祭祀时烦琐的流程和礼节，老饭店里熟悉的味道，还有年年都要带一些回槟城的红酒、面线和光饼。光饼又干又硬，“我”始终不理解为什么爸爸每年都要不厌其烦地带这么难吃的东西回家。实兆远的面线和槟城市场里买的不同，红酒也不是用葡萄酿造的法国葡萄酒，而是用糯米和红曲米发酵做出的福州红酒——这些东西构成了“我”对实兆远的印象，也形塑了“我”对清明节和大伯的记忆。大伯回家之后，他的好友激发了“我”的好奇心。于是“我”和何家文一起讨论这群神秘的叔叔伯伯，“我”觉得他们是好人，可是何家文却说他们是坏人。“我”和家文闹矛盾又很快和好，一起分食一个光饼。这一次光饼被放进烤箱里加热，拿出来时有诱人的葱油香。“我”第一次意识到，光饼可以这么好吃——结果第二天，大伯就因吃光饼哽死。三股发辫交织到最后，朵拉以对葬礼的描绘作为发圈，将三股发辫捆扎起来，留下参差不齐的发尾——就像小说戛然而止，使读者合上书页，怅然若失。

历史背景决定了现实的复杂性

大伯约莫是上世纪四十代生人。四五十年代的东南亚时局动荡，日本侵略者和英国殖民者轮番在马来西亚土地上粉墨登场。在高度压抑的政治环境中，大伯逐渐成长为意气风发的青年。为了救国救民，为了理想信念，这位壮志凌云的青年决定上山革命。可是，时也命也，刚刚上山的大伯就遇到了敌人的追剿，还没来得及大展拳脚，就残废了双腿上山以后的大伯，经历着多重的坎坷——他见不到亲人，可难道不会思念吗？他不再拥有健全的双腿，可难道不期望恣意地奔跑吗？

几十年后，大伯几经辗转，终于保存生命并见到了久违的亲人。看着活泼的子辈、残疾的战友，想着马来西亚生灵涂炭的过往和艰难复兴的现在，为了马来西亚独立自主付出青春年华的大伯究竟会作何感想呢？

马来西亚的历史背景决定了马来西亚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作为一个多民族共存的国家，种族之间的矛盾嫌隙难以规避。例如，知晓大伯曾经“上山”的往事，“我”一时之间难以分辨大伯的“善恶正邪”，于是和家文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家文认为大伯和大伯的朋友近似武侠小说里的造反派明教，把他们视为魔教之徒，而“我”据理力争，持相反观点。又比如，家文的妈妈称那些“上山”的人为“山老鼠”，但“我”爸爸说他们是英雄，“我”和家文为此发生争执，最终家文以“你爸大学读经济，我妈念历史的”作结——但争论的问题本身并没有得到解决。小说最后，大伯下葬当日，政治部的官员前来录影摄像，“我”询问爸爸具体原因，爸爸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怀着无比悲伤提起几十年前念中文学校与上山革命选择之间的纠葛、大伯追求进步的理想挫败和时代造成的不可挽回的悲剧。大伯充满悲情的一生，正是一个特殊时代的缩影。即便如此，小说最后，爸爸还是表达了为理想拼搏奋斗过的大伯就是英雄的看法，让读者为之动容。

《英雄归来》看似浮光掠影地讲述已经“离世”的大伯从归来到故去的过程，实际抓铁有痕地对被马来西亚主流声音遮蔽的历史进行反思。或许，朵拉内心最诚挚的期盼已刻画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各族团结力量的结果最美好！”

（徐诗颖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宇涵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生；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香港文学中的‘香港书写’与岭南文化认同研究”阶段性成果。）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