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作家：沙汀

　　1939年春天，沙汀随同贺龙师长来到了河北，与战士们一道引吭高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不久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报告文学《记贺龙》，将八路军的英武神勇描绘得淋漓尽致，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民众的抗日决心。“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至此，沙汀的创作上到了一个巅峰期，不久创作出了他的长篇力作三部曲《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为新文学运动又添加了几枚秦砖汉瓦。

　　1940年沙汀从延安回到重庆后，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做文艺界的组织联络工作。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沙汀的创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他这个时期的作品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战时国统区政治黑暗的暴露、讽刺和战斗;另一个内容是对抗日民主根据地新的斗争生活的反映和歌颂。

　　在抗战胜利初期的国统区的民主运动中，由于国共和平谈判，国统区政治紧张气氛有所缓和，沙汀还能在家乡安县县城露面。1946年上半年，他又曾受党的派遣到重庆做过一段时间的文艺界联络工作。同年冬内战爆发，他又奉命还乡，重新隐蔽下去。

　　1948年，四川省保安司令部在《综合一周匪情》的报告中称：“安县奸匪杨子青(即沙汀)，用川西北籍地方亲属关系掩护其工作，以睢水乡一带为根据地。”并下令缉拿他。严重的政治迫害使沙汀在人民解放战争的几年间离开家庭，独自一人辗转奔波在安县的睢水、秀水、永兴、板栗园等场镇避居。然而，就在避居人家的“堆柴的屋子”里，在“锅炉房里”，他仍坚持进行创作。反映国统区农民自发的群众斗争的优秀长篇小说《还乡记》就写成于这个时期。此外，还写成了《呼嚎》和《医生》两个短篇小说集，其中包括《范老师》《呼嚎》《医生》《酒后》《炮手》等优秀短篇小说。

　　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沙汀与解放区文艺大军会合了。沙汀向率部解放成都的贺老总说：“贺老总，我来归队了。”贺老总说：“欢迎你的归队。”接下来贺老总又打趣道，“你这个沙汀啊，人家都是老婆跟着老公走，你倒好，跟着老婆走。”说完爽朗大笑。

　　新中国成立后，沙汀着力于筹建川西文联、西南文联，1952年调任北京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1955年回川后任四川文联主席兼任《草地》主编。“文革”后，沙汀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并接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工作，率领作家及研究人员赴各地考察、研究，直到1980年才辞去文研所所长职务。20世纪80年代，沙汀多次回乡，缅怀故里，形成了他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创作高峰期，直到1992年过88岁生日的时候仍笔耕不辍。

　　“文革”中被监禁期间，沙汀撰写了几十万字的回忆录，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直到20世纪80年代，沙汀才逐渐转变文风，讽刺成分渐渐减少，相继创作《青杠坡》《木鱼山》《红石滩》三部中篇小说，文学评论界誉之为新“三记”，并把它作为“前三记”的续篇。之后沙汀将三篇辑成《走出牛棚以后》。同期的散文亦以川味乡土题材为主，他先后发表《睢水十年》《杂记与回忆》等作品，具有较高的文学和史学价值。

　　1992年，沙汀走完了他伟大而传奇的一生，魂归故里。回到美丽的安昌江畔，与诗仙李白为伴。沙汀去世后，安县人民政府将他的骨灰移至安县安葬，并建立沙汀作品陈列室予以纪念。其平生所作大多收集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沙汀文集》中，四川人民出版社也整理出版了四卷本《沙汀选集》。

　　沙汀随着时代的变化，经过对形式、风格的刻苦锤炼和追求，已经逐步形成了自己主要的、确定的风格特征。这种特征可以大致表述如下：他无论是对反动统治的揭露、对被压迫人民的同情，或是对新生事物的歌颂，都善于从日常生活和社会风习中选取富有特征意义的事物，并且将平凡事物的描绘与迫切的社会问题的揭示结合起来。不同于漫画式的夸张和突出刻画的手法，他注重让形象说话，不轻易流露主观感情，用简洁、含蓄、乡土气息浓郁的笔墨，严格遵循生活本身的逻辑，按照生活本来的面目，对事物做客观的描绘，从而使作品的倾向性在鲜明、逼真的画面中自然地流露出来。他也追求创作中的情感因素和诗意，但不是感情的放纵和诗意的奔涌，而是将情感和诗意包孕在沉实缓慢的节奏和凝重、淡泊的意象中，从而透露出蕴藉、隽永的诗意来;他的作品明显地以幽默、讽刺见长，但这是一种“在愤怒中保持平静，在狡猾中保持仁厚的幽默”(别林斯基语)，是一种将厌憎深藏在揶揄、嘲弄后面的富于喜剧色彩的讽刺。在美学风格上，不是田园牧歌的抒发，也不是原始遗风的追寻，而是从现实黑暗和人民苦难生活中浓缩成尖锐的畸形画面，透露出阴郁的苦涩格调，作品具有一种大巧之朴，浓后之淡的醇厚、质朴、老辣、精微的美。 （编辑：moyuzhai）