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怪小说与神话

　　人们都承认古代志怪小说和神话传说有密切的关系，但在评价上则有天渊之别，认为神话是人类还不具备科学知识的远古时代对大自然和一切自然现象的理解或想象，其中也包括了人类逐步认识、征服大自然的过程中的某一重要环节的折射反映。因而有人把神话纳入了史学的范畴。“五四”以后，徐炳昶写过《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所依据的素材大都是神话。顾颉刚等人撰文的《古史辨》期刊，对古代神话从历史学的角度作了不少考证。这些工作当然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是把志怪小说看成为不登大雅之堂的“琐语”，看成为与学术无关的“齐东野语”，那就错了。

　　神话与“志怪小说”之间有那么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么?这条分界线在哪里呢?

　　茅盾在《神话研究》一书中对神话起源作了全面的探索，发现原始人有某些蒙昧思想，其强烈的好奇心又企图知道宇宙间万物的奥秘。“结果则为创造种种荒诞的故事以代合理的解释……此即今日我们所见的神话。”这些蒙昧思想，茅盾加以整理归纳成为六个方面。其中一、二、三、四、六这五个方面的具体内容是：

　　一、相信万物皆有生命、思想、情绪，和人类一样。

　　二、相信有一种魔术，可以使人变为兽，使兽变成人，也可以用魔术驱使风雨和雷电。

　　三、相信人死后灵魂脱离了躯壳而仍然存在，变成为鬼。但处在另一个世界之中，衣食住行等等与人无异。

　　四、相信鬼魂能够附在活人或其他动物、植物乃至无生命的物体上面而进行活动，实现其意图。

　　……

　　六、见了自然现象以及生死梦幻等都觉得奇怪有趣，渴望求得解释。

　　我们不难发现这五个方面的内容恰恰也就是志怪小说的内容。如果要寻找不属于这五个方面内容的志怪小说，那是很少的，即使有，其“怪”的色彩也是相当淡薄的。

　　从理论上说，神(仙)与鬼(怪)在物质世界均不存在，而仅仅存在某些人的思想意识之中，他们把思想意识中活动在天堂的称作神(仙)，活动在地狱的称作鬼(怪)而已。即使在古代，也有许多人根本不承认神与鬼是客观的存在。历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家孔子说得好：“敬鬼神而远之。”他表示对此不屑一谈。他没有对神与鬼作什么严格的区分，更没有对神与鬼作孰善孰恶、孰尊孰卑的鉴定，统称曰“鬼神”，堪称妙笔。

　　孔子称“鬼神”而不称“神鬼”，将鬼置于神之前，也是一种值得玩味的提法，而后来文人们也这样提了。《汉书·贾谊传》：“文帝思谊，征之。至，入见，上方受厘，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谊具道所以然之故。”故唐代李商隐题诗曰：“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最有趣的是唐代杜牧为李贺诗集写序，内有“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原来是形容其神秘色彩的，用以为褒词，到“文革”时期，说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牛鬼蛇神”作为贬词用了。但也仍没有把神驾临于鬼之上，还是一视同仁的。

　　我决无站在鬼的立场向神要求同等待遇的企图，只是说明在那个人们所幻

　　想的世界之中，神与鬼本来就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离开了鬼，神无以显示其广大神通;离开了神，鬼无以暴露其鬼蜮伎俩。某些兼写鬼神的作品称为神话固然不错，而且是约定俗成了，但如果称之为鬼话，恐怕也可以成立。即使在神话与志怪小说之中，存在着神与鬼谁唱主角的差异，这与作品的文学价值的高低仍旧是两件事。

　　远古的神话早在人类还没有文字的时代就开始形成、流传了，因此的确有一定的史学价值。到志怪小说出现时，早已有史官、史书的存在，志怪小说的内容在时空上则有了相对的局限，史学价值确实难以寻找。六朝以后的志怪小说有的也以远古为背景的，数量极少，人为虚构的迹象很明显，甚至完全捏造了。

　　志怪小说的“怪”，大抵是鬼，其次是物。宋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了一则苏东坡的逸事，可以帮助我们对志怪小说的产生和流行加深理解。原文如下：“子瞻在黄州及岭表，……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谐放浪，不复为畛畦，有不能谈者，则强之说鬼。”此老当时受章惇、吕惠卿诸人排挤迫害，流放在外，在百无聊赖之中，说说笑话，以免郁闷而死。当然也有人缺乏风趣诙谐的细胞，不大开口，那么就要说个鬼故事或鬼笑话。必须明确，苏东坡本人不相信有鬼，也不想借鬼去欺骗谁，以攫取名或利。和他在一起的文人或一般老百姓也未必相信鬼。但他们却在“说鬼”，靠“说鬼”排遣心中的纳闷，消解心中的块垒。这是他们对现实世界的一种间接的批评，也是对现实世界表示不满的折光反映。

　　所以，志怪小说也不是绝对没有历史学的价值，虽然对十分重大的自然现象以及许多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关系不大，但仍旧反映了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世态、民间风俗习惯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