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之作——从创作学角度谈柳青《在旷野里》的文学价值

能够在七十年后再次发现、确认一位经典作家的长篇小说作品，并且将之校订后发表，这显然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幸事。柳青，一位在最近十年被高频率提及、热议、讨论的作家，一位从做人到创作、从人品到作品都被推至典范的作家，他的任何一点佚文发现都可称珍贵，而一部近十万字的叙事作品，将会为柳青研究带来多少新话题，是很让人期待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文学》杂志和为了这部作品面世付出多方面心血与劳动的有关人士，做了一件功在当代的好事。

我有幸第一时间读到《人民文学》刊发的这部作品，可谓感慨良多。掩卷沉思，可说的话题很多，而我最想跟读者交流的是，这是一部文学性极强的作品，从创作学的意义上讲，七十年后的今天，她依然拥有很多让人感佩、令人深思、给人启示的元素和品质。可以说，这是一部出自文学大师之手的大作品，除去所反映的时代生活的真实面貌，从小说创作的角度看，作品有很多值得今天的作家学习的地方，气象正大而艺术性极强。我不妨将自己初步的阅读感受记录如下，以期和读过她的朋友们再行交流。

在我进入讨论之前，必须要做一点必要的说明。我以下的分析都是初步的，来不及深思熟虑，都是孤立于这一部作品而没有结合柳青其他的小说，虽然沉淀式的研究肯定会得出更加具有说服力的结论，但对我而言，时间的匆促还在其次，阅读领悟力也难以达到。可以想象，很快就会有这样的更理想的研究与评论出现。

一 向保存者、校订者致敬

我在北京和陕西等柳青创作纪念与研讨活动上见过刘可风女士，虽然没有过任何交流，但对她数十年来为柳青研究所作的贡献深表钦佩。这部长篇小说从发现到发表，她的保存与无私奉献功不可没。有关这一系列的故事，邢小利先生发表在同期的考述文章已有详细讲述，十分珍贵。他和李建军两位学者为这一作品的面世做了大量事无巨细而又专业的工作，价值非同一般。我特别认同他们为小说重新拟定的名字：《在旷野里》。原稿是没有书名的，刘可风女士为之暂定《县委书记》，是借用小说主人公朱明山的身份。“在旷野里”则很好地诠释了小说的总体风貌，既指向小说情境，也指向小说意旨，而且的确，小说多次出现“旷野”一词，加之频率同样很高的“田野”，对于理解小说主题具有特殊的价值，应当很符合柳青创作的初衷。邢李二位还就作品的诸多文字进行了校订，对一些笔误进行了纠正，对其中的某些表述做了必要的注释，都是让人感到温暖的行动。

二 就其中的一些校订内容商榷

当然，作为读者，我对好友邢小利在考述文章中就个别校订特别是纠正的地方，也还存有一点商榷的想法。在这里不揣冒昧地提出来，以求得进一步的讨论。比如我印象最深的一处修改和说明是，小说第十七节在下乡至乡村的现场，一向自负的县长梁斌为了向新来的县委书记朱明山示好，“带着一种权威的神气命令”他的秘书王子明：“你去看朱书记在哪个屋睡，叫把蚊香给点着。薰完以后把门给关严，不要叫人乱开。”此处的“不要叫人乱开”，原稿是“不要叫乱人开”。考述认为，“乱人开”应该是“人乱开”之误，故改之。而我以为，原稿中的“乱人开”是一种更具生活化和具有特别意指的表述，其实更生动，也更符合语境。

“乱人”这个看上去并不规范的词汇，可以认为是一个俗语，在陕北和晋北地区使用比较普遍。我为此专门去查阅了《汉语方言大词典》，可以看到有“乱人杂手”一语，认为是流行于晋北忻州地区的俗语，解释为“形容人多手杂”。且有例句：“这么大的事筵，乱人杂手的得好好儿检点住东西哩。”（见《汉语方言大词典》第二卷第二千六百九十九页）即使到“百度百科”里，对于“乱人”也有解释：“违背正道或制造混乱的人。”同样非常接近小说中的发话者县长梁斌的强调重点。为了向新来的县委书记证明自己的关心和负责任的态度，事实上是一种过度表态，进而把一件小事夸大到原则问题，把旁人都视作“乱人”。在这部小说里，县委的几位主要领导以陕北人居多，梁斌倒是属于少数的本地人。我想，“乱人”一语，即使不属于关中俗语，那也是柳青在不自觉中将陕北话带到了这位关中人物身上，属于不自觉而又自然贴切的语言行为。

我之所以在此想提出这么一点意见，是因为虽是一个词的更换，或虽是两个字的顺序置换，但其实也涉及对小说语言的某种认知。还是有一点全局性意义的。

三 充满修饰与限定的叙事

我之所以说《在旷野里》是大师之作，是因为这部创作于七十年前的小说，在今天读来，仍然充满艺术上的新意，而且一些艺术特质与当下长篇小说创作趋势很有暗合之处。我忍不住想用拍案叫绝来形容这种阅读上的愉悦感受。

小说的基本故事其实并不复杂，新来的县委书记朱明山一到县里，就遇到本县百年不遇的棉蚜虫灾害。县里从领导到普通干部已束手无策，乡村里的群众也表现出灭虫无力、疲于应付、听之任之的状态。朱明山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带领一众干部，深入基层，群策群力，努力寻找灭虫方法。这部未完成的小说，在灭虫前景上其实已然清晰明朗。

如此具有年代感的故事，如何能写出不那么概念化而是生动的感觉，如何能让今天的读者仍然读出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艺术性，这正是小说具有经典品质的一个明证。在人物出场、故事叙述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随时看到柳青艺术笔法的精妙。这种精妙的一个显性的、集中的特点，就是在叙事过程中，不断加入限定语，让简单的故事变得复杂，让并不剧烈的动作蕴涵着多重含义，让每个人物的出现都带着明确的个性色彩。

比如，小说一开始描写朱明山坐着拥挤的火车去往新的工作地，本身就是场景生动的描写，决不让每一个看似不重要的情节简单地过渡过去。而且，所有的描写在后面几乎都得到呼应，让人读出一种精心与精妙。“车厢里立刻变得轻松愉快起来。凉风从纱窗里灌进来，甚至钻进人们的单衣里面，叫人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觉得舒服。”凡在盛夏坐过开着车窗、飞奔向前的绿皮火车的人，都会对这样的描写感同身受。而那些“用扇子、报纸、画报以及毛巾扇着凉的旅客们”，以及朱明山塞到座位底下的“一口手提皮箱”，在紧接着的叙事上都得到了呼应。

《在旷野里》的语言是文学的，所有的叙事和细节描写，都穿缀着各种限定，使得描写对象总是显示着特别、个性及精细之处。如第五节写到朱明山和白生玉在办公室里相见，“他和白生玉在两个早已没一点弹力的破沙发上坐下来了”。到第六节，当县长梁斌进来时，朱明山又“立刻请县长在白生玉刚刚空出的沙发里坐下”，不忘记这是同一现场。第四节描写梁斌“有时激怒地把洋火盒使劲掼在刻着棋盘的洋灰桌上”，每一个器物都被并不多余而很有画面感地修饰过。

在这个叙述干部群众齐心协力灭除棉蚜虫灾害的故事里，时常让人读出一种文学语言独具的生动和精妙。小说里的白生玉是个没有文化的干部，朱明山总是在观察中鼓励他向上努力。小说的第八节就有这样一段对话：

“也许不会硬叫回家了。”白生玉继续沉思着，“咱没文化，没理论；可是像那些知识分子说的话，咱可有感觉。”

“什么感觉呢？”朱明山不由得笑他说“感觉”两个字的生涩劲儿。

惟妙惟肖，妙趣横生，一个人的口吻和用词，另一个人的内心观察与反应，尽显其中。

《在旷野里》全篇处处都是这样的语言，都是这样的表述，画面感、内心活动，在看似平常的场景中随时都有通过对话或肢体语言传递出来的波澜与冲突，生趣盎然，令人感佩。

四 陕北方言与关中俚语的交融

《在旷野里》是这样一部小说：故事发生在关中平原、渭河两岸，但主要人物却多来自陕北。小说分明具有两个地域的意识并时常会在叙事中表露出来。这应该是只有陕西作家才可以做到的“分界”。对秦地之外的读者而言，无论陕北、关中还是陕南，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只有陕西人知道，这其中无论语言、习俗、风情，区别其实是很大的。小说开头的第一节，描写朱明山在闷热的火车上的举动及其心理活动：“朱明山早已揩了他的满头大汗，解开了上衣的每一颗纽扣，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来，带着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笑容，不知道他心里有什么喜事。难道这个三十岁上下的陕北干部——大关中解放以来，这样的干部到处有，即便有穿上呢子制服的，也盖不住他们举动上的那点农民底子，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是请准了假，要回老家去同爱人、大人和娃们见面吗？”十分亲切的描写，而且突出了来自陕北的干部形象。小说第五节，当朱明山第一次见到同样是陕北出身的白生玉时，“朱明山握住白生玉巨大、生硬、有力的手，望着在陕北农村里经常遇到的泛着紫红色的长方脸”。这一描写里，“在陕北农村里经常遇到”也成了一种形容和联想。第八节里，朱明山在暗夜的旷野看到远处有一道耀眼的光亮，另一位来自陕北的干部赵振国告诉他，那是某个村子开着汽灯在召开群众大会，朱明山的第一反应是：“‘唔呀，’朱明山高兴地说，‘到底和陕北不同啊。’”这里其实是在感慨关中的条件要优于陕北，但作家却使用了“不同”一词而不用强调高下的说法。

柳青本人就是陕北人，又长期在西安以及关中地区工作、生活、创作。他对朱明山式的干部可谓感同身受，如出一辙。小说里的人物对话，也是陕北方言与关中俚语泾渭分明，煞是有趣。我在前面一节里已经向邢小利先生请教过关于“乱人”改为“人乱”的问题，如若这个词语不属于关中方言，那也是柳青不自觉地运用到了县长梁斌的身上。小说里，举凡朱明山跟白生玉、赵振国这些陕北干部讲话时，双方操持的是明显带有陕北味道的词汇、语气，甚至表达方式。而梁斌以及本地干部和老百姓出来说话，又夹带着十足的关中味道。这两种对话在小说叙事中应当是被自觉运用、化用、活用且加以区分的。

小说第三节开头就写道，朱明山刚到县里，就“立刻同许多带着陕北口音和带着关中口音的干部见了面”。而县委副书记赵振国就同样是陕北出身、曾经在“陕北一个县上当区委书记”、之前就与朱明山相熟的干部。当朱明山问他是不是一来这里就在县委工作，赵振国回答道：“不啊，乍解放那阵在区上……”朱明山又问他，既然做过组织部长，那一定对这里的干部很熟悉了，赵振国说：“熟顶甚？”谈到工作头绪问题，赵振国也一样表示“一摊子不知从哪达抓起哇”。这里的“乍解放”“熟顶甚”“哪达”，应该是比较鲜明的陕北口音。而另一位陕北干部白生玉，则是从里到外透着陕北味儿。除去那张陕北常见的紫红色长方脸、生硬态度里的陕北性格，他的语言同样具有浓浓的陕北味道。比如初见朱明山就表达无法安心在这里工作，白生玉说道：“第二步我回陕北走去呀。这达有人来了，文化高；咱是累赘。要看人家的脸色，还哼儿喊哩……”

县长梁斌作为本地出身的干部，讲话时又带着关中味道。比如表达对群众观念落后的不满，这位县长就说道：“落后成啥哩嘛！”关中方言更多地出现在老百姓的口头语当中。当对干部组织灭虫工作失去信心时，他们的说法是：“日头爷高了，盯一盯回去吧。你们能有啥办法哩嘛……”“斗争！斗争！叫这伙怂娃们斗争虫王爷吧！看这回怎么整油汗！”从用词到语气，浓浓的关中味儿。

在小说里，一方面，柳青有意识地区分开陕北干部和关中当地人的口音区别，另一方面，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也时有将两地比较或加以融合的意味。第三节朱明山见到赵振国六七岁的孩子，唯一的评价是：“啊哟，一口关中口音。”当白生玉给群众发灭虫用的喷雾器时，一再叮咛：“操心把橡皮管管上的那个铜嘴嘴丢了。”而他的这番带着叠词的话，“惹得很多本地同志学着他的陕北口音”。小说里的白生玉是从里到外不可改变的陕北人，朱明山一听就能判断出他的“清涧口音”。白生玉的这种地方标识之重，连工作上的进退想法，都会引用这样的话表达：“大概检察署老何说对了：我们和陕北穿下来的粗蓝布衣裳一样，完成历史任务了。建设社会主义，看新起来的人了……”朱明山不解地问谁是老何：“哪里来的干部？”白生玉回答说：“何检察长，也是咱陕北人。”这里所涉就不是简单的方言问题了，实际上涉及文化观念谁先进谁落后的问题。朱明山作为陕北出身、文化程度较高的领导干部，对话语言倒并不带有明显的陕北口音，但有的描写分明指向他的出身。比如在第十七节里，朱明山在会场上观察大家的表情，“朱明山在煤油灯光中也可以看出：大家脸上的线条也不再是那么死板板的了”。这里的“死板板”，也是陕北话中常见的叠音词。

写到这里，我特别想提出的一点是，我已经在好几个场合、多篇文章里强调，最近两三年以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呈现出全方位突显地方性的趋向。故事发生地的真实方位以及相关文化习俗的介入，人物对话的浓郁方言，甚至连作家的叙事语言也大量引入方言俚语。这种地方性的追求，既是作家们寻求小说辨识度、突出风格特点的自觉所致，也是努力将地方性与现代性相结合的追求，形成了不一样的小说景观。从《繁花》到《家山》，从《宝水》到《北流》，既有北方也有南方，既有乡村也有都市，既描写现实也回忆历史，呈现出别样的小说景观。在此种小说景观背景下再读柳青七十年前的这部小说，恍然有穿越历史、汇入当今小说潮流的融合感。是的，如果我们说这是当今一位小说家在地方性潮流中写下的同类小说，我的阅读感受是，不但毫无违和感，而且写作水准堪称一流。

五 简单故事里的多重矛盾

《在旷野里》的故事并不复杂，一个新来的县委书记，面对一场虫害之灾，他需要团结干部，带领群众，将这一灾害除灭。这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并不稀见的题材，这样的小说要写出味道，写出个性，写出多样性，写出七十年后的读者仍然愿意读并读出趣味的小说性，实为不易。我必须说的是，小说除了具有认识论的价值，认识一个特定时代人们的观念、意识，人们的奋斗、追求，一个社会所处的历史时段和生产劳动面对的特定情形之外，在并不具有戏剧性的故事空间里，创造出了非凡的小说世界，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人物与人物之间构成各种错综复杂又合情合理的矛盾线索。在纷繁线索中，又分明可以看到一条主题主线。

围绕除灭棉蚜虫害，小说展示了多种观念、做法之间的不同，尤其是这些差异导致的心理较量与行为冲突。朱明山作为县委书记，首先面对的是县长梁斌在这一工作上的固执己见。县长的坚持里，固然也有做好工作的意愿，但他要求砍伐当年结出果实不多的苹果林而改为粮田的命令，在灭虫工作上提出大搞参观等形式主义的做法，在各种会议上的长篇大论，包括他微胖的身材骑着“飞利浦”进口自行车奔走的形象，其实是具有一点轻微的漫画味道的。加上他与前任县委书记之间的矛盾，逼走对方而大耍威风的盛气凌人，都让人看到一个面目可憎的干部形象。但小说并没有把梁斌推到讽刺对象的程度，朱明山以其政治上的智慧保持着跟县长之间的良好沟通，也因此让小说人物之间达成地位上的平等，这实属不易。我甚至可以认为，柳青是把他在政治上的成熟运用到了小说技巧当中。每当有干部对梁斌的做法表达不满时，朱明山总是告诉大家县长的说法和做法中的积极的、合理的因素。这既是面对复杂工作与灾害挑战必要的审慎，也体现出以团结的态度处理关系的睿智与技巧。

来自陕北的老乡、监委会主任白生玉和梁斌的冲突是直接的，梁斌身边的秘书是个趋炎附势的小青年，其他的干部也都在面对县长时表现出各自出于场面或内心的选择。面对消灭虫害这一具体工作，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风气已经引起朱明山的警觉。典型如高台区工作组组长张志谦，小说倒是活画了一个年轻气盛而又大耍派头的领导形象。开会讲话长达三小时之后，夜里继续召集群众会议训话。当朱明山在电话里郑重地告诫他要停止这些无用做法后，他又能在态度上表现出服从。

朱明山需要统筹各种关系，既要制止不良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又要保持各方工作的积极性，既要群众改变观念，又要真正能够带领群众投入这场战斗。同时，弥散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工作关系当中的，还有包括朱明山在内的关于家庭、爱情的描写。有些描写甚至可以说微妙至极，令人称绝。即以朱明山为例，他与妻子高生兰之间其实已经产生隔阂，感情上也日渐疏远。他在去往县里的火车上结识了县团委副书记李瑛，一个从气质到上进心、从长相到言辞都很让他欣赏的女子，而李瑛对这位新来的书记，也同样充满了好感。期待是共同的，但克制更加必要。特别生动的是，小说的第十二节，朱明山同年轻干部崔浩田谈起了关于恋爱的话题。朱明山不但从崔浩田口里确认了他同李瑛之间的某种似有若无的关系，而且还以真诚的口吻鼓励他继续追求自己的爱情。微妙的心理和急切的言辞中，又有一个长者和领导的克制与大度。混杂其间的多重意味，让人读之慨然。我甚至感受到一种超出预想的小说性。在看似寻常的场景与平淡的语言中，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心理活动。

在朱明山眼里，白生玉是一个文化程度低、性情简单、内心粗糙的干部和老乡，但另一方面，白生玉始终想要回到陕北的意愿，想要和妻儿团聚的诉求，又在无形中成为朱明山警醒自己的一面镜子。小说没有一语往这个意思上关联，但朱明山的反应又分明映照着这种含义。柳青在节制与表达之间寻找到的平衡，可谓是大师手笔。

总之，这是一部看上去故事简单的小说，内里却充满了可见或可感的复杂微妙。这里顺带还想探讨一下这部小说的完成度。小说手稿的结尾有“（未完）”字样，已经说得很明白。但我们仍然可以认定它已然是一部相对完整的长篇小说的原因在于，小说中的人物出场、人物之间的关系、故事，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线索、人物的性格特征，都已相对清晰。我们甚至可以这样想，目前的戛然而止，也有其恰到好处的一面。比如朱明山个人感情的处理，其实就是一个难题。他与妻子高生兰是否会分手，以及他如何处理和李瑛的关系，这些事实上的难题，在目前正好处于悬而未决、暧昧不清的状态中，这种悬置状态，以及客观上形成的未能终了的局面，正是小说意味的某种最佳状态。这就有点让人联想到《红楼梦》的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这个传统话题了。我相信读过《在旷野里》的读者，一定会认可这样的结论：这是一部在故事层面上尚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但其想象的、情感的旷野已经充分展开。

六 心理对话与跳跃性叙事

可以说，作为当代文学初期的一部未完成作品，《在旷野里》的艺术手法十分多样，即使在今天读来仍然充满新意，带给人新奇的感受。小说里有一个始终没有出场却深刻影响着故事走向和人物心理与情感的人物，那就是朱明山的妻子高生兰。这个还在西安上着党校的女性，虽然形未至，神却无时无地不在朱明山的周围环绕着。当朱明山面对李瑛时，他会更强烈地感受到高生兰的存在，而且还在和他对视、对话，使他现实中的行为受到严重制约。可以说，围绕朱明山的两位女性，一个形不在但神在，一个形在眼前但心神还不能确定。当朱明山在火车上第一次见到邻座的李瑛时，观察中产生出的好感，立刻转移到对妻子高生兰的回忆以及比较中来。由此也揭开了朱明山对高生兰放弃理想追求从而变得庸俗琐碎的失望情绪。在小说里，白生玉、赵振国两位陕北同乡也都遇到家庭生活与工作难以平衡的苦恼。白生玉是两地分居，赵振国是不堪重负。他们互相之间也都在言语中和心里比较着。赵振国就认为，高生兰好歹还在党校学习，而自己的老婆却斗大的字不识一个。朱明山只要想到李瑛，想到“她漂亮，她聪明，她进步”，只要他和李瑛面对面，脑子里总出现高生兰的形象，而且参与到他们的对话中来，语气坚定，参与度极高，这幻影让朱明山无法真正去面对眼前的现实，更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性的发展。小说中多处这样的描写，让一个并未出场的人物成了不可抹去的形象。当朱明山手持高生兰的来信欲拆未拆之际，也总有高生兰本人在和他进行对话，向他质问，让他无奈甚至难堪。

这些精湛的笔法，让小说顿时跃动、灵动起来，充满了未知而欲知的悬念、欲罢而不能的感情。人物内心的纠结，通过这种时空跳跃式的叙事，都被活写出来了。

七 关于“脸”的描写

《在旷野里》有许多生动的描写。人物的步态，步态里所反映出来的人物性格和心态，简直具有符号学式的准确和尖锐，具有罗兰·巴特式的深邃眼光。看看小说第六节开头是怎么描写县长梁斌出现在朱明山面前的，这是透过朱明山的眼睛，也应该是小说叙述者的评价而观察到的情景：

一个姿态尊严的人踏着自认合乎身份的匀称的大步走进了朱明山屋里。

“梁斌。”他一边自我介绍一边和朱明山握手，随即带着有节制的笑容，或者是某种程度的自负，用一种缓慢的语调解释说……

传神！

给我留下集中而深刻印象的，是柳青对各色人物的“脸”的描写。这些描写，有的是关于人物的长相，有的是针对人物脸上的表情。“相由心生”这句话用到这部小说里，简直准确极了。我甚至不想去归纳这些描写的特点，只想根据我的阅读发现，列出以下关于“脸”的描写之种种，一起集中欣赏一下柳青出色的艺术笔法，感受一张张脸是如何生动而又特别地出现在读者面前的。

第一节：一抹不愉快的表情浮上了朱明山依然残存着病态的长形脸，代替了原来的笑容。

第一节：“念念咱听听！”一个显然是不识字的老眉皱脸的铁路工人伸长脖子请求着。

第二节：（李瑛第一次出现）在灰制服的肩膀上垂着两条辫，她用一本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的装订很好的书，朝她因为出汗而显得特别红润的二十岁上下的脸庞扇着凉。（同时也可感受一下柳青无处不在的修饰性描写）

第三节：脸上刻着记录自己所经过的困苦的一条条皱纹、像多数山地农民一样驼着背的赵振国，给书记的到来乐得不知如何是好。

第三节：饭场里一片微笑的脸。朱明山走回他的原位，就觉得和大家开始熟了。

第四节：（描写梁斌动作）他就掏出手帕，一边擦着胖胖的圆脸上的汗水，一边姿态尊严地抬着脚步……

第五节：（描写白生玉）朱明山握住白生玉巨大、生硬、有力的手，望着在陕北农村里经常遇到的泛着紫红色的长方脸。

第五节：白生玉脸上浮起了难以忍耐的痛苦的表情又停止了。

第六节：梁斌用他的厚嘴唇啜着热茶，翻眼瞟着朱明山划着洋火，点着他薄嘴唇噙着的纸烟，他的嘴唇和眼睛竭力显示着很欢迎的笑容。

第六节：从那丰满的面部的表情变化上，也可以看出朱明山这番话，在梁斌头脑里得到了什么反应。

第七节：梁斌面色略微有点不自在，但却非常容易地给他尊严的风度掩饰住了。

第九节：白生玉的长脸比挨了耳光还难看，鼻头上布满了汗珠，眼不知往哪里看对。

第十节：（描写李瑛）读了加里宁《论共产主义教育》关于青年恋爱问题的充满关怀的文章以后，这位胡须中间和眼镜后边总是带着微笑的老爷爷使她这个中国孙女更有意识地和张志谦疏远起来了。

第十节：（描写李瑛）可是她没想到这一句话把蔡治良脸上浮起的那点喜色一扫而光，恢复了他原来的满面愁容。

第十一节：（描写李瑛）她的脸庞和身材对所有的人显示出吸引力。

第十一节：“志良同志，”朱明山喜欢的眼光盯着他消瘦但是坚决的长脸……

第十二节：崔浩田听到一句生活的真理，稚嫩的脸庞严肃起来，期待地望着对方。

第十二节：崔浩田的两面丰满的脸蛋唰地红了。

第十三节：他的视线总是避开张志谦经常带着健康红的脸，这脸上的五官好像卫生院的挂图一样端正，两腮的肌肉显示出刚毅，两眼也闪灼着聪明。这个在赵振国心目中一直是相当可亲的脸庞，现在引起他的不满。

第十三节：张志谦脸上浮出满意的笑容，对准用白布包的受话筒说着，好像县委书记隔着二十里地能看见他的表情。

第十三节：张志谦的标本的端正脸上消失了笑容，一层淡淡的灰暗盖住了健康红。

第十六节：公安局长红着脸，歪咧着嘴角，没什么话说。

第十七节：朱明山放开手又特别注意地重新看了那王秘书一看：仍是瘦长脸，脸上是深眼窝和尖嘴巴，一颗大金牙反射着灯光。不知怎么回事，从杨宝生所说他接电话的情形，就在县委书记印象里留下不愉快的感觉；现在，朱明山甚至觉得本人比他想象的还要给人感觉不愉快一些。

第十七节：朱明山在煤油灯光中也可以看出：大家脸上的线条也不再是那么死板板的了。

第十八节：白生玉胡子巴茬的脸也晒得顶黑，粗糙而且消瘦，一个大嘴巴的嘴唇上裂裂巴巴尽是干皮。

第十八节：（描写白生玉接朱明山电话）因为噙着烟锅，口水流到他的短胡子茬里。

第二十节：“你听见了吧？”他（朱明山）盯着冯光祥古铜色的圆脸，语气低沉地说……

第二十节：朱明山调头来看冯光祥，组织部长因为自己错误的想法，古铜色的圆脸通红了。

以上罗列肯定是不周全的，有的直接描写五官的语句并未列入，更还有我难免疏漏的。但我们已经可以完全认定，柳青特别能抓住人物脸部的表情，像一个看相者一样，说出人物的内心活动，甚至其出身来历、人物在人群中的表情所反映的心理活动，以及藏在内心的隐秘情感。一方面，那一时期的文学描写中，专注于人物的脸可能也是比较普遍的，就像大众的审美大都倾向于以“苹果脸蛋”为最美一样。另一方面，很显然，柳青的察言观色能力超强，这种能力，既来自一个小说家的敏感，也体现出一个政治家的洞察力，老到而又精准。

……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4年02期）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