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尖上的天使》小说？历史？

　　此小说之名，“针尖上的天使”来源于中世纪哲学中“针尖上能够纳下的天使数量等于2的平方根”，本意是讽刺那种琐碎无用的经院哲学研究，但作为小说之名却寓意模糊，不知何谓。1992年德鲁日尼科夫接受采访时曾表示说，“天使”喻指那些少数的对停滞的苏联社会进行改革的和善的人。但在小说中，目之所及，笔之所触之人物，大都平庸无奇，苟安于世，畏畏缩缩地生活，夹着尾巴做人。那些平庸的官僚，国家的螺丝钉，欺上瞒下的小人，禁欲或狂欢的女人，大人物的阳痿，政治的丑恶通通掺和到了一起。整本小说传递给读者一种压抑和苦闷，一种灰色和阴暗的气息。

　　故事设定在1969年的莫斯科，小说的主人公们是国家的意识形态重点宣传部门，舆论的喉舌，中央报《劳动真理报》报社的编辑和记者。开篇写到了报社的总编马卡尔采夫突发心肌梗塞，小说的结尾部分是他的死亡。生死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在报社工作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次序登场，推动着国家的日常舆论意识形态谎言机器的正常运转，同时也把总编推向了死亡之路。如果这本小说只是想通过一个编辑部发生的故事，用一种文学中常见的以小见大见微知着的形式反映当时苏联生活的灰暗，揭露其中的腐化与堕落，并批判后极权制度下的国家机器的惯性运转的话，也未免太赤裸裸的“政治化”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争议从来没有断过，但是有些共识已然达成，其中一项就是文学不能成为政治的传声筒，小说想要从虚构的角度反应历史，必须合理恰当地运用小说技巧，让政治内容化为文学的常态。德鲁日尼科夫在这本小说中，就采用了颇为新颖的形式，完成了从政治到小说的巧妙转化。他采用了一种伪记录体的形式，每一位人物出场之前，都会采用那个时代里常用的人物关系的文档和资料：履历、评语、证件、表格、回忆记录等，把人物的生平和政治发展历程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随后让他尽快融入发生的编辑部故事中去。这种写作形式的运用，一方面会让我们有种历史的真实之慨，另外一方面也在这种抽离中作出一个远距离的观照和反思，换句话说，仿佛具有了一种布莱希特的戏剧中的隔离效果。

　　小说中有一条重要的线索是一本名为《1839年的俄国》的地下出版物。这是一本由法国旅行家库斯汀公爵在一百多年前书写的手稿，无论在沙皇还是在苏联时期都是名符其实的禁书。小说中还假托了赫尔岑对它的评价是“外国人所写的关于俄罗斯的无疑是最出色和最聪慧的书”。这样一本高度敏感的手稿，有一天突然出现放在了总编马卡尔采夫的桌子上，令他惊慌失措。更为离奇的是，在他偷偷阅读这部禁书手稿的时候，一百多年前的库斯汀公爵也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他们进行了一场历史性质的虚拟对话与交流。小说中精彩的部分就是对这本书的转述，其中的很多论断都令人触目惊心，比如，宗教偏执是俄国政治的主要推动力;俄国是一个讲究全无用处的手续的国度;任何一个抵达俄国边境的外国人提前被看作是罪犯;俄国是一个讲究门面的国度;俄国没有出色的人，因为没有独立的人格;这个国家的氛围本身敌视艺术;政治迷信是这个社会的本质;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哑巴民族;在俄国存在的只有距离;政治信仰在这里比宗教信仰更稳固和强烈;在俄国把堕落与自由主义混为一谈;受人奴役的平等在这里是规则，不平等是例外;一切都被奉为未来的祭物;如果罪犯不够，会制造他们出来;这是一个政府说话随心所欲的国家;在俄国，对历史真相的尊重不比对誓言神圣性的尊重更多;如果您的子女想要抱怨法国，我请您利用我的处方，我请您对他们说：你们去法国吧……

　　在一部小说中，假托另一本写于一百多年的书，让它开口说话。我们自然知道这是一种小说的书写策略，我们意识到一百多年后的国民的人性，政治的环境恶劣如斯，几乎未变;与此同时，我们也能感知到对其强烈地控诉意味。德鲁日尼科夫以小说的名义书写了历史，以荒谬的名义呼吁真实。

　　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处境颇为尴尬：一个原因是相对于改变我们灵魂的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一直处在那个大师辈出的时代的阴影之中;另外一个原因是，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的辉煌与荣耀很大部分是由流亡在西方的作家所书写。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群作家的著作，连同他们悲剧性的命运和历史，在翻译中被保留和发现，使得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的回归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事件。这位在国内尚不知名的俄罗斯作家尤里·德鲁日尼科夫和他的代表作《针尖上的天使》，正是这一文学回归大潮中颇为知名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