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赠我“碧桃花”

　　在我的书房里，挂着汪曾祺先生赠我的一幅“碧桃花”，读画思人，常让我想起我跟汪先生交往的一些事情……

　　汪先生的《晚饭花集》刚出版的时候，我就买到了。最爱读他的《受戒》、《大淖纪事》、《异秉》，枕上、车上、厕上，我读得如醉如痴，那一段时间不可须臾离手，我悟性差，尽管读了一些理性的书，但直到读了《异秉》，我才真正懂得了什么叫“潜意识”。汪先生的小说短而精，常有神来之笔，他的小说《陈小手》，连著名老作家孙犁都大加赞赏。他说：这样的小说我写不出来了。

　　孙犁先生的这一句话，抵得上一个金奖！

　　1987年夏天，我去北京公干。一天中午，我叩开了汪曾祺先生的家门。汪先生刚从云南开笔会回来。第一次见到汪先生，我不免有点拘谨，坐在他那个崩了皮的旧沙发上频频出汗。汪先生还没吃饭，自己下了一锅面条，盛出一碗，问我；你喝碗不？一句话，把我的拘谨全打掉了。饭后，汪先生就跟我谈文学。他娓娓道来，深入浅出，警我愚顽之心。听得我如沐春雨，竟忘了记笔记。后来，汪先生实在累了，他说我躺下说好不？我说：您躺下，您躺下……他躺在他那张旧单人床上，继续给我讲，一讲又讲了一个多钟头。

　　第二天下午，我带着我的一部中篇小说，又登门求教。汪先生当即读了，提了很详细的意见，连作品中人物的名字他也帮我出主意，让我改。后来，这部中篇小说发表了，反响还好，这有汪先生的一份心血。他嘱我多读书，让我读归有光，读沈从文、废名、李广田的作品。我们一直谈到太阳快落的时候，我和他一起下楼，走到街上他高高扬起手臂，跟我喊“再见”。

　　1997年4月24日，我又去北京，当天下午，我往汪宅拨了一个电话。我又听到了汪先生的口音，感到十分亲切。老人77岁了，记性真好，他还记得我，这真令人感动。我说我要去拜见他。老人说他明天9点的飞机，要去成都开会，让我现在就去他家。汪先生搬了新家，从蒲黄榆的十一层降到了福州馆的四层，房间大了，只是汪先生明显的老了，走路脚步有些擦地。他挺热情，给我沏一杯香茶，并问我这些年的创作情况。我说了，并请他为我待出的一本散文集写序，先生很爽快地应下来了。我们谈起了张炜，还说起林斤澜先生给一位青年写的条幅：鸟身自为主。他说这是佛经上的话。汪先生为文为人，都堪为楷模，以他当年能写出一出《沙家浜》，要想当官，早就当了大官了，可他最终是个作家。

　　人之将死，是不是有先兆，我觉得这有点儿神秘。汪先生这次去成都开会，是开一个展望21世纪文学的会。他说：到那时候不知道还有没有我哩。我说：您生活淡泊，定能高寿，我们还等着读您的好文章哩！

　　汪先生也是性情中人，我这话使他颇感动，也让他挺高兴，于是汪先生说：我送你一幅画吧。我连声说谢谢。汪先生字好、画好。字，师承张猛龙；画，家学有渊源。汪先生拿出画好的四幅画让我挑，我不懂画，就呆愣了。汪先生问我：你的房子大不大？这回我多了个心眼，我说大。于是汪先生就挑出了一幅“碧桃花”，笑着说：给你这个吧！这个好玩。接着又说：你年轻，早着哩，“碧桃花”象征着你蓬蓬勃勃。我说您得给我题上字，先生说那当然，于是挥毫在画的留白处题了：跃强老弟补壁。我连连抱拳，我说我是晚辈，这可使不得。先生不说话，悠然地笑了。

　　不想那次汪先生从成都回来不久竟猝然离世，直到过了7天，我才从报纸上获悉。我知道得太晚了，也离得太远，没能在他灵前献上一个花圈，以寄托我的哀思。

　　这是一位多么可亲可敬的老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