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小说的现实主义特质

　　一般认为，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以典型为创作核心，以按照生活本身的形式反映生活为基本形式，偏重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描写，强调人物和环境之间的现实关系，注重描绘社会的黑暗和丑恶现象及“小人物”的悲惨遭遇 。毋庸质疑，现实主义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技巧问题，作为与浪漫主义相对的一种基本的创作原则，正如韩瑞亭先生所言，其内涵至少涉及作家的立场、态度和把握客观世界的方式三个方面。具体而言，现实主义原则要求主体立足于生活世界的现实品格，以积极入世的批判精神关注现实，正视现实，既不是脱离感性认识的孤立的艺术创造，也不是拘于生活原生形态的简单仿制。(《重振的征兆——文学的现实主义动向》.见《光明日报》1998年03月12日)在这里，立场和态度是一对“常量”，对客观世界的把握方式相对来说则是“变量”——正因为此，才衍生出了所谓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幻想现实主义”(称斯妤小说)、“狂想现实主义”(称阎连科长篇小说《受活》)等概念。——当然，如果进一步考察，我们可能会发现;自然主义往往失于现实品格，新写实主义往往疏于艺术精神，超现实主义往往陷于艰深，幻想现实主义或狂想现实主义往往耽于主观，而魔幻现实主义更多地依赖于特定的民族文化心理，批判现实主义则“很容易地安于现状”(高尔基语)。本文无意纠缠于这些新旧名词的辨析，只想就《大漠祭》、《猎原》等文本，探讨雪漠小说的现实主义特质。

一、 雪漠的艺术立场

　　雪漠自称“农民的儿子”，这并非哗众取宠的象征性标榜。他来自农村，有近三十年的农村生活经历。在西部小城凉州的十余年时光，与其说“生活”，不如说“寄居”——一方面，生活的拮据一度将他挤到了城市的边缘地带，城市对他来说近乎耻辱的他乡;另一方面，他也不愿以放弃自我为代价融入浮华的城市生活，始终固守着一个农民的质朴、勤奋和平常之心。这种夹在“城乡结合部”的生存处境，这种“冷眼”看城乡的双重旁观身份，既便于以城市反观农村，又便于以农村反观城市，从而使他拥有了一份难得的清醒，把住了中国西部社会发展、裂变的脉象。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不能忽略农民这一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不能不为其“立言”。这种“立言”，既有为西部农村开“药方”的意味，又有为西部农民“画像”的意味。透过其作品，人们看到了一个生存环境不断恶化而人性日益彰显的农村社会，一条灰暗、浑浊、漂满欲望但潜流涌动、希望廓清的生活长河;看到了一群受欲望驱使你死我活地疯狂争夺，面对死亡和生存危机开始思索和觉悟的西部农民。在这里，雪漠表现出了一个成熟的现实主义作家应有的品质：对社会人生不是冷漠地排拒，而是热烈地拥抱;不是麻木地接受，而是严肃地诊断;不是泛泛地同情，而是深刻地反思;不是守在墙角孤芳自赏，而是走向广阔的西部农村真诚地直面现实;不是拿社会下层的“小人物”们开涮、调笑，而是“包融着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 超越了故事的层面，指向了一种精神的高度”(雷达语.见《我读〈大漠祭〉》)，在否定其丑恶之外努力肯定其自身的价值;不是图满足一般读者浅薄的快感，而是追求巨大的思想深度和不可辩驳的真实性力量。它承继了我国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的正视现实人生的勇气。

二、 雪漠的艺术精神

　　作为与浪漫主义相对的艺术手法，现实主义体现出一种写实的精神。雪漠的小说创作即为这一精神的积极实践。在《大漠祭?自序》中，雪漠指出：“我想写的，就是一家西部农民一年的生活(一年何尝又不是百年)，其构件不过就是训兔鹰、捉野兔、吃山芋、喧谎儿、打狐子、劳作、偷情、吵架、捉鬼、祭神、发丧……换言之，我写的不过是生之艰辛、爱之甜蜜、病之痛苦、死之无奈而已。” 在《大漠祭?题记》他又指出：“我不想当时髦作家，也无意编造离奇故事，我只想平平静静地告诉人们：我的西部农民父老就这样活着。活得很艰辛，但他们就这样活着。”在《猎原?作者后记》中，雪漠进一步强调：“文学的真正价值，就是真实地记录一代‘人’的生活。告诉当代，告诉世界，甚至告诉历史，在某个历史时期，有一代人曾这样活着。” 这表明，雪漠是具有深沉的历史感和介入现实的强烈意识的作家。就作品本身来看，他也的确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琐碎而真实、平凡而深刻的人生画卷，赋予了所截取的社会横断面以一种“泛历史价值”。《大漠祭》所写老顺一家及其周围人的喜怒哀乐，可以说就是河西走廊乃至整个西部农民生活的一个缩影;对富裕的期盼，对病痛的恐惧，对情感的渴望，对社会的困惑，以及现实人生的困顿，正是这片土地上反反复复的主题。《猎原》虽然在实实在在的生活场景当中灌入了相当比重的想象成份，似乎从现实中抽象出了某种寓言，使整部作品染上了卡彭铁尔所谓“神奇现实”的色彩，但无论多么“神奇”的“现实”，其立足点都是中国西部农村的现实，“神奇”只是外在的形式或手法，透过这些斑斓的色彩，人们看到的依然是现实的浓郁底色，是西部农民在时代背景之下沉重而不屈的心路历程。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雪漠可谓深谙此道。

三、雪漠对客观世界的艺术把握方式

　　在现实主义已处于低谷的今天，雪漠的创作可以说为我们提供了较为广阔的审美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重新确立了我们对现实主义的某种信任。相对而言，《大漠祭》手法上几无创新，完全以基于生活真实性的震撼力取胜，可谓对传统现实主义的一个总结;而《猎原》在现实认知方式上体现出一定的“魔幻”色彩。

　　首先，我们认为，《猎原》在对时代社会与精神的关照中，有意无意地融入了类似于自然主义的认识方式。在自然主义者看来，受遗传或社会环境控制，人的生命硬化为欲望与本能，人受食品和欲望媾和的原始冲动的驱使，于冷漠宇宙中进行着生存的暴力竞争;而作家就是要追求一种“泛历史价值”，客观、详细地反映人类在这种宇宙力量中的生存状况，探索人类生存的各种悲剧。值得注意的是，自然主义旨在反映社会商品化与主体心理物质化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当前中国西部农村正越来越显著——这是否可以构成作家在现实关照方式上与自然主义的历史契合?事实上，《猎原》通过精细刻画为我们展示的便是一场笼罩着悲剧氛围的充满血腥的“暴力竞争”：为了生存，狼吃牲畜;为了生存，羊也吃牛;为了生存，人与狼搏斗;为了生存，大家不惜性命争草争水;为了生存，舍身保井;为了生存，又狠心填井;为了生存，豁子、红脸、炭毛子、炒面拐棍、谝子、扁头等人挤在了猪肚井;为了生存，张五走上偷猎之路;为了生存，孟八爷、猛子、拉姆、黑羔子等人或自发或自觉地加入了反对偷猎的行列。在整个“猎原”上，人与自然、人与人、动物与动物之间的暴力争斗，几乎均系于生存一念，人成为冷漠宇宙中的一分子，牲畜成为冷漠宇宙中的一分子，天地自然同样成为了冷漠宇宙中的一分子。所不同的是，自然主义作家往往持一种充满悲观绝望的社会批判，而雪漠却持一种积极入世的社会批判——在此，儒教传统似乎发挥了某种匡正作用，使雪漠小说在惨烈之外还多了几分人情味，从而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自然主义。

　　上世纪80年代末，雪漠在《飞天》杂志发表了中篇小说《长烟落日处》，后附陈德宏先生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雪漠小说具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且不论这一评价是否得当，但它至少应该可以启发雪漠后来对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的了解。加之，“魔幻现实主义”毕竟曾一度风靡中国的文学创作，影响了张贤亮、陈忠实、莫言直到以余华为代表的先锋派创作。如果上述假设成立，那么，雪漠再来创作《猎原》就很有可能无法彻底清除来自该类小说的影响。“魔幻现实主义”最突出的艺术特征在于现实与幻象的结合，如略萨所言，就是“从一个非常客观和具体的现实”转向“一种纯粹主观和魔幻的现实中去”;在艺术表现上，主要是以象征、借代、暗示、夸张、幻景等手法来写所谓的“奇思怪想”。众所周知，作为流派，“魔幻现实主义”滋生于拉美特定的文化土壤，虽然说，中国作家要完成整体的移植有无法逾越的民族文化心理方面的障碍，但局部的艺术手法的嫁接并非没有可能。退一步说，如果将“魔幻现实主义”简单理解为博尔赫斯所谓的“凭想象创作”，那么中国文学中似乎也可以找到象庄子这样的古老传统。由此，《猎原》具有“魔幻”色彩就至少具备了话语前提。《猎原》中有两处近乎怪诞的情节：一是第十二章第7节死去的拉姆灿烂地笑的情景，二是第十三章第2节本来在活佛屋里听故事的阿妈奇怪地出现在林中的情景。这些幻象似乎已经超越了封建迷信，而趋于神化。至于以象征、夸张等手法写“奇思怪想”，在《猎原》涉及动物的描写中则可谓比比皆是，典型的如羊吃牛、鼠民为鼠王求情、狼以黄羊答谢豁子女人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奇思怪想”并不是简单的幻觉或梦魇，也未流于封建迷信的夸张与渲染，更不象扎西达娃、陈忠实等人小说中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诡秘”(《北大论坛》网上评语)，以其合理性达到了某种想象的真实，因而克服了一般作家学习、借鉴此类小说容易过火的毛病。

　　总之，雪漠透过对西部农民生存状况的冷静审视，为其喜，为其悲，为其怒，为其忧，充分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并在对现实主义的固守和总结中，完成了对现实主义的一些称得上开拓性的改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现实主义创作的重振，具有显而易见的文学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