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干：王蒙的“现代性”反刍

发布时间：2024-04-07 来源于：作者：点击数：次

“现代性”伴随“现代”一词产生，“现代”一词来源英文“modern”，最早在中国被翻译成“摩登”，原义为现代的、新近的、时兴的。也有人认为中国早就有了“摩登”一词，源于佛经《楞严经》。不论当时翻译modern用的是音译，还是借用了佛经已有的词语，都证明摩登是一个外来词。

“摩登”一词在民国时期火起来，与卓别林的一部电影Modern Times有关，这部电影被翻译为《摩登时代》。电影的传播力渐渐让“摩登”一词成为口语，但“摩登”一词随着社会的变化，原有的现代的含义慢慢被时髦、时兴所代替，尤其是“摩登女郎”一词出现之后，“摩登”已经不是原有的中性词，反而有些贬义的意味。

如果说“现代”（modern）和“摩登”一词可以互译的话，那么“现代性”（modernity）绝对不可以被翻译为“摩登性”，因为“现代性”在现当代中国被赋予了先进、进步、文明、民主、自由、科学、现代化、全球化等诸多涵义，加之现代性本身的“未完成的设计”（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开放性空间与“摩登”的固化和狭小不可同日而语。现代性和现代化在中国是同等重要的概念，实现中国现代化不仅是物质层面的理想，而且是精神意义上的凤凰涅槃。从郭沫诺的《凤凰涅槃》开始，中国作家就希望中国在世界现代文明的进程中树立自己的形象，开启了极其艰难和艰辛的现代性进程。

哈贝马斯在《论现代性》中对现代性做出了这样的描述：“人的现代观随着信念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此信念由科学促成，它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道德改良无限发展。”[1]中国现代文学史与现代性相伴相生，一百年来中国作家对现代性的探索、追求和表现始终没有停止，现代性随着中国国情的变化和发展，也始终变换、更替着内涵，中国作家对现代性的表现也丰富多彩、起伏不定。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率先将现代性旗帜高举起来，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学财富，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王蒙也是现代性的一面旗帜，70年间，王蒙对现代性的理解、张扬、反思、重建也伴随着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他丰富的著述是希望通过对现代性的反刍、反思，从而诞生现代中国文明的宁馨儿。

一

《青春万岁》：呼唤革命的现代性

《青春万岁》是王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某种意义上带有处女作的性质，这部写于1953年的作品虽然直到1979年才出版，但沉睡多年之后，也丝毫没有湮灭其光芒，直到今天依然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这是一部记录青年中学生的长篇小说，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热情似火的生活，但这又是一部关于时间的青春文本。小说开头的序诗这样写道：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

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2]

无独有偶，著名文艺家胡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异常兴奋，也用“时间”来赞颂新中国，他饱含激情地写道：

时间开始了——[3]

胡风认为“时间开始了”，昭示新的历史纪元开始了，王蒙则是呼唤时间尽快来临，“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这种渴望显然是一种青年甚至少年的思维，因为只有未成年人才希望时间早点来，而中年人则希望时间走得慢一些，老年人则希望时间不仅走得慢一些，还要最好倒流回来，昔日重现。不同的时间观，有时候就是不同的世界观，当然世界观也会因为时间而变化。时间的长度在物理上也许是一致的，但时间的质量是不一样的，有的时间因历史变化而变得厚重，有的时间则轻飘飘地流过。

王蒙在《青春万岁》里表现出来的时间观，正是年轻的时间观，也正是现代性的时间观。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在时间的意义层面，现代性有很强的进化论嫌疑，“它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道德改良无限发展”。这是另一层意义上的现代性。其核心内容可以表述如下：越是新的，就越是现代的。它为一种进步主义和发展主义的欲望所主宰。这种现代性具备一种明确的时间意识，“这种现代性是转瞬即逝的——今天的先进到了明天就过时了，它意味着，较之过去的历史阶段，现在更为进步，更加成熟。‘在对转瞬即逝、昙花一现、过眼烟云之物的抬升，对动态主义的欢庆中，同时也表现出一种对纯洁而驻留的现在的渴望’”[4]。

《青春万岁》这种对时间的呼唤，其实是对革命的呼唤和热爱，“我们渴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飞”[5]，“孩子们欢呼野营的每一天，每一天都是青春的无价的节日。所有的一切，都是新发现，所有的一切，都归我们所有。蓝天是为了覆盖我们，云霞是为了炫惑我们，大地是为了给我们奔跑，湖河是为了容我们游水，昆虫雀鸟更是为了和我们共享生命的欢欣”[6]。这里表现出来的“我们”的意识，应该是一种大写的现代性，现代启蒙主义强调人是万物之灵长，人是世界的中心，而这里的蓝天、云霞、湖水甚至昆虫雀鸟都在我们的统领之下，都是我们的子民。“我们”是王蒙早期现代性和理想主义的灵魂中轴。“我们”也是王蒙参加革命的理论基础，正是一代年轻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动力。

因为革命的缘由，时间才必须快快地来，年轻的杨蔷云们没有经历过革命的疾风暴雨，也没有感受过战争的枪林弹雨，但她们渴望斗争、渴望战斗，也在现实中进行了战斗和斗争。她们是革命之子，是现代性的婴儿。小说有意味地写到了两个学生的父亲，都是落后的代表人物，一个是继父，一个是养父，这两个“父亲”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杨蔷云们对继父和养父的革命，带有“弑父”的性质，旧的父亲没有了，新的父亲就诞生了，在20世纪50年代很多人都爱说一句话，革命给了我新生，可见革命是一个大写的父亲，也是那一代人的精神之父。

王蒙身体力行地参加了革命，他对现代性的认识是革命赋予的，他14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非常年轻的少年布尔什维克，多年以后他依然对少年时期的选择无怨无悔，依然要对过去岁月致以“布礼”。然而革命不是现代性的全部，生活不是全部能够用现代性来表示的。列宁说过，革命是盛大的节日，王蒙在《青春万岁》里也写了一系列的节日和广场上的活动，但革命不是从一场战斗走向另一场战斗，社会主义国家在战斗中诞生，胜利之后也不能天天处于战斗中，伟大的革命理想最终也要归于办公室的平庸和日常家庭生活的平淡。

1950年代初期的王蒙度过了“有那小船上的歌笑,月下校园的欢舞，/细雨濛濛里踏青，初雪的早晨行军，/还有热烈的争论，跃动的、温暖的心……”[7]的岁月，但时间让青春有了褶皱，王蒙感受到日常生活对现代性理想的腐蚀和消磨，他后来的作品写到理想主义在现实面前的尴尬和无奈。

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王蒙的成名作，这部小说的人物依然能找到《青春万岁》里那群年轻人的身影，杨蔷云变身为林震走上工作岗位。这个新来的年轻人已经不是校园里的团干部了，他来到了组织部工作，发现这里与校园差别很大。虽然组织部还不是完全的社会化和生活化的机构，但年轻的林震已经觉得沉闷和乏味，甚至有些迷惘。小说里有一个人物叫刘世吾，作为林震的上级，是曾经参加过1947年学生运动的青年领袖，革命胜利之后表现出与革命者身份不相符合的冷淡和平庸，这让热血沸腾的林震难以理解，机关生活怎么会如此的没有激情与梦想呢？当时一位年轻的评论家唐挚在一篇题为《谈刘世吾性格及其它》的评论中写道：“在熟练下面的高度的冷淡”，“从他灵魂深处所发出来的冷淡，是这样地寒气逼人！”[8]《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热与冷，是林震遭遇到的最大的反差，他与刘世吾虽然没有像杨蔷云与呼玛丽那样构成冲突，但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距离已经日渐明显，这既是年龄上的距离，也是价值上的距离。

在“成熟”的刘世吾看来，林震和赵慧文身上的情绪正是小资产阶级狂热的一种表现，小资产阶级作为那个时代的特定产物，也被称作小布尔乔亚，一看这英译的汉名，就知道是现代性的产物。19世纪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潮就是预设一个生活的理想格局，很多人都喜欢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多夫》那样的理想主义生活。契诃夫说他所有的主题都是批判庸俗，批判小市民的庸俗，这确实是现代青年的必备的品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里的林震无疑是讨厌庸俗的，他和赵慧文的关系日渐亲密到情感暧昧，源于他们都有反庸俗的情怀。革命现代性不能混同于小市民气，与小市民习气作斗争是现代性的标配，但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再美好的理想一落地就与初衷相距甚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实际写出了后革命时代青年一代的失落感，《青春万岁》蓬发的热和《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遭遇到的冷，意味着丰满的现代性碰到骨感的现实。

有人说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批判党内的“事务主义”倾向，其实是“高抬”了王蒙的政治意识。林震和赵慧文与群体的脱节，只不过是欢度革命“盛大节日”之后留下的一种后遗症，他们的失落感预示着王蒙的现代性追求陷入停滞和徘徊的境地。而后来文艺界对《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批判和声讨，标志着革命这一20世纪初的新鲜事物所含有的现代性正在剥离，原有的革命含有的现代性使命已经旁落。

之后，王蒙被戴上“右派”的帽子，远去新疆，青春变得遥远，革命和现代性都被按上暂停键。

二

《春之声》：文体现代性的创新

20世纪80年代，王蒙曾经以“集束手榴弹”引发了关于小说现代派的大讨论。“集束手榴弹”是指这样六篇小说：短篇小说《夜的眼》《春之声》《海的梦》《风筝飘带》和中篇小说《布礼》《蝴蝶》。这六篇小说以前所未有的艺术形式表达了中国作家的创新精神，被称之为“东方意识流”，开辟了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另一跑道，同时也预示了文学的现代性探索重新起步。

20世纪70年代末期，被批判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获得了正名，“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新的理想，中国的现代性建设也开始重启。同时文学界围绕现代派和文学现代化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9]，更直接地将现代化建设与现代派联系起来，认为现代化建设势必要出现现代派，而反方认为现代化与现代派是两个概念，现代化的生活依然可以用现实主义表达。现代派一时间成为热点话题，争辩双方各说各有理。

王蒙被推到了前沿，因为在这些讨论之前，王蒙已经写出了《夜的眼》《春之声》《海的梦》《风筝飘带》等具有意识流品质（王蒙自己不认为受过意识流的影响）的“集束手榴弹”，被看作文学迈向现代主义的“春之声”。之后王蒙的这些作品与“新潮文学”“先锋派”“实验文学”等概念联系起来，无论是称赞的还是反对的，都认为王蒙是始作俑者，领风气之先。

王蒙热衷于新的文学样式，探索新的文学表现手段，不是受某种潮流鼓动，而是出于内心的需求。1978年，王蒙在新时期复出之后，《青春万岁》历经多年磨难正式出版，《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也被视作“重放的鲜花”成为新的经典，但他没有沿着《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路径写作，而是另辟蹊径，开创新风。

新时期文学界的复苏最早表现为对“四人帮”的批判和揭露，延续了中国现代文学“战斗”的传统。当时以《伤痕》《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文学”占据了各大文学期刊的头条，王蒙当年的小伙伴们也加入了这一思潮的写作，张贤亮、从维熙、陆文夫、高晓声、方之、茹志鹃等写出了一系列很有影响的作品，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张贤亮的《绿化树》、方之的《内奸》、陆文夫的《小贩世家》、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等获得了好评。在这些作品中我们能够读到鲁迅甚至茅盾小说的影子，他们在秉承“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上卓有建树，刘心武的“救救孩子”正是鲁迅《狂人日记》在新时期的回响，不难看出，新时期文学初期延续的还是革命性思维，延续的还是光明战胜黑暗、先进战胜落后、文明战胜愚昧的宏大主题。评论家季红真将新时期文学的主题归结为“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文明作为现代性的关键词受到人们的青睐。

王蒙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并没有和主流的思潮完全同步，他没有去惨痛地揭伤疤，没有去展示自己身心的创伤，而是努力去弥合伤口，修复身体和心理上的疼痛。他的《最宝贵的》《悠悠寸草心》等小说描写党群关系上的疏远，没有太多的愤怒和愤恨，反而以一种愧疚的心理来看待这些年的苦难历史，《悠悠寸草心》的主人公是受到生活磨难的官员，但他内心里更多的时候是审视自己，或者说在审视生活磨难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自己在这一历史中的所作所为，为这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做了什么。

在这一段时间内，修复疏远已久的党群关系，修复个人与周围的关系，修复心灵与肉身的断裂，成为王蒙面对历史的选择。在《布礼》和《蝴蝶》两部中篇小说里，王蒙书写的是当时“右派作家”常写的个人的苦难遭遇，在被命运捉弄之后，钟亦成受尽磨难，还是忘不了“布尔什维克”的敬礼，而《蝴蝶》里张思远则物我相忘，幻觉化蝶，完全没有外在的创伤，连心灵也转化为超越时空的状态。也许有人觉得这是一种逃离历史的自我麻醉，但如果我们联系王蒙的整个创作来看，就不会认为这是王蒙对现实的逃逸，而会发现这是他对现代性的再度寻找和深度思索。

我们读一读王蒙同时期写的《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一文，就会发现王蒙不是逃避，而是反刍、反思。在这篇随笔性的文字中，王蒙对鲁迅的“痛打落水狗”理论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认为，鲁迅提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其实包含两层意思，“一，‘费厄泼赖’是应该实行的。实行‘费厄泼赖’，最终是有它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二，‘费厄泼赖’目前还不能立即实行。实行‘费厄泼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当时尚未变为现实性”[10]。王蒙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费厄泼赖”已经可以实行。王蒙提出这样的观点具有某种超前意义，与后来邓小平的“不争论”理论一脉相承。王蒙在文中指出，由于十年动乱留下的历史创伤，“留下了许多人与人之间的宿怨、隔膜、怀疑、余毒以及余悸的今天，提倡“费厄泼赖”更是对症的良药”。王蒙这里说到的不仅是文学的问题，而且是整个国民心态的调整。

20多年的“右派”生涯并非没有给王蒙留下乖戾和痛苦的记忆创伤，也不是王蒙好了伤疤忘了痛，而是王蒙在底层的磨难让他重新思考个人的定位与历史和生活的关联。并不是王蒙没有挖掘、揭露伤疤的能力，也不是王蒙故意粉饰生活、粉饰人性，他只是不想以怨恨的方式呈现出来。王蒙对人性和生活的洞察的尖锐和冷静，在其后创作的《活动变人形》中有充分的表现，王蒙对父亲的精神疾患毫不留情，对母亲辈的精神恶习的描写也刀刀见血，但是在这样一部具有某种“吐槽”意味的小说中，王蒙依然是充满了“费厄泼赖”的精神，他写得很痛苦，写得很不粉饰，但在内心里还是充满了悲悯。

王蒙的现代性追求依然初心不变，他把笔触深入到小说形式的探索中去，一度被认为是现代派的代表人物。《春之声》作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报春鸟，现在读来，尤为意味深厚。

《春之声》可以说是“三无小说”，故事情节平淡，或者说没有情节，一个人坐闷罐车的所见所听所感，没有与其他人物发生冲突性的交集。虽然有人物，但岳之峰也只是小说的一个视点而已，并没有特别的性格描写和人生经历，岳之峰呈现的只是心理的感受和情绪的流动。由于主题是辐射性的，所以当时一些人表示“看不懂”。岳之峰在回家的路上，听到了各种声音，火车的车轮声、美国抽象派音乐、黄土高坡的铁砧声、嘈杂的人声，汇成多声部“春之声”交响曲。《春之声》是以拥抱的姿态而不是以诊断的方式去面对新的生活，在嘈杂的火车上，我们似乎又能看到《青春万岁》里那个呼唤“所有的日子都来吧”的王蒙，当然热情中多了点冷峻，忧伤中又充满希冀。面对新的生活转机，王蒙感受到春天的旋律。

《春之声》从题目到内容都显现了王蒙对全球化（当时并没有这个概念）的热切渴望，对新的艺术形式的大胆而勇敢的尝试，因为改革与开放就是当时的现代性的主旋律。《青春万岁》与《春之声》都有个“春”字，说明王蒙内心里一直向往春天，一直对时间充满了渴望，因为他“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道德改良无限发展”。

三

《活动变人形》：现代性的困惑与迷茫

王蒙一生与现代性纠缠、博弈、对话，年轻时他把革命等同于现代性，在他眼里，革命就是启蒙，革命就是现代性。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人生风风雨雨之后，他对年轻时的理想主义有所保留，对极端真理、极端现代性有所怀疑，这在他的作品里有委婉而细腻的表达。

在《杂色》这篇兼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色彩的中篇小说里，王蒙小说的色调从明媚的《青春万岁》的青春色，转入了杂色马的灰色。王蒙将自己的迷茫通过曹千里这样一个化身表达出来，曹千里的迷茫其实是王蒙对现代性的迷茫，在小说里就是那匹毫无生气、毫无现代性的杂色老马。和枣红马相比，杂色老马就是一个无用和无能的象征，但枣红马迟早也会走到灰杂色老马的境地。小说里写道：“皮鞭再乘上岁月，总有一天枣红马也会像这一匹灰杂色的老马一样，萧萧然，噩噩然，吉凶不避，宠辱无惊的吧？”“所以，大家都说骑这一匹灰杂色的老马最安全。是啊，当它失去了一切的时候，它却得到了安全。而有了安全就会有一切，没有了安全一切就变成了零。”[11]

如果说枣红马是现代性的象征的话，那么灰杂色老马则有些反现代性，这是一匹被时间遗弃了的老马，“瞧它这个样儿吧：灰中夹杂着白，甚至还有一点褐黑的杂色，无人修剪、因而过长而且蓬草般地杂乱的鬃毛。磨烂了的、显出污黑的、令人厌恶的血迹和伤斑的脊梁。肚皮上一道道丑陋的血管，臀部的深重、粗笨因而显得格外残酷的烙印……尤其是挂在柱子上的、属于它的那副肮脏、破烂、沾满了泥巴和枯草的鞍子——胡大呀，这难道能够叫做鞍子吗？”[12]

当王蒙呼唤“所有的日子都来吧”的时候，绝对没有想到“所有的日子”来了之后，曾经年轻的骏马会成为现在的模样，这是对现代性的一种解构。在《杂色》里，王蒙已经预感到现代性也会变化，也会变得脆弱，也会变成时间的“过去时”。到了他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王蒙在《杂色》里的困惑，由情绪的意识流和语言的延展再生慢慢转化为一种写实性的理性呈现。

《活动变人形》是王蒙迄今为止在文学界评价最高的作品，其丰富和尖锐以及深厚超过同时代的很多小说，至今为止还是王蒙小说的塔尖。《活动变人形》的含义丰厚，一般人读完之后，往往掩卷而思，但不同人会有不同的感受，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最早出版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内容介绍认为全书的主题是反封建的：“可以看到死去的时代和它投射给我们的长长的阴影。”[13]“阴影”一词用来形容全书的内容，是很准确的，但这个阴影不只是旧家庭、旧文化的投射，也有倪吾诚这样文明人的投射。

关于《活动变人形》，王蒙有两句自我阐释的话值得注意。一是王蒙自己说《活动变人形》是他“写得最痛苦的作品”[14]，痛苦的缘由在于他清醒地意识到笔下人物对自身的创伤犹未忘却，而小说呈现本身就像揭伤痕一样疼痛。《活动变人形》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伤痕文学”，揭伤痕的过程就是他心灵的煎熬。他写了家庭不光彩的历史，写了父辈们不堪回首的苦难人生。更痛苦的是他自己陷入精神的困惑，即便是“文革”期间，王蒙也没有如此的痛苦，写作《这边风景》其间还可以感受到他内心的等待和期望，而在《活动变人形》中他的解剖刀刀刃向内，面对自己亲人的狗血史，他的焦虑只能用平静的写实手法来展示，而不能像《杂色》那样语流迸发，嬉笑怒骂。

二是他说在写作《活动变人形》之前，他一直受到俄苏文学的影响，直到写作《活动变人形》时才告别了苏联文学[15]。“告别”一词，说明王蒙一直自觉苏联文学对他根深蒂固的影响，在《活动变人形》之后，王蒙还是时不时地会回到他熟悉的俄苏文学的腔调上去，比如《春堤六桥》《女神》等都有俄苏文学特有的气息。《活动变人形》的写作思路并没有在他的创作中延续下去，直至《笑的风》才又隐隐地有些续上，但其“痛苦”的烈度则远远无法和《活动变人形》相比。

王蒙为什么告别苏联文学？他要告别苏联文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苏联文学的内涵很丰富很复杂，如果再涉及俄罗斯文学就更加复杂。王蒙深受苏俄文学的影响，可以说深入骨髓、融化到血液里去了，而要“告别”母体必将伴随着剥离的疼痛，这是王蒙心理上的另一层难言的痛苦。

对王蒙影响最大的苏联作家是法捷耶夫，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品是《青年近卫军》，王蒙直言，这部“小说（指《青年近卫军》）是我最尊敬最热爱的法捷耶夫写的”[16]。法捷耶夫是王蒙的偶像，《青春万岁》也是从《青年近卫军》中汲取了营养。而法捷耶夫作为“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17]的作家，是苏联文学的标志性人物，也是斯大林最欣赏的作家，是光明和理想的化身。王蒙在他身上学到的更多是光明和理想的精神力量，“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道德改良无限发展”，但社会实践和文学实践让王蒙认识到“无限进步”和“无限发展”很艰难，苏联文学那种光明的下面也有阴影，有时貌似前进其实却是退步，“费厄泼赖”固然优雅，但落水狗咸鱼翻身再咬人，更为可怕。这或许是王蒙“告别”的理由。

《活动变人形》里塑造了三个重要人物，分别是倪吾诚、姜静宜、姜静珍。对这三个人物背后的思想逻辑仔细分析，会发现现代性在中国的境遇如此孤立而单薄，而貌似僵尸的封建残余是如此坚硬，因而倪吾诚的软弱除了自身性格外，环境的坚硬和生态的恶劣，也让他无法拥有力量。

倪吾诚的形象可视为现代性的化身，科学、民主、自由、启蒙、卫生、运动这些摩登元素他全部拥有，在小说里他是一个文明人的典型代表，在海外喝过洋墨水，爱吃西餐、爱喝咖啡、爱游泳，浑身散发着文明人的气息。作为一个从乡村文化浸泡出来的逆子，倪吾诚要叛变自己的文化血脉，要改变家族文化投给他的阴影。他首先在家里采取西化，推广西方生活方式，比如每天要刷牙，一天三次，还要用好牙膏好牙刷，每天要洗澡，一天最好两次，不要随地吐痰，等等。这些依然没有错，我们今天建设文明村镇、文明街道的村民公约里都有这些条款。但是，静宜说，钱呢？倪吾诚只能哑口无言，在挣钱方面倪吾诚是一个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他的那些钱维持不了这样“文明”的家庭生活，于是冲突不可避免。最初的冲突是因为倪吾诚看到岳母姜赵氏随地吐痰，委婉地告诉妻子静宜，而静宜又转告自己的母亲，一场“战斗”由此开始，愈演愈烈，最后总是以倪吾诚的落荒而逃暂告一段落。

倪吾诚想在家庭里推广现代性，遭到无情的绞杀，他又开始在家庭外搞婚外恋，追求他心目中的爱情，并企图和静宜离婚，这就遭到更大范围的阻击和攻击。倪吾诚现代性外衣下面藏着自我中心和极端的个人主义，他不顾别人的死活，有钱就结交名流，胡吃海喝，俨然像个绅士和贵族，没钱的时候就四处借贷，近乎乞讨。这种不负责任又柔弱无能的男人，被姜家的女人唾弃和辱骂，也是自然而然的。倪吾诚无疑是一个失败者，他的失败除了个人的柔弱、无能、自私外，也是他追求的现代性自身的弊端造成的。

倪吾诚为什么会失败？我们要从倪吾诚的“对手”来研究。倪吾诚的对手来自家庭内部，他的妻子，他的大姨子静珍和他的岳母姜赵氏这三个人结成的联盟，像蜘蛛网罩住了倪吾诚这只嗡嗡叫的蚊子，使他一点也动弹不得。三比一，不仅是人数上的优势，还是“底蕴”上的优势，这“底蕴”正是被倪吾诚瞧不起的封建传统文化。

这张网是如何织造出来的？首先是静宜，静宜是倪吾诚的妻子，倪藻和倪萍的母亲，在这个家庭里她是中轴。静宜并不是一个封建女性，她接受过现代教育，也可以说是“新的女性”，但她与倪吾诚没有爱情，他们的婚姻是封建包办的，她是一个精神上的“解放脚”女性。静宜接受现代教育，但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和家族的血缘政治浸润，让她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新的女性。静宜的命运被安排在前现代与现代性的夹缝中，因为受过现代教育，她不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有自己的尊严，她对丈夫的态度不仅仅是依赖和服从。她清醒地意识到倪吾诚是这样不靠谱的丈夫，必须对他加以管理和束缚，要不然会家破人亡。但静宜的家庭又是一个封建性小王国，她的母亲是个贞女，她的姐姐静珍也是一个贞女。她和她们的结盟是天然的，不仅仅是血缘的一致，还是思想价值观的共同体。她们对待倪吾诚的不靠谱采取的一些战法，是非常的粗俗和野蛮，首先是骂，然后是打，最后就是驱逐。表面上看是倪吾诚落荒而逃，实际上是静宜、静珍的驱逐造成的。静宜的悲剧在于和姐姐母亲捆绑在一起，她的家其实不是倪吾诚和她两个人的家，而是倪吾诚、静宜、静珍和姜赵氏四人共同的家。在这个家中，静宜和倪吾诚都只有四分之一的“股份”，她并不能真正控制家庭的大权，她也是被支配的。小说写倪吾诚和静宜两个人和好，却造成了静珍和母亲的不适和不快，静宜反而感到失去了归宿感。倪吾诚要改造静宜，静宜对倪吾诚的要求则是“钱呢钱呢钱呢”，更显得倪吾诚不切实际。

静珍是《活动变人形》里一个最鄙视现代性的人物，或者说是现代性的受害者。她无疑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也成了封建礼教的殉葬品。她和丈夫结婚不到一年，丈夫就去世，之后她就像她母亲一样开始守寡，她把这种状态不叫守寡叫“守志”，长期的压抑造成了她的精神变态。小说写她每天的“早课”，她化妆的同时，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进行交谈、交锋直至谩骂。当倪吾诚很认真地劝她改嫁时，她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她更厌恶倪吾诚，轻视倪吾诚，视倪吾诚为异兽、为疯子——要不怎么能说出那种没用没趣没人性的话来？”[18]注意这里的“没用”“没趣”“没人性”三个词的内涵，与倪吾诚的理解完全相反，在倪吾诚看来，守寡才是没用没趣更是没人性的事情。鲁迅先生当年视封建礼教为“吃人”，也是就灭绝人性方面而言，改嫁本身正是尊重人性释放人性的一种方式，但静珍则认为是没人性的举动。可见对人性的理解反差如此之大，可见倪吾诚对静宜、静珍“启蒙”的难度之大，双方的冲突也因此水火不容。静珍形象的深刻意义在于，她显然被封建礼教“吃”了，这已经很可怕了。更可怕的是她还要“吃人”，小说里写到她对倪吾诚和静宜短暂和好的“醋意”和“仇视”，几乎露出了她吃人的獠牙来。小说里写到她将一盆绿豆汤泼向倪吾诚的时候，其恶魔形象已经暴露无遗。

《活动变人形》给人印象最深就是对骂的描写，各种骂法，各种骂词，俗的、脏的、恶的、人间的、地狱的、诅咒、谩骂、对骂等等，可以说是骂文化的大全。鲁迅曾经说“谩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但《活动变人形》的“战斗”则是全靠骂进行，倪吾诚在“骂声”中艰难生存，他的那套“费厄泼赖”文化面对骂文化毫无还手之力。小说中骂得最精彩最深刻的则是静珍，她出场的仪式就是骂得惊天动地，变态的静珍变态地骂，曾经是中国乡村流行多时的口头文化，而在骂声中长大的倪藻、倪萍与母亲和姨妈站在一起憎恨父亲，但这种家庭氛围给孩子们留下了阴影，倪萍的神经质疾患与恶骂的环境不无联系。《活动变人形》所写的年代已经过去多年，时至今日，科技文明的高度发达，理应会推动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但“骂文化”并没有因为网络这一现代文明的出现而消失或萎缩，反而因为网络传播的速度让“骂文化”得以无障碍传播发酵膨胀，这些年令人痛心的网络暴力造成的悲剧不堪回首，而那些骂者一脸正义相、一脸无辜相，永远以胜利者自居。如果静珍能够活到今天，一定是网上的超级大V，她骂人的伎俩和技艺一定在网上所向披靡。

尽管静珍、静宜的骂术高超近乎无敌，但当倪吾诚采取下三滥的战法时，静宜和静珍只能落荒而逃，小说写到倪吾诚的“胜利”是他在一次家庭恶战中，采用了倪吾诚老家孟官屯陶村一带男人对付女人的杀手锏，大吼一声，我要脱裤子了。三个女人溃败而逃，而倪吾诚感到了野蛮的快意。这意味深长的描写不仅是对倪吾诚作为一个启蒙者的嘲讽，也是对静宜、静珍和姜赵氏“守志派”的嘲讽，你们对倪吾诚以恶待之，倪吾诚对你们则以邪待之，邪压制了恶。摩登先生倪吾诚的杀手锏并不是他的发明，而是静宜、静珍武器库里经常使用的常规武器而已。脱裤子的举动不仅不文明，也有伤风化。倪吾诚苦心经营的启蒙最后以如此下三滥的手段收场，不是悲剧，不是喜剧，而是闹剧。呜呼！现代乎？传统乎？

鲁迅在《故乡》里曾经写过闰土的麻木，也写过豆腐西施杨二嫂的势利，豆腐西施的身上也可看见静宜、静珍的影子，鲁迅没有写“我”如果对闰土、豆腐西施进行启蒙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由《阿Q正传》里假洋鬼子的下场，基本可以想象这种启蒙的悲喜剧。倪吾诚最终作为一个“战败者”，固然有其性格的原因，但他膜拜的现代性天然的缺陷和致命的硬伤，才是导致他失败命运的根本原因。

倪吾诚的“现代”在与静宜、静珍的“封建”交锋中遍体鳞伤、体无完肤，儿子倪藻目睹了“两派”的交战过程，当他多年之后以审父的视角来重叙这一往事和“伤痕”时，内心惨痛而不堪回首。小说借倪藻的口吻，表达王蒙的困惑和迷茫。倪藻清楚地记得父亲送他的一本日本的画书，叫《活动变人形》，他意识到，人是由各种元素组成的，“戴帽子或者不戴帽子或者戴与不戴头巾之类的玩意儿的脑袋，穿着衣服的身子，第三就是穿裤子或穿裙子的以及穿靴子或者鞋或者木屐的腿脚。而这三部分是活动可变的。比如一个戴着斗笠的女孩儿，她的身体可以是穿西服的胖子，也可以是穿和服的瘦子，也可以是穿皮夹克的侧扭身子”，“然后是腿，可以穿灯笼裤，可以是长袍的下半截，可以是半截裤腿，露着小腿和脚丫子，也可以穿着大草鞋。这样，同一个脑袋可以变成许多人。同一个身子也可以具有好多样脑袋和好多样腿。原来人的千变万化多种多样就是这样发生的。只是有的三样放在一起很和谐，有的三样放在一起有点生硬，有点不合模子”。[19]

王蒙在《活动变人形》里发现曾经被一些人神话了的现代性竟然是那么的脆弱，乡村普通家庭妇女的前现代小技如此坚硬乃至坚不可摧，是摩登人士难以想象的。许子东在进入新世纪后重读《活动变人形》时，就有过这样的判断：“通观整部长篇，谁都有错，谁都可怜，谁都不幸，谁都是悲剧人物——除了倪藻(及叙述主体)之外。”[20]但与之相对，王蒙本人则将倪藻(也包括小说的叙述主体)纳入到批判对象范畴当中：“然而我毕竟审判了国人，父辈，故乡，我家和我自己。我告诉了你们，普普通通的人可以互相隔膜到什么程度，误解到什么程度，忌恨到什么程度，相互伤害和辗轧到什么程度。我起诉了每一个人，你们是多么丑恶，多么罪孽，多么愚蠢，多么不幸，多么令人悲伤！我最后宣布赦免了他们，并且为他们大哭一场。”[21]许子东与王蒙所表现出来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也映照出王蒙在写作《活动变人形》过程中异常纠葛的心理动态。

在这场带有王蒙身世的家庭悲剧、喜剧、闹剧中，王蒙用了“起诉”“审判”“赦免”来陈述他复杂的心情，这是一部杂色的小说。农耕文明、现代文明诸多的色彩混杂一起，启蒙与被启蒙、起诉与被起诉、赦免与被赦免，身份的置换与颠倒，构成真正的活动变人形。

四

《笑的风》：爱情现代性的去魅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过：“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22]这成为人们追求爱情的最充足的理由，也成为人们放弃那些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的杀手锏。

现代性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最早体现的就是恋爱自由和婚姻自由。婚恋的主题也一直是作家和热心读者关心的母题，从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到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从鲁迅的《伤逝》到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都通过婚恋题材来表现现代性与中国土壤交融的艰难与困顿。1949年以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以法律的形式来认定结婚自由，离婚自由。20世纪40年代，延安时期的作家在一般人看来是与现代性绝缘的，但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就是倡导自由恋爱、反对包办婚姻，以小二黑、小芹为代表的农村青年战胜了以三仙姑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应该说，这是一场现代性的胜利。新时期以来，张洁曾以《爱，是不能忘记的》这个短篇激荡了多少人的心灵，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更是直截了当地表达这一理念。现在看上去，有点不可思议，但在当时激起巨大的反响，让读者激动不已。

时过境迁，没有人会去为无爱的婚姻辩护了，但有爱的婚姻就幸福吗？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也是不幸福的，有了爱情的婚姻就一定幸福吗？为了追求爱情而舍弃了原有婚姻的婚姻就一定道德吗？

这种思考性的反刍在鲁迅时代就开始呈现了，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便是对《玩偶之家》评论的一种逆向思维，而他的短篇小说《伤逝》也是对爱情的深度思考，子君和涓生的爱情悲剧不在于没有爱情，而在于生存是第一位的。新时期以来，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曾经轰动文坛，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效应。但多年之后，张洁自己觉得小说有些幼稚，甚至不希望再提及，而她长篇小说《无字》的出版，既是对《爱，是不能忘记的》的解构，也是对爱情现代性的一种失望。

《活动变人形》写了无爱的婚姻导致的人生悲剧，倪吾诚离婚后的后传没有写，读者和评论家也一直期待王蒙写出《活动变人形》的续篇来，但王蒙一直悬置在那里，没有动笔。毕竟家族的苦痛写一次就是揭一次伤疤，虽然《活动变人形》写完之后，伤口不见得愈合了，但再揭还是很疼痛的。时隔35年之后，王蒙又写出了长篇小说《笑的风》。在这部堪称《活动变人形》续篇的长篇小说中，作家又一次去揭开那个婚姻和爱情的疮痍，不过这一次王蒙不再像写作《活动变人形》那么痛苦不堪了，他冷静地呈现了傅大成的婚恋悲剧之后，再通过傅大成爱情现代性神话的幻灭，对现代性进行去魅。

《笑的风》写了傅大成的两段婚姻，第一段婚姻是无爱的结合，第二段是爱情的结晶。但有爱与无爱的婚姻，最终都是解体。《笑的风》写年轻时的傅大成听到“笑的风”，终身难忘，写下美好的诗歌以怀念追思久久不能放下的银铃般的笑声，这个时候傅大成的情绪颇像《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主人公，对爱情的向往让他激情澎湃、辗转反侧，而现实却给了傅大成一段父母包办的无爱的婚姻。

虽然无爱，傅大成婚后的生活并没有出现太多的问题，白甜美的能干和贴心，满足傅大成生活的需求当然也有生理上的需求，傅大成短时间内平静了。当肉欲超过灵欲时，灵欲就暂时做了妥协，“他终于承认自己迷上了甜美，陷入了甜美，塌陷了自身，融化了自身，满意了自身，完整了也缺陷了自己，他的心流淌着糖汁也流出了血”[23]。但傅大成却从婚姻生活中感受不到爱情的存在，他心有不甘，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不能容忍的缺失。改革开放之后，傅大成认识了女作家杜小鹃，和杜小鹃的情投意合，让傅大成下决心和白甜美离婚，告别无爱的婚姻。和倪吾诚的离婚一样，傅大成的离婚也是经历千难万险，以致在法庭宣布离婚的那一刻，白甜美以死相抗，直接用脑袋撞击桌角，幸亏有人阻拦救助，才免得悲剧的发生。

傅大成告别了没有爱情基础的父母包办的婚姻，和杜小鹃的婚后生活短时间内也是幸福满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爱情的保鲜期过了之后，面对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平庸，爱情的魅力不再新鲜如初，两人的灵肉交融变得平淡乃至冷淡，随着杜小鹃的出国，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爱情烈火归于平淡，渐渐化为灰烬，最终还是以离婚告终。

傅大成和杜小鹃的结合可谓是爱情现代性的结晶，是灵肉无缝对接的范本，但两人还是不能白头到老，是不是爱情欺骗了傅大成？王蒙对此感触颇深，曾经考虑将这部小说命名为《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这是以傅大成的视角为出发点的，而现在用《笑的风》则是出于作家的客观视角。王蒙在这部小说里，其实潜藏着这样的潜台词，假如爱情欺骗了你？假如婚姻欺骗了你？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甚至，假如文学欺骗了你？怎么办？傅大成应该是属于被生活馈赠丰厚的作家，但他同时又是被生活欺骗戏弄很多很深的作家。从那夜银铃般的笑声开始，生活就像恶作剧一样，戏弄着傅大成，给你欢乐的同时，也给你痛苦，给你苦难的同时，又给你希冀，给你甜蜜家庭的同时，却伴随着无爱的煎熬。之后，痛苦的离婚，愉悦的新婚，新的生活带来的永远是新的体验，而新的体验里还泛起陈旧的烦恼，这些过了时的烦恼比新的体验更为顽固，也更为尖锐，乃至有了更新的体验时，那些陈旧的烦恼还是挥之不去。

傅大成和杜小鹃代表了某种现代性，而白甜美代表的则是某种乡土文明，她与静宜的价值观应该是相同的，属于“前现代”。穿行在现代文明和前现代文明之间的傅大成在饱尝爱情的悲欢离合之后，愈发彷徨，难以作出选择和判断。这就是傅大成老觉得普希金的诗歌“假如生活欺骗了”非常吻合自己心境的原因所在。傅大成的被欺骗感来自何处？这要从傅大成的理想主义说起，作为接受过现代性启蒙的知识分子，傅大成想象中的理想生活是预设好的，就像傅大成想象有一个理想的婚姻和理想的爱情一样，这就是幸福的实现。但生活的轨迹没有按照这个蓝图去实施，傅大成在精神上有了被捉弄的感觉，觉得生活在欺骗他，用一句现在很流行的话说，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因为现实和设定的理想蓝图是不一样的。

现代性显然倡导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觉得生活应该是这样的，不应该是那样的。傅大成无疑是带着理想主义的目标去选择婚姻的，但是父母包办的婚姻不是理想主义的，而是从生活实际出发（在傅大成看来这无疑是一种庸俗），父母为傅大成娶了白甜美，所以理想主义的傅大成有挫败感，觉得生活“不真实”，觉得生活太庸俗，这就是追求现代性造成的焦虑。如果王蒙只写傅大成的焦虑和痛苦，《笑的风》也只是《爱，是不能忘记的》的翻版。王蒙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写出了傅大成没有自由恋爱婚姻的这种挫败感，更重要的是写出傅大成在按照自己的理想蓝图和杜小鹃结合，获得美满姻缘之后，他反而滋生出另一种被欺骗的挫败感。他和杜小鹃在希腊的旅游小岛上的对话，写出现代性的幻灭感。在希腊圣托里尼岛的小镇上，傅大成和杜小鹃关于自由、孤独、幸福的对话，其实是对现代性的一种追问。

他们边讨论边叹息了很久，他们的共识是，人不可以活得过分幸福，过分幸福的人不可能成材，不可能有内涵，不可能坚毅与淳厚，不可能有生活与奋斗的意愿乐趣，他们还分析，绝对的自由的代价往往是绝对的孤独。[24]

个性、自由和幸福，这是现代性的重要基石，也是傅大成理想世界的支柱。但他在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自由和幸福之后，却对绝对的自由和幸福产生了怀疑。傅大成后来与杜小鹃离婚以后，更加产生了“被欺骗”的感觉，因为他在实现追求的理想之后，反而觉得更加的失落、更加的失重。傅大成的理想生活实现之后，最终是和自己的“理想”切割了，他和杜小鹃的分手，也是他现代性梦想的破灭，他又一次觉得被生活捉弄了，不是说好的“理想”吗？怎么如此脆弱呢？所以又回到了白甜美的“身边”，甚至要为她建立“婚姻博物馆”，完成她生前的设想。人生是如此的吊诡，爱是自由的还是孤独的？

现象学认为生活本身不带有某种固定的本质，本质都是我们加上去的对生活提炼的过程，而我们之所以觉得被生活欺骗了，或者被人生欺骗了，其实在于我们对生活中的一个理想的目标，或者本质的认可。在现象学看来，生活的本质完全是源于我们的理念。生活是混沌的，生活不会欺骗谁或者厚爱谁。

生活的模样不是按照预设的方式存在，当我们的人生模样没有达到这种预设，就会产生一种落差——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其实，生活没有欺骗任何人，生活的模样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愿随意设定和更改的，一种理想的生活模式作家可以去追求，但追求的过程往往比实现的时候更有价值和意义。何况傅大成在“理想”实现之后，在与杜小鹃结婚过上幸福生活之后，家庭还是解体了，傅大成又产生了新的“怨恨”，觉得生活还在“欺骗”他。对现代性的索求和追问成为小说潜在的思想之波。傅大成对生活的反刍，其实也是王蒙对现代性的反刍。不仅《笑的风》，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奇葩奇葩处处哀》《女神》等在对女性命运描写时，也提出了一些疑问，在对女性命运反刍时，也对现代性的爱情神话作了某种消解。

这并不意味着王蒙对现代性的摈弃，反思现代性，反思现代婚恋，也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的无条件认同。在对女性命运的关怀和悲悯上，王蒙可能要比一些女权主义者还要深刻。在《女神》中他对女性的无限称赞和讴歌，在《笑的风》中对白甜美和杜小鹃的平等叙述，不是简单的褒抑，而是比对傅大成还要更爱怜些。小说的第二十五章《谁为这些无端被休的人妻洒泪立碑》体现了另一种现代性，他在小说中写道：“一连几天他昼夜苦想，他越想越激动，近百年来，中国多少伟人名人天才智者仁人志士专家大师圣贤表率善人，对自己的原配夫人，都是先娶后休的。伟人益伟至伟，圣人益圣至圣，善者自善修善，高人本高更高，而被休弃的女人除了向隅而泣以外又有什么其他话可说？又能有什么选择？”[25]倪吾诚和傅大成的无爱的婚姻是生活的欺骗，而静宜和白甜美的痛苦又是来自何处呢？她们是不是也被生活“欺骗”了呢？现代性的要求是人人平等，人人个性解放，但现代性不会认可一个人的幸福建立在另一个人的痛苦之上，一群人的幸福也不能建立在另一群人痛苦的基础上。

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开始，从伏尔泰、卢梭到萨特、海德格尔，他们强调个人的神圣性，主张世俗的合理性，现代性的问题是要解决人的幸福问题，而女性的幸福更是现代性持久关注的问题，爱情和婚恋又是女性幸福的关键问题，王蒙的《笑的风》从傅大成的现代性幻灭出发为现代性去魅，由此去追溯女性的幸福与现代性的纠结，从而显现出其博大的人文情怀。

爱，是不能忘记的，实现了的爱，或许会忘记得更快。

结语

现代性与现在

一百多年来中国文人志士对现代性的追求一直没有停止过，现代性的未完成的设计，也让现代性的内涵随时随地地更新和变异，追寻和反刍便交织在一起，教条主义的照搬和克隆反而会让现代性失去生命力。王蒙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他是一个实践家、践行者。历时70年之久，王蒙对现代性的追寻与反刍从未停止过，这也与现代性本身的特点有关，现代性的每一个层面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都遭到了反诘和批判。它既受到保守主义的攻击，也受到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可以说处于前后夹击的困境，但现代性并不因此而停止前行的脚步，现代性的意义就是向前，像倪吾诚游泳那样，不断地游向前去，才有希望。

现代性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人类对现代性的探索不会停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也将为世界提供更新的内容，王蒙的这份弥足珍贵的答卷也还在书写中，我们期待着。

注释

[1]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论现代性》，严平译，见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2][5][7] 王蒙：《青春万岁·序诗》，《王蒙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页、1页、1页。

[3] 胡风：《欢乐颂》，《胡风全集》（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页。

[4] 汪民安：《现代性》，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37页。

[6] 王蒙：《青春万岁》，《王蒙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页。

[8] 唐挚：《谈刘世吾性格及其它》，《文艺学习》1957年第3期。

[9] 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1期。

[10] 王蒙：《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读书》1980年第1期。

[11][12] 王蒙：《杂色》，《王蒙文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65页、164页。

[13] 王蒙：《内容介绍》，《活动变人形》，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