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烦》：叙事圈套与悲悯情怀

　　在《耐烦》这部小说中，我们能够深切地感觉到作者对人物的悲悯情怀，以及他对本土文化的融通与杂糅的努力。

　　首先是语言的交融性。作品熟练地运用了川、陕方言土语。四川方言和陕北方言穿插游移：“你们是从哪哒来的咧? 这天寒地冻还引着婆姨碎娃，就不怕把娃娃冻日塌了吗?”“这事坚决要不得嘛。哥哥，我把话说到前头，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同意把祯秀嫁给个傻子当婆姨哟!”在作品叙述中俯拾即是。作品所使用的川、陕、贵、豫等地方语言，使作品获得了明显的丰富性，让作品产生了语言交合，文化互融的效果。我们不得不称赞作者的语言功夫，这是这部小说最引人注意的地方。作者游刃有余地使用着川陕地方话，又准确地用普通话语言夯筑起作品的基石，从而奠定了作品的叙事大厦，这展现了作者丰厚的生活底子和广泛的阅历。

　　其次，文化的交融性在作品中也几乎无处不在。叙事者对人物的饮食、习惯、风俗等方面的描述都充满着交融，让人大开眼界。此外，两个主要人物的家庭都是“混合的”：祯秀的丈夫傻子付昌军并不是其“父亲”丁狗毛的亲生子，而是其母马青梅逃荒时从贵州带来的孩子;祯虎的妻子满盈芳不是其父母的亲生女，而是其母从他人家里抱养的女儿。自然，他们所养育的儿女也就成为天然的“混血”。他们秉承各自的根祖文化，同时又在现实中被本土乡野气息所改造，养成了两种文化的语言、生活风俗。

　　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叙事手法上的交合性，混溶性。作品用实体的人物，与虚拟的亡灵叙事及具有某些“魔幻”色彩的人与灵的对话进行内外交融。这个想法是有创新性的，从人物的角度看世相，和从亡灵的角度去窥视人间，这样的叙事手段可以改变单一叙事所带来的局限。打破了某种传统的话语方式，成为这部小说另一个有价值的探索。在实与虚之间，让故事成为作者手里的叙事圈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