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频《骑白马者》：溯源，向更深更广处

　　在《骑白马者》中，小说家孙频以一个褪去锐气、返归山林的男性“我”的口吻，为我们拨开山峦荫翳、唤醒鸟兽虫鱼，托出深山密林的秘史与秘事。“时间静静地埋葬了一切”，但“我”却试图揭开时间的谜底。“我敢肯定这个村庄是有秘密的”，叙事者时不时提醒读者当下之境暗藏玄机，将秘密托出却不解开，人类与生俱来的探秘冲动注定了《骑白马者》叙事的引人入胜。然而，山林的秘密如山岚般无处不在又难以捉摸，探秘的指向却必须落到实处，一个名叫田利生的男人遂成为不二人选。探秘途中，“我”身上的秘密也被渐次解开——“我”生长于深山中的木材厂，高考后放弃入学进城打工，多年后因归葬父亲重回山间，发现生兹长兹的木材厂早已成为度假山庄。然而，听泉山庄也遭废弃，山庄的开发建造者田利生不见踪影。为了找到田利生，询问他建造听泉山庄的原由，“我”驱入山林踏勘村庄遍访人物，在时间与空间中穿梭。

　　作为人物志，《骑白马者》集中记录了一群“逆流上山的人”;而作为山水画，《骑白马者》每每借刻绘山石草木抒发怀古之思，这思绪穿越近古、中古、上古直抵远古。在此意义上，孙频以《骑白马者》开启了一场文学的溯源之旅，这源头无边无际深广难测。言其深，盖因其突入个体精神、历史时空与叙事艺术的深处;言其广，乃出于其打开了一片山间名物与风俗画卷的广博图景。

一、溯源叙事的双重指向

　　小说家对故乡经验的依赖渐已成为叙事生成的常态，孙频亦不曾否认此前创作中频频出现的小县城正是以她的山西老家为原型。单一而浅表地调用故乡记忆并非难事，但以精巧的叙事技艺向记忆更深处掘进，探寻现实与幻境、当下与记忆时空交叠中的精神源脉，则尤能彰显小说家的思想深度与审美力度。小说中包括“我”在内的众多人物都被称为“逆流上山的人”，逆流而上需要勇气与毅力，小说叙事逆流而上却能助力抵达更为澄明的艺术之境。作为逆流的近义词，溯源成为我们理解《骑白马者》的一把钥匙。

　　小说中的“我”在上山之前，还与山下不少人打过交道，可“每到一个地方都遇到过自称是从洪洞大槐树迁徙出来的移民后代。”据传，明朝洪武年间，由山西洪洞大槐树迁出的姓氏多达八百余个，这里于是成为无数移民子孙的认祖归宗之地。小说家孙频在叙事中至少两次提及此事，暗含某种自我指涉意图。孙频生长于山西，在甘肃求学多年后又回山西工作，如今在江苏从事文学创作，由此看来孙频也颇具移民属性。在这一意义上，《骑白马者》具备某些自传元素。华莱士·马丁在《当代叙事学》中指出：“自传通常是一个有关某个生命如何成为其过去所曾是者或某一自我如何成为其现在所是者的故事。”概言之，自传致力于描述不同时空背景下个体生命存在的具体形成过程，自传的核心命题是个体的成长过程。对小说中的“我”而言，由下山与上山构建的成长过程属于量变，而真正的质变起始于“我”下定决心找寻田利生，完成于“我”接手听泉山庄后的一无所获。在那一刻，“我张开双手，手心里空无一物，心中却万般宁静柔软”，透出一种回归母体的洁净与安然，肉身与灵魂的溯源在此刻最终达成。

　　《骑白马者》不仅是小说家孙频对衣胞之地的溯源以及“我”对记忆迷宫的溯源，更是一种循着叙事传统指向故事形态本身的溯源。对孙频而言，后一种溯源显得更加自觉自知。她唯恐读者难以感知其良苦用心，特意在故事临近结尾处安插了亦真亦幻的情节：在听泉山庄的废弃宾馆里，周龙和小井团坐一隅，夜复一夜地聆听那个疑似田利生的人讲述“骑白马者”的故事。深夜在宾馆里讲故事的人像极了山鲁佐德，“我忽然有一种天方夜谭里的感觉”。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天方夜谭》(即《一千零一夜》)以山鲁佐德每夜给国王讲故事构成全篇结构的中心线索，这种“故事套故事”的形式亦被称作“框架式故事结构”，深刻影响着后世的小说创作，成为小说叙事传统的重要源头之一。对《天方夜谭》中的国王而言，紧随山鲁佐德的讲述，推开一扇又一扇或黑或白的圆顶建筑之门，意味着邂逅新的奇人奇事;而对孙频《骑白马者》的读者而言，搭乘“我”那辆二手摩托车，造访山水卷、葫芦村、杏坛村、听泉山庄，聆听山林的秘语，探寻“古老、坚固、飘渺”的“存在之外的存在”，则启迪着一轮又一轮精神自省。小说以极其精巧的叙事结构为读者打开一重又一重“隐藏在空间里的空间”，正如听泉山庄中不仅分布着江南园、史前园、世界园、游乐园，还深藏着一片精耕细作的莜麦地。莜麦地的耕种者家住杏坛村，杏坛村孕育的姑娘远赴广东，一重又一重空间在叙事中相互辐散、相互嵌套，一个又一个谜团在密林中相互缠绕、相互激发，给人一种不知身在何时何地的致幻之感。

二、博物志式写作

　　众所周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孔子给予《诗经》的评价，《骑白马者》中“鸟兽草木之名”亦所在多有。小说对阳关山深处鸟兽草木、川石水土、风味吃食、民俗文化密集缤纷的展示可视为一次博物志式的写作探索。以草木为例：“站在这半山腰上看下去，山林绚烂夺目，绿色的是油松和侧柏，白色的是山梨花或杏花，红色的是花楸或山杨，黄色的多半是黄刺玫。”俯瞰一眼，目尽四色，一色两分，对应着不同的树木花叶。此处，孙频以具名草木的方式渲染出山麓色彩层次，足见叙事文字的笔力丝毫不逊画笔。此外，更加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孙频地质方面的知识涉猎：“这巨大的山体里镶嵌着贝壳类的海洋生物化石，还能在断崖上看到里面清晰的岩层，花岗岩、片麻岩、辉绿岩、石英岩、角闪岩，一层一层，如那些早已长眠的时间。”如果说前述对草木的分类具名化描写致力于鳞次栉比的空间形态建构，那么这里对化石与岩层的详细指认则彰显出沧海桑田式的时间线索追溯，时间的源头“也许在那些镶嵌在山体中的海洋化石里”。

　　此外，《骑白马者》的博物志式写作还体现于令人垂涎的食物描写。从小说开头处提及的山民三餐“土豆宴”和形态各异的油糕，再到老井张罗的一桌色香俱全的农家菜，紧接着，山间各色美食更是散发着热气与香气依次出锅：岭底村小卖部的自制猪头肉、光棍兄弟家那碗刀工不凡的手擀面、田中柱的秘制卤猪尾与大锅炖羊羔、山间各色野菜与茶叶……食色性也，饮食蕴藏风情与人性，吃食作为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背后折射出地域风俗、地理气候与物产。可以说，地方饮食书写是通往地域文化深处的捷径。不论是煮土豆还是炖羊羔，其食材都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其做法都与山民性格饮食偏好密切相关。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吃食也只有在阳关山深处这一特定的地域空间下才能最大程度彰显其色香味的诱人魅力，脱离了深山密林、鸟鸣兽走的饮食环境，食物将如同丧失灵魂般顿显寡淡。试想想，若将葱盐拌土豆放在山下城里“我”那间出租屋内，或将难以勾起读者的馋虫。从这个意义上说，孙频笔下的一粥一饭、一草一木、一土一石、一鸟一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相伴相生共同搭建出一个以山林为共名的审美世界，延展为多元而独特的孙频小说诗学空间，这也正是《骑白马者》博物志式书写的价值所在。

三、余论

　　细读文本还能发现不少耐人寻味之处，小说家孙频借“我”之口道出创作风格转型的宣言：“对于我来说，前半生是跟着欲望走的，后半生，我只想跟着心走”。熟悉孙频小说的人都知道，此前孙频一直以善写女性著称。心即自由，心即自然，“跟着心走”意味着孙频将既不放弃对欲望的关注，亦不刻意铺陈描摹，而是使其笔下的书写内敛化、细腻化、审美化。事实上，就在文本中此番宣言后的不远处，我们就亲眼见证了小说家的转型实践。在花前村，“我”与田中柱妻子的酒后对视的场景描写足有两段，字字流暗涌而波澜不兴;在杏坛村，面对光棍兄弟共同的养女燕红那“两条细长的腿”，“我”心中所想的是“这姑娘在广东不知干什么工作”，万般遐想皆为一语道尽。凡此种种，均可视为孙频的“去标签化”写作，或称之为一场提前到来的“中年变法”。

　　显然，孙频知道，《骑白马者》的内容尽管已足够丰富，但仍有延展的空间。小说叙事的内容越是丰富，越是让人觉得意犹未尽。小说为我们栽下一棵树，我们渴求一片林，小说给我们一片林，我们想要一座山。孙频在《骑白马者》中钉下了诸多楔子，叙事的“每到褶皱里都可能隐藏着一个秘密”。孙频如说书人般，肃立台上，醒木一拍，以《天物墟》和《以鸟兽之名》率先“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前者将《骑白马者》中似曾出现的归葬父亲的情节加以敷演，后者以“顺流下山”者的群体生活为叙事背景。这也从侧面说明，《骑白马者》已具备长篇小说的诸多要素：人的喧哗、景的描画、物的丰盛、情的纤微、欲的张力、梦的朦胧……但从篇幅上看，《骑白马者》实际只是一个中篇小说。小说言说内容的无比丰富使其中篇的形式顿显局促，这种容质冲决外壳的审美张力，参与生成了《骑白马者》的艺术魅力。

　　近期，第四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选名单公布，由《骑白马者》等三个中篇小说组成的孙频小说集《以鸟兽之名》名列其中。读罢《骑白马者》，又联想到本届文学奖主题“愿你道路悠长”，孙频“身骑白马过三关”一路奔逸绝尘的文学身影在我脑中缓缓浮现……

　　张鑫，男，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2020级博士研究生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