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咏梅作品浅论

　　一个人，在与世界刚刚建立联系的时候，就摇摇晃晃踏上了写作的道路。梧州、广州、杭州，诗歌、小说、散文。辗转于不同的城市之间，殊异的景致在窗外流连，她却奇迹般地具有进入生活、安放自我的能力。而这或许可以归功于写作始终不曾离开她。像她心仪的作家门罗那样，她挎着菜篮子出门，充满兴味地凝视街道、市集与来来往往的人群。故事犹如蔬果，来到她的掌心，在她的笔下逐渐获得形式与调性。生活与写作，于她而言，仿佛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是的，我说的是黄咏梅。然而，就是这么一位格外笃定的作家，在描述自己的写作的核心时，却显得犹疑、躲闪。有的时候，她将“代际”作为自己的栖身之所。沿着评论家分类法，她将自己定位为“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女性”。看看，这么多的限定词!她尝试以这一代作家描述自己。“跟前几代作家不一样，我们处于一个城乡转换的阶段，在我们所生活的故乡，土地的概念很少，至少没有上辈作家那么亲近土地，大家所认为的那种传统的‘乡土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有着同一面目、面临相似问题的城镇生活，网络、手机、游戏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这一代人‘默认的链接’，我们聆听并参与到现代性的节奏中，个体感受既复杂又相似。这大概是我们这一代作家的主要书写。”(1)更多的时候，她模拟来自四面八方的诘问，为自己乃至这一代人的写作辩护。“我们70后这一代作家，总是被人说写得太小，写得太日常，写得太没有责任感，尤其是因为我们出生的年代限定了我们是一批历史意识淡薄的人，我们只会写当下，写自己，写人性。”(2)“似乎全世界都知道作家写作资源的枯竭，似乎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专职讲故事的小说还不如八卦报纸、社区新闻精彩。这样下去，小说会死亡吗?因为叙述衰竭而死亡?”(3)事实上，不仅是70后作家，当下作家所面临的确实是一条荆棘之路。资本主义的逻辑无差别地荡平了这个世界，现代生活无可避免地变得均质、同质与抽象化。历史固然还在，譬如疫情、战争，却是披着日常生活的外衣涌向我们的生活。在这一过程中，历史的纵深消失了。如何认识这一变动不居的自我，已然成为一个根本性的疑难。黄咏梅的犹疑、不确定、自我怀疑以至于反复确认，正来源于此。她诚实地触摸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难题，并试图以连续性的叙事增进自我认识。而她目前为止的全部小说，大抵都可以看成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一、治愈历史

　　理解自我，首先意味着要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中寻找“我”之所以构成“我”的基本元素。对于黄咏梅来说，家乡小城，位于广西东部的梧州成为“自我”的起点。

　　根据黄咏梅的自述，十七岁以前，她一直生活在这座有着“百年商埠”之城的小城。在她的记忆中，20世纪70年代以后，梧州人骄傲地将自己生活的地方称为“小香港”。在她的记忆中，故乡是典型的具有岭南风味的地方。她曾提到，梧州闻名于世的是它的“水浸街”，这催生了在北方不多见的“骑楼”。在一篇名为《骑楼》的小说里，她兴致勃勃地向我们介绍了“我生长的这个小山城”里宛如风俗画一般的“骑楼”。

　　这些有近百年历史的老房，有着高高的两条腿，粤方言称为“骑楼”。据说从前，在这里，遇到下雨，都不用打伞，那些高高密密的骑楼，一直可以挡着人过街穿巷。这也是父母嘴里的六七十年代的好光景。骑楼上的大木门，是用木闩的，门上还雕龙画凤，里头大堂可以让路人看进去——那些年头，睡觉都不用关门，“穿堂风”很凉爽地吹着迷糊了的人，大人小孩安安乐乐。等到涨水的时候，人们就从容地取出备用小船，扎系在骑楼“腿”上二楼窗口边上一个固定的铁环上。摇着小船走平日走过的地方，照旧生活得那么从容，除了物价会涨，街没法逛以外，人们一点也不在意水。有兴致的还可以串门，摇着船，到了，就把船系在铁环上，从二楼窗口爬备用竹梯而下。所以，铁环在这个时候，就被主人涂抹上各种醒目的颜色，是方便来人准确靠岸的，那是主人给来客的一个招呼。(4)

　　这番描述与叙写让人着迷：南方小城特有的气味扑面而来，小城里人们的生活形态历历在目，小城里的人们从容自在的生活态度让人生出亲近之心。由此，我也有几分理解了黄咏梅对于儿时生活的城市的态度。小城里的生活固然清贫，但那个年代家家户户皆是如此，也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在熟稔的环境中，黄咏梅顺遂地长大，并因为父亲的影响与文学结缘。文学也确实改变了她的命运。因为公开出版了两本诗集，她被保送到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在读完研究生后分配到广州工作。文学犹如小舟，载着她顺水而下，将她轻轻松松地从梧州“投递”到广州。就个人经验而言，黄咏梅似乎并未遭遇怎样的曲折。如果一定要说，她曾与历史狭路相逢，那么，父辈的历史可能是一个契机。据她说，她的父辈一系是潮汕人。爷爷在她父亲还不满一周岁的时候就跟随乡里人辗转到泰国扎下根，一去几十年。20世纪60年代，父亲在暨南大学历史系毕业，却因为华侨成分的影响，被支边分配到广西地质队。直到70年代末才跟爷爷通信，继而见面。这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也是一个家庭的难以言喻的创伤性经验。透过这个创面，黄咏梅似乎感受到，在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之下，时代的浪潮奔涌着，倏忽间就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也深刻地决定了一个人同家庭、同他人的关系。也因为此，她的许多小说也隐隐能看出父辈经历的影子。

　　《病鱼》讲述的是离婚了的女儿回乡，与发小满崽之间发生的险象环生的故事。这篇小说里的父亲因为华侨成分不好，大学毕业后支边来到这个小城的地质局。满崽的父亲杨叔叔的命运也一样。两家之间因为差不多的境遇往来频频。因为历史的缘故，两个大学生在偏远的小城度过了平庸的一生。他们也认定自己为无用的、没出息的人。这无用甚至如基因般传导给下一代。因为自己被“出身”所影响，杨叔叔坚决不同意儿子满崽参军。某种程度上这也间接造成了满崽的犹如“病鱼”的一生。这是父一代的命运，也是子一代的命运。小说弥漫着颓败的属于失败者的氛围。同样被牢牢地圈禁在人生某一刻的还有《金石》中的老蔡。与父亲不一样，老蔡的命运决定于某个偶然事件。老蔡和地质队的另外二十多名队员因为私自采集金矿导致意外爆炸。这一事件牢牢地盘踞在老蔡人生的核心。自此，他时时感到死亡就栖息在他的鼻尖，这与众不同的感受让他成为多余人，也让他分外孤独。他成了他自己的囚徒。只有在老年痴呆以后，他才被释放出来，不断返回到还是地质队员的时刻。

　　在这一类小说中，《给猫留门》内敛、克制，却涌动着情感的暗流，让人动容。小说以猫作为叙事动线。故事在老沈、沈小安、雅雅三代之间展开。为了讨好小孙女雅雅，老沈收留了一只流浪猫。以猫为桥梁，老沈和雅雅愈发亲密。然而，祖孙之间的互动越是无间，读者越是能感受到父子之间沟通的不畅。隔膜的导火索仍然是猫。曾经，沈小安也从街上抱回过一只大黄猫，却在某个深夜被老沈从他的被窝里揪出来，丢出了家门。同样是猫，为什么待遇如此不同?随着情节的发展，读者逐渐从老沈的过往人生中寻找到了答案。老沈对猫的恐惧来源于幼时父亲的缺席。母子三人相依为命的日子里，深夜户外的些微动静都会引起心惊肉跳的联想。为了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父亲偷渡南洋去打工，不幸客死他乡，却给母亲和孩子带来沉重的政治负担。某种程度上，这也决定了老沈胆小怕事的性格。特别是大学同学刘进乐的来访，成为对照组更加凸显了老沈的人生之黯淡。于是，我们看到，老沈背着“华侨”成分这个龟壳，支援边地，辗转在广西十万大山之间，成为地质队的一个资料员。七十年代，他从地质队退役，分配到这个山城的人防办，安定下来才得以结婚生子。老沈的人生，被比喻为“潜伏”。“这半个多世纪，他的确潜伏得很好，往事休提，循规蹈矩，小葱豆腐，平庸度日，亦从不向他人提出任何非分之想，与其说是让人忽略他这个大学历史系高材生，不如说他循着命运所列的指示牌，一走到底，就连翻盘的念头也从未有过。”(5)他曾经的壮志凌云在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中被磋磨，逐渐化为乌有。叵测的命运逼得人将自己描摹成这世间最平庸的样子。这或许就是黄咏梅最深切的痛楚吧。她对父辈的痛惜，完完整整地投射到了郁郁不得志的老沈身上。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更令人痛心的是，中国人最为看重的伦理关系也因之而毁坏。为了不影响前程，老沈拆都没拆直接烧掉了父亲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还亲笔写下了与父亲划清界限的证明。这证明仿佛见证了他在时代的唆使下对于亲人的背叛，让他一直如鲠在喉，也让他在日后无法轻易地踏过它，为儿子争得实际的利益。父子关系再一次进入溃败的循坏。历史的伤痛如影随形，亦或者像一个咒语，将人死死地钉在那一刻，不得逃脱。虽然写的是当下，可是，《给猫留门》就像历史深处一个深长的喟叹，被投入在平静的时间之湖，在人心里荡起一圈圈涟漪。

　　有意味的是，黄咏梅和她的父亲并未如她的小说人物那样经历如此惨淡的人生。恰恰相反，适逢文学的黄金时代，作家的父亲因为对文学的热爱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父亲不仅调动了工作，还成为梧州文学活动的活跃分子，并深深影响了黄咏梅的人生选择。作为时代红利的受益者，黄咏梅对于历史的态度趋向平和、包容的。她承认创伤的存在，但她更相信历史是可以被治愈的，因此，她往往尝试给小说人物一个更温暖更宽厚的结局。在《病鱼》中，“我”的父亲和母亲并未因为满崽的突发过激行为而心生怨恨，仍然将其视为一个老朋友。在探视的过程中，“我们”顺理成章地回忆起了杨叔叔。此时，饱经挫折的子一代理解了父辈。满崽不再视父亲是无用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承认了父亲对儿子的恩泽。在小说的结尾，满崽的那句“我曾经努力改变过的，那个，命运”，有些过于文人化了，显然是叙事者的代言，由此可见叙事者对他的期许。而父亲对满崽的拥抱，则象征着父子之间的和解。同样达成和解的，还有《给猫留门》中的老沈和沈小安，尽管老沈深觉自己经历了“漫长而疼痛”的挣扎，可是，在沈小安钓上一条白条鱼的时候，他仍然感到“松出一口气，笑了。”是因为沈小安这一代不再纠缠于历史对个人命运的拨弄，不再纠缠于不可追的往事，转而享受当下吗?叙事者没有解释，但是读者能清晰地感受到，一切都过去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个人尤为欣赏《何似在人间》。《何似在人间》里也有一枚历史的“钉子”。这“钉子”是20世纪60年代末，松村的两派武斗陷入白热化境地。廖远昆的父亲廖庭山作为败北的那一方，站在挖好的石灰坑前，被命令跳下去。廖庭山一派拼死挣扎，把旁观的松村人也卷了进来，枪战一触即发。在令人屏息的一刻，廖远昆向石灰坑里扔出了那个家庭一个年代最值钱也最宝贵的月饼，镇住了全场，廖庭山跟他扎成一串的人追随月饼扑落下去。这是黄咏梅小说中少有的极为冷峻陡峭的情节。我甚至怀疑，这一细节并不来源于作家的想象，而是实际发生过的事情。它是如此恐怖，这一刻就连叙事者都只能保持沉默。小说并没有向人们想象中的为父复仇狂飙而去。几十年过去了，当年逞强使气的人们，都一一离开人间，只留下了耀宗老人。而昔日的少年，也成为松村现存的唯一一个“抹澡人”。戏剧的弦绷紧了。读者像耀宗老人一样，惴惴不安，廖远昆会怎样面对历史呢?出乎大家意料，廖远昆十分平静。在他看来，再强烈的仇恨，也敌不过时间。他代替死去的父母原谅了耀宗老人，让他平静地远行。较之于恨，他更珍惜生的欢愉。他与小青的有情有义，让生变得有滋有味起来。他视死亡为比邻而居的友人，平静、甚至带有几分日常化的态度送走松村人。他以淡然的态度送走了仇敌，又以同样淡然的态度享受欢愉。在小青死了没多久的一天，廖远昆吃酒回来，他遇到了一条河。在黄咏梅的笔下，这世间真实存在的河一下子缥缈起来，落入象征的天空。“这人间，哪会有这么一条亮堂的河?他尽量把身子朝河面探去。他的耳朵就听到了热闹的讲话声，有男有女，分明是人群在灯光处聚会。他多么渴望加入这场聚会啊。就这样听着听着，他的两只手臂变成了两片薄薄的翅膀，朝着光亮的聚会，热情地飞去了。”(6)这个与死亡相伴而行的人，最后就这样“热情地飞去了”。黄咏梅把死亡写得如此轻盈而喜乐，仿佛死也不过是生的另外一种存在形态。

　　这也是黄咏梅的迷人之处。她敏锐地感受到了历史与个体之间的摩擦、碰撞，她感慨于命运的无常，但是她不执著于此。对于历史，对于时代，对于生和死，她的态度是豁达、坦然的，颇有些既来之则安之的味道。历史并不遥远，而是时时刻刻与当下发生着联系，交换着能量。这一态度也深刻地影响了她对于日常生活的认识与书写。

二、日常生活：将飞而未翔

　　关于书写日常生活，黄咏梅有这样一番夫子自道：“我的多数经验来自于生活，自身的、他人的。我的笔下没有多少传奇，更多的是日常性。对于擅长写日常生活的作家来说，日常生活和写作之间的重要关联在于，怎样从日常生活的蛛丝马迹中看见、认识并且呈现出难以言说的时代和历史的意义，而不是为我们已经审美化的商业景观锦上添花。日常生活经常与‘俗世’这个词挂钩，所以，我觉得写日常最危险的地方就在于——容易将俗世写俗。没有情感、没有思考、没有对这个时代的认知，就很容易将日常生活记为流水账。”(7)在书写日常生活方面，黄咏梅将门罗奉为圭臬。她用一个比喻来形容门罗的写作，也是她理想的写作。“日常是一面平静的湖水，门罗就是会从肉眼看不到的水底，一点点地拖出一只湖怪来，你眯着眼睛辨认，等你终于看清楚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不是害怕，而是确认——啊，竟然是这种东西，之后，才开始感到后怕。”或许是因为此，她格外偏爱书写那些在日常生活之外还有一个想象性世界的人物。他们虽然有着不一样的面容、口音、性格与人生经历，却奇异地具有了一致性。仿佛命运之手拂过，他们在同一个声音频率里说话，谨慎地表达一种被反复讨论因而具有了某种确定不移的真理感的生活观。在她看来，那些既拥有现实世界，又超脱于现实世界之上，拥有一个想象性世界的人，往往有着强盛生命力与明确的主体意识，活得盛大、自如。他们给日常生活带来了勃勃生机，开辟了各种各样的可能。

　　《达人》里的丘处机就是这么一个“古怪而毫不现实的人”。作为一个印刷厂的工人，他痴迷于武侠世界的江湖。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有价值序列，那么，在他的世界里，虚幻的武侠世界是远远高于现实世界的吧。所以，他远远避开了现实世界，不让现实世界的人和事侵扰到他。下岗影响不到他，世事影响不到他，社保局门口的种种“纷争”也影响不到他。他所希望的，不过是一片清凉读书地儿。因为崇拜《射雕英雄传》里的丘处机的“意强”，他将自己的名字改得一字不差，甚至行事逻辑也自然而然向武侠小说的人物靠拢。当然，没有谁可以真正躲开“现实”，这篇小说，就是丘处机这样一个不问世事的人如何与现实世界摩擦、剐蹭乃至碰撞的过程。替“桃谷六仙”行侠仗义，是丘处机以武侠世界的方式介入现实世界的一次尝试。丘处机确有了几分大侠的味道。只是，很快，他不得不被生活推攘着再次进入现实世界。这一次，因为意外，他被突然运转的机器切断了四根手指。或许是因为拥有一个现实之上的世界，即使失去了四根手指头以后，丘处机并没有更为愤世嫉俗，反而更达观也更圆融了。他为自己量身定制了三轮车，做起了三轮运输，并将之命名为“长春子”号。到了小说的结尾，在孩子们的呼喊声中，丘处机“两只手从车把手上一松，平摊向两侧，做成两只翅膀状，拖斗后那红白蓝三色顶棚，随着速度的加快，在风中一起一伏。孩子们从后面看去，丘处机和他的‘长春子号’像在模仿电影里那个披着披风的超人，似乎随时都有离开地面飞起来的可能。”(8)这显然是一个超越日常生活的隐喻。这个古怪而毫不现实的人从虚无缥缈的想象世界回到了现实世界，但似乎也并没有放弃想象世界所提供的更多的精神上的可能，虽然，他付出了极为惨烈的代价。

　　丘处机尚且能与这个现实世界各行其是，《小姨》里的小姨则走得更远。她特立独行，按照自己的生活原则行事。她视自由为生活必需品，抗拒常人所经历的结婚生子等规律性日常片段，可谓是“悲观主义的花朵”。在其他人眼里，小姨就是“反高潮分子”，是“不合群”。小姨看上去特立独行，但是，我们很快就知道，那是因为她需要隐藏心中巨大的爱的秘密。小姨爱的是她的师哥，一个传说中“有理想，有信仰，有激情”的人物。为了这份爱，小姨宁愿离群索居，独自咀嚼爱所带来的甜蜜与悲伤。凭借这份爱，小姨固执地坚持着她自己。残酷的事情发生了，时间是理想主义的敌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小姨还在坚守的时候，师哥重新出现并已然与世俗现实同流合污。这一点迅速击垮了小姨。于是，我们和叙述者“我”一起目睹了令人震撼的一幕：小姨“裸露着上身，举手向天空，两只干瘦的乳房挂在两排明显的肋骨之间，如同钢铁焊接般纹丝不动”。一个人得多么绝望和无助，才能以这样一种决绝的方式显露她自己，同时也是弃绝她自己啊。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姨爱的可能不是师哥，而是理想主义的显影。当理想主义消失的时候，小姨也无法在这样一个世俗化的人间安放她自己。

　　《小姐妹》看似写的是顾智慧和左丽娟的暮年闺蜜情，但是小说一开篇，作者就明确地让读者意识到，“小姐妹”其实是一个偏正结构，叙事的焦点稳稳地对准了左丽娟。左丽娟直截了当、不犹豫不纠结，说话的方式，为自己造梦甚至将别人拉入自己梦境的能力都决定了她是一个极具戏剧光环的人物。显然，漫长的现实生活没有消磨她对生活的热情，她兴致勃勃地生活着。随着顾智慧和左丽娟的交往，左丽娟的生活史逐渐打开。当人们表现出轻视的态度时，她的一儿一女是她如此行事的底气。在需要经济实力的场合，她告诉人们，她女儿在广东做服装生意，每年交几千万的税，儿子在澳门开几个赌场。“这些话，也不管人家信不信，她讲得认真。”而面对知识者，她又信口拈来称儿子考上清华，女儿考上北大。有共情心的读者很快发现，这并不完全是出于虚荣，而是左丽娟为自己造的各种各样的梦。通过她对小姐妹顾智慧的讲述，我们才知道，她的女儿嫁了个黑社会，没几年就被仇家找上门来，当场送命，儿子也从此跑路，东躲西藏。这真的是左丽娟生活的真相吗?我们和顾智慧一样半信半疑。或许，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左丽娟凭借自己造的梦，有意隔绝过分酸楚的现实，创造了自己的现实。可是，真的就能超脱吗?在小说的结尾，当顾智慧兴奋于墨镜创造了一个梦的时候，左丽娟却借着墨镜的掩护流下了眼泪。这眼泪模糊了现实与梦境的距离，也提醒读者，所谓的“超越”背后，有着怎样不能与人言的酸楚。左丽娟这一人物形象也因为这个细节更为丰满、立体了。

　　黄咏梅格外擅长写这一类有着丰富立面的人物。她打破短篇小说只能写生活的一个横截面的常规，试图在不长的篇幅内容纳一个人的生活史。当然，构建个人生活的材料是精心选择的，彼此之间或互相支撑，也彼此扞格。正当读者自以为获得了关于这个人物的根本性认识之时，黄咏梅却不动声色地抛出一两个意味深长的细节，于是，此前叙述所形成的人物形象变得模糊而深邃。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父亲的后视镜》正是这样的作品。与共和国同龄的父亲在漫长的生活中遭遇了不同的“路障”。卡车司机的身份赋予了他在路上日夜奔跑的生活。这生活是潇洒的，却也令他长期缺席家庭生活。面对母亲的指责和抱怨，他安静地接受，冷静地剔除。仿佛是为了弥补家人，他为家人拍下了路上的风景，却也导致车祸事故，让他的职业生涯戛然而止。这是他遇到的另外一个路障。在情感生活方面呢，父亲有过一次众目睽睽之下的“出轨”，却在一阵接一阵的汽车长鸣声中绕过去了。绕过“路障”的父亲是怎么想的呢，黄咏梅拒绝向我们揭示父亲的内心，仿佛一切不值得一提。她的叙述是阔朗的，一如父亲的生活。现在，人到暮年的父亲在母亲去世之后再次与疑似情感相遇。与上一次情感一样，这次的情感始于“车祸”。重复的事件仿佛是轮回，又仿佛是对父亲的补偿。父亲果决地伸出手拥抱晚景的夕照，却被证明不过是诈骗。哎，对人生而言，哪有什么失而复得，从头再来，重复的不过是路障。到了小说的结尾，屡经挫折的父亲再次开启了新的航道，学游泳。“父亲摆着舵，轻易地绕开了这些障碍物。”现在，运河里最大的障碍物，“沉重的货船疲倦地朝前方开远了，风平浪静”。这是让人放松的时刻。“父亲又回到了河中央，他安详地仰躺着，闭着眼睛。父亲不需要感知方向，他驶向了远方，他的脚一用力，运河被他蹬在了身后，再一用力，整个城市都被他蹬在了身后。”是啊，黄咏梅小说里大多是父亲这样的人物，即使遭遇各种各样的路障，他们似乎都在“用力一蹬”，试图从生活的水面浮出来，自在地呼吸。

　　对于超越日常生活的迷恋，使得“飞翔”成为黄咏梅小说中常见的意象。《骑楼》里的小军，一名热爱写诗的空调安装工，感受到了他与他所热爱的事物或人之间不可逾越的距离，于是，“骑着想象飞走了”。《达人》里的丘处机“随时都有离开地面飞起来的可能”。《带你飞》里的严行进和米嘉欣这对夫妻本来渐行渐远，却在一次庸俗的饭局之后突然就飞了起来。严行进一路小跑，攀上了叉车，凌空的脚踢来踢去，要带着米嘉欣飞。飞翔的幻觉在这一刻弥合了分歧，米嘉欣觉得“好像某样东西，丢失了很久很久，猛然冒出来的那一刻”。《负一层》里的阿甘热爱三十层的露台。她会想起张国荣告诉她的，夜晚在高速公路上飙车，飚着飚着，就会升起来，一直升一直升，然后，就把摩托车踩到了天上。她从顶层纵身一跃，也是渴望飞翔的感觉吧。《暖死亡》里的暴食症患者林求安有着大山一般的身躯，移动对他而言是极其困难的事情，所有的运动不过是咀嚼。可是，在梦中，他轻盈地飞了起来，像鸟儿一样在空中掠过熟悉的城市。这关于飞翔的梦也让读者接近林求安的内心。

　　由此看来，黄咏梅对强调控制的日常生活似乎持有某种轻微的敌意。由于分工和专门化，现代生活发展成为一整套模式化的流程，每个人按部就班，仿佛生活在笼子中的人。因此，她想象一些“古怪而毫不现实的人”，来反抗日常生活对于人的生命的宰制，以此恢复有创造力的生机勃勃的生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黄咏梅对日常生活持否定态度，相反，她津津乐道于日常生活的美和乐趣，她着迷于捕捉日常生活的气味、声音和颜色。超越与热爱，在黄咏梅的小说里握手言和。反抗的是庸常的、为现代的阴影所笼罩的毫无生气的生活;热爱的是生活中活生生的属于人的心跳、情感与呼吸。“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阿城是如此解释曹植《洛神赋》中的这个状态的——“你们看水边的鸟，一边快跑一边扇翅膀，之后双翅放平。双爪还在地上跑，飞而未翔，是身体刚刚离开地面，之后才是翔。这个转换的临界状态最动人。”黄咏梅大概也非常喜欢这种状态吧，依托于日常生活，却又并非沉溺其中，而是稍稍超拔而出，保持向上的姿态。这也是她反复描摹、心向往之的自我的形象。

三、他人之镜

　　探求自我，无法离开他人，这是因为自我并非自足的，需要他人来完成自身的善。保罗·利科认为，一个人总是作为他者的自身。因为对他人的爱和理解，与对自己的爱和理解，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通过与他人的关系成为我们自己。这也可以成为理解黄咏梅近年来创作新变的一把钥匙。她以水滴石穿之力，悄然擦亮了两面镜子。一面镜子对准自我，一面镜子对准他人。双镜互照，映照出层层叠叠、虚虚实实的影像，形成了幽深而隐秘的通道，打开了自我的空间。如果说，此前，黄咏梅重在考察外在世界对于个人的影响，现在，她更愿意相信，当外在世界看上去无事发生的时候，人的内心世界或许正在经历狂风暴雨。她要写出这无声处的暗雷。

　　《走甜》从表面上看是一对男女调情、暧昧的故事，黄咏梅将它定位为“中年生活系列”，认为小说讨论的是中年的生命感。所谓生命感，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意识。小说从“失眠”这一现代人常见的症候切入。对于失眠，小说的主人公苏珊在口头上将之与中年联系起来。这源于现代传媒的“科普”。人们习惯于将疾病抽象化，方便对号入座。苏珊真的认为自己人到中年吗?她是如何认知“中年”这一生命阶段的?这个问题不妨存疑。有意思的是，小说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苏珊的丈夫宋谦认为这不过是另一种撒娇方式。在小说中，宋谦只不过是一个工具人，他的存在，除了给苏珊标出已婚身份以外，旨在承担从他者看待主人公的功能。或者说，这是一面暗处的镜子。叙述者让他出现后又迅速消失，给读者埋下了怀疑的种子。而故事是从“他”开始的。和“他”的故事，比如报纸上的名字，一次若有似无的对视，全然发生在苏珊的意识中。尽管此时一切都还没来得及发生，他带来了甜蜜的滋味，对于已经习惯了走甜的苏珊来说是新奇的。此时，她的自我意识不再是她自己所声称的中年，而是一个正逢青春期的丫头。那么，他呢?叙述的焦点从苏珊转移到“他”。有意思的是，苏珊和她的丈夫都有名字，这个“他”却是无名的，只有在短信落款的时候，读者猜测他可能姓“童”。这个“童”是暗示他的儿童性格吗?果不其然。“在某些时刻，他还觉得自己是个男孩儿呢。他是不服老的，不为人知地叛逆地还要囚着那个男孩儿呢。……他就是月球上的彼得·潘，孤单得像所有童话的本质。”(9)作家无意为她的人物描上不存在的花边，略带讽刺的几笔，一个有着文艺范儿的自恋自我型人格跃然纸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与苏珊是镜像式人格。当他们相遇，会发生什么呢?小说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当苏珊在隧道里陷入桃色幻想中时，她被“弹出了这条幽暗的百花隧道，迅速被一整个光明拥抱”。现实亲切地向她打招呼，她却感到有点失望。这显然是一个隐喻、一个预测。苏珊和他的关系，始于幽暗的内心世界，终将在明亮的现实下烟消云散。对于这场邂逅，两个人都反复权衡，又若即若离，寄希望于对方成为自己人生中的阳光普照，以暂时驱走“中年路上那毛毛细雨般的失望”。也就是说，这对站在中年的门槛前却又无论如何不甘心就此步入中年的男女，期望借此重返青春。然而，一个人无法给予他人自己本来就匮乏的事物。驱风油的气味犹如扎破气球的那根针，将所有桃色的幻像吹落得无影无踪。它提醒他们，像太阳终将沉落，衰老必然降临。这是苏珊，是他，更是所有人无法逃脱的命运。奇异的是，当确认了这一点，苏珊反而寻回了酣睡。从失眠到好眠，是一个完满的叙述循环，也是在他人身上映证自我的过程。

　　《证据》中年轻的沈笛在貌似美满幸福的婚姻生活中也睡不好。熟悉的日常生活令她感到不安。她不是那种特别有洞察力、敏锐而知性的女子，她只是老老实实按照丈夫大维为她规划的人生活着，没有太多自己的想法。即便如此，她也懵懵懂懂感到，有看不见的深渊，正在侵蚀她的生活，迫使她睁开眼睛，看到生活的真相。那条黑得发亮，像丝缎般绵柔，优雅独立的蓝鲨是她自我意识的投影。这条原本胆小怕事的鱼，一反常态地违反自己的天性，不与其他鱼为伍，终日静守在鱼缸的出水口处，然后在某一天消失得无影无踪。沈笛与大维关于蓝鲨为什么会消失的推测其实表征了两人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大维认为蓝鲨是被发财鱼吞食，这象征了他信奉弱肉强食的达尔文主义，这也是大维一路攻城略地、占据社会食物链的上游的原因。而沈笛更倾向于相信它是从鱼缸里逃走了，就像她逐渐意识到她的那个富足美满的家不过是大维给她打造的鱼缸。当她开始对他的话产生怀疑的时候，也是她从家庭的牢笼中挣脱的开始。

　　同样从失眠开始叙述的还有《睡莲失眠》中的许戈。因为情变，许戈开始失眠，她下意识地回避失眠的真正原因，而将之归结为邻居在深夜亮着的一盏灯。这意味着，她回避那个内心深处真实的自我。她将自我投射到一朵睡莲上。“它挨在假山一角，相比起其他花型，它略小，但不局促，每一瓣都张开到极致，像伸长着手臂要想得到一个拥抱。……所有睡莲都闭门睡觉了，独剩它还没合拢，月光照在花瓣上，比在太阳下更为耀眼。许戈站在池塘边看了许久，等第二天上午再过来看，发现它混在那些盛开的花中间，没事人一样，开得照样精神，看不出一点失眠的萎靡。”(10)一朵在夜晚独自绽放的睡莲构成了许戈的想象性自我，她既希望自己像睡莲一样充满生命的活力，也渴望着与他人的深层联结。黄咏梅在小说中经常启用这样与人物命运构成对照的意象。比如，《病鱼》中那只叫满崽的精瘦的发财鱼，就象征了小说的主人公满崽。《证据》里的那条挂单的黑色蓝鲨，是主人公沈笛潜意识的自许。这些事物既是读者用以观测人物内心世界的镜子，也是人物自我意识的标记物。在许戈不断咀嚼、反刍自己的情感生活过程中，读者不断接近许戈的生活。许戈的生活与通俗言情小说构成了某种互文关系。许戈亦步亦趋地按照言情小说的套路对待自己的生活，也收获了像言情小说一般狗血的结局。对黄咏梅来说，在通俗小说结束的地方，她的小说才真正开始。许戈需要借助他人来治愈自我，重建自己的生活。在邻居那个伤心女人絮絮叨叨的话语中，她触摸到小夫妻的甜蜜日常，也得以隔开一段距离，从他人的视点去打量自己过去的生活。那些过分戏剧化的部分，像泡沫一样从生活的水面消失了，生活本身所具有的那种恒常性的东西渐渐从底部升起。他人作为镜子，映照出日常生活中因为过于平凡而被遗忘的部分，而事实上这才是日复一日向前奔流的生活最为坚固的基石。在小说的结尾，我们都能感到，某种变化在许戈身上发生了，她不再漂浮，而是具有了生长性。所以，许戈所看到的那朵睡莲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那朵失眠的睡莲终于收拢起了花瓣，比其它花收得更紧致。许戈去看的时候，感到有些失落，好像她和它之间失去了某种联系。第二天中午，她又去看，满池苏醒的花朵，开得欣欣向荣，尽管有一些已经开始步入凋零，萎谢的花瓣落到了叶面和水面，但还是挣扎着盛开了。那朵花竟然还在睡，对灿烂的阳光毫无知觉。看起来，它的花瓣还没有松动至跌落的迹象，倒是被一些什么力量收紧着，像一只握起的小拳头。或许它是醒着的，只是捂着一些孤独的秘密，等到想好之后，它会再张开。”(11)在他人盛大的绽放中独自收拢，不为良辰美景所动，这暗示着许戈已然迈过了心理上的最低谷，正在积蓄重新绽放的力量。

　　黄咏梅不止一次谈到，究其根本，她的写作无非是追问“我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我，我们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我们”。换句话说，黄咏梅是在以日常生活为尺度，测量自我。阅读黄咏梅，就是以文学的透镜，重新打量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在我们既有的生活之外，想象生活所具有的多种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咏梅仿佛是一位向导，深入沉默寡言的生活地位，引导我们去理解一些不被理解的他人，同时也是理解我们自己——那些连我们自己都不曾察觉的部分。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