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不应承担评价历史的功能

　　刘绍铭先生在《文字不是东西》中说：“该读而未读的书，看起来就像一双双讨债的眼睛。当你每天回家一进书房时，就有债主临门的恐惧感。”去年夏天，希拉里 曼特尔的《一个更安全的地方》(A Place of Greater Safety)出版中译本，勾起不少读者对法国大革命的兴趣;端午小长假乡居断网数日，正好借机补读关于这场风云巨变的小说，最先想到的自然是查尔斯 狄更斯的《双城记》。

　　十八世纪末发生在法国的那场革命规模空前，影响深广，用时在巴黎、躬逢其盛的威廉 华兹华斯的话来说，景象“壮观得不知从何说起”(too copious a theme)。笼统言之，《双城记》写的正是这一特殊时代，尖锐的阶级对立中人性的各方各面。不过，对革命风暴的正面描写，要到小说第二卷最后才正式出现：

　　在这样烈火燎原、波涛汹涌当中挨过了骚乱不安的三年。怒海狂波震撼着牢固的大地，永不退潮，永远上涨，越涨越高，岸边的目击者不禁惊惧交集。小露茜又有三个生日用金线织进了她那家庭生活的平静轻纱之中。

　　虽然狄更斯在前言里说，创作《双城记》的念头始于1857年同亲友一起出演的威尔基 柯林斯剧作《冰渊》(The Frozen Deep)，但大部分人还是将托马斯 卡莱尔的《法兰西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A History)视作《双城记》最直接的灵感来源。在1840年的一次演讲上，狄更斯初识卡莱尔，旋即被后者的雄辩风采感染，《法兰西革命》自此就成了他随身携带的读物。而为了狄更斯可以收集到全面的资料，卡莱尔更是从他泰晤士河畔夏纳步道(Cheyne Walk)的书斋里给他运去了几车参考书。无怪乎狄更斯的书里经常把这场震荡寰宇的革命比喻成地震和洪水——类似表述在《法兰西革命》中也俯拾皆是。

　　四十六岁的卡莱尔，差不多是同狄更斯结识的年纪

　　1859年4月，狄更斯主编的文学周刊《一年四季》(All the Year Round)创刊，此即《双城记》连载开端。狄更斯晚年，创作方式有所改变，上一部在刊物上每周连载的小说，还得追溯到1854年的《艰难时世》;《双城记》的篇幅接近其两倍长，直到年底才推出单行本。在这部作品中，狄更斯关注的不再是伦敦的金融资本家、小公务员、政客和律师，而是将想象力的触须伸向了十八世纪后半叶席卷欧洲的革命风潮。狄更斯这一旨在突破的创作转向取得了成功。不管在连载阶段还是成书之后，《双城记》从来不缺少读者。但评论家的意见却莫衷一是，按照托玛琳(Claire Tomalin)在《狄更斯传》(The Penguin Press, 2011)中的说法，这部作品最初问世时，受到的更多是负面评价：“不够幽默”(lack of humor)，“情节跟不上”(a plot hard to follow)。读罢小说，把这些时评找来看看，果然十分有趣。

　　《双城记》最早的批评声音或许是发表在《观察家》(Observer)1859年12月11日号上的匿名评论。文章说狄更斯自以为能藉小说让公众更好地认识这场革命，但其实他的创作素材仅仅取自《法兰西革命》，而很不幸，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真实情况，世界上有远比卡莱尔此书更为可靠的作品。

　　对狄更斯这部小说攻击最烈的，无疑是弗吉尼亚 伍尔夫的叔叔詹姆斯 菲茨詹姆斯 斯蒂芬(James Fitzjames Stephen)。他认为，狄更斯简直把“当代”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祖父一辈丑化成了野蛮人(a sort of savages, or very little better)，残忍、偏执、不讲公道、不服管教……英国的形象在他书里与历史不符，“大约九十年前的英国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但依旧是个了不起的国家”——那时的英国当然有诸多弊病，但狄更斯没有公正地在作品中加以表现。或是因为私人的反感，或是反对狄更斯的政治主张使然，斯蒂芬在抨击《双城记》时极尽刻薄之能事，言语丝毫不留情面。他对比了狄更斯和另一位他不太看得上的作家，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的作品，说司各特的小说虽然是“冷掉的汤，半生不熟的羊肉，咬不动的鸡肉”(cold soup, raw mutton and tough fowls)，好歹还算食物;狄更斯的小说则是炖猫肉，完全难以下咽。他认定《双城记》里的厄弗里蒙地侯爵根本不可能存在于十八世纪中叶的法国，法兰西贵族纵有千般不是，也不会那样毫无顾忌地迫害别人，更别说可以指望逃脱制裁了。跟那篇匿名评论中的观点一样，斯蒂芬也将狄更斯写历史时的漏洞百出，归因于他只读过一本《法兰西革命》便草草动笔。

　　撇开字里行间的戾气不谈，斯蒂芬的文章多少溢出了文学批评的畛域，以他理解中狄更斯的政治倾向来评判其作品的艺术水准，有点像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对诗人的攻击，说他们是“散布流言之徒”(gossip-monger)。

　　不过，就在《观察家》上的评论发表不到一个月，1860年1月2日的《纪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上就有人站出来替狄更斯说话了。那篇同样作者不详的文章写道，虽然狄更斯确实会因戏剧化情节的考虑而牺牲掉一些常识(sacrifice common sense for a taste for dramatic situations)，但若是他舍弃了这一偏好，小说不见得还能如此精彩。总的说来，《双城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多才多艺的作家”写出的最为“完整”的故事，叙事完全没有冗笔，“一页文字也没有浪费，一个转折也没有浪费”。

　　福斯特(John Forster)是狄更斯挚友，也是他写作上的知己，他对《双城记》的评价当然很有代表性。在好友过世后不久出版的《狄更斯传》(第一卷出版于1872年)中，他的看法已然很接近今日文学史上对《双城记》的定论。他写道，查尔斯 狄更斯最擅塑造人物，不管在哪个小说人物的性格中，都能看出他无与伦比的虚构叙事才能。而当需要表现某些人的家庭生活被一场惊天动地的公共事件影响、裹挟之时，他的水准可说是空前绝后。

　　G. K. 切斯特顿为《双城记》写过一篇导读，亦庄亦谐，煞是耐读。他比较了狄更斯和卡莱尔，“卡莱尔读过很多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东西;狄更斯只读过卡莱尔。卡莱尔的想法来自参考文献和资料的仔细整理、小心求证;狄更斯的想法来自街谈巷议，而且往往是同一条街同一条巷……”，但即便如此，狄更斯却比卡莱尔更正确。他笔下的法国大革命或许比卡莱尔笔下的更真实。那场革命的前因后果也许远比卡莱尔想象得简单，反倒让他无法理解了。切斯特顿继续写道：“西德尼 卡屯的忧郁是伦敦的忧郁，而不是巴黎的忧郁。”因为狄更斯终究是个彻头彻尾的伦敦佬(Cockney)，只知道伦敦的宇宙的中心，不知道巴黎是欧洲的首都，更不知道条条大路通罗马。

　　小说的真实不同于历史的真实，这在今天已是常识。让小说的归小说，历史的归历史，一个严肃的文学批评者，不应粗暴地给创作者悉心的笔墨经营贴上“刻意丑化”的标签。对这一点，狄更斯其实早有清晰的认识。在他1860年写给布尔沃-利顿(Edward Bulwer-Lytton)的信里，有这样一段话，谈的虽然只是德发日太太之死，却能反映出狄更斯对小说创作的基本态度：

　　关于禁止插入德发日太太之死这种意外事件的那条所谓小说原则，我自始至终弄不明白。因为这一意外事件是无法同角色本身的激烈情感分割开来的，它与小说的整体构思严格一致(strictly consistent with the whole design)，是整个故事塑造成的人物性格发展到高潮时的产物，依我看，它实在是符合“神性正义”(divine justice)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